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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是发行于伪满洲国的一家综合性社会文化类期刊，由于其与五四时期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同名，因此，本文在表述中于《新青年》之后缀以“（沈阳）”以示区别。此刊是由满洲国协和会奉天省事务局及奉天青年团掌握的一家刊物，创刊于1935年10月20日，编辑地点设在“奉天市商埠地三经路满洲国协和会奉天省事务局”。发行人申杰，编辑陈健男、苏菲、成雪竹，其中陈健男担纲编辑人。《新青年》（沈阳）在创刊号（1935年第一卷第一期）扉页之后刊有十分简单的《发刊词》，对刊物的宗旨与任务计列五项，分别为：表现式；统一青年之思想；探讨学术及发扬文化；克制外来之思想不良刊物；复兴满洲文艺并挽救出版界之没落。创刊号之末的《编后记》中也写道：“本刊非纯文艺质，故材料之采纳，决不限于抒情文章方面，其他的世界知识，科学，军事等论文，本刊更要择精粹者而刊之，以献于读者。”创刊号所载《征稿简约》中也言：“本刊征求下列稿件：时事论文，学术论文，文艺理论，文艺创作，照片漫画等。”
在上述期刊编者的表白中，《新青年》（沈阳）的政治色彩与期刊定位十分鲜明地得以表现。《新青年》（沈阳）正如其刊名所示，是一本面向青年的刊物，而且也就如该刊发刊词所言，是一本“统一青年之思想”的期刊媒体。那么，它究竟以什么思想与学说“统一青年之思想”呢？
《新青年》（沈阳）创刊号的首篇文章是署名为“皑”的《民族协和之精神——民族自决与民族协和——民族之意义——民族协合（和）之真精神——》一文。作者指出，欧战以后，民族自决的思想流行一时，这种思想的目的是：“要求以一个或数个民族集团，组成独立的国家。”但这种思想“只限于一个数个民族，而且所要求的又侧重于独立，自主”，从而“忽视了民族间的联络与合作，他们的目光非常狭小，”不仅“民族间的仇视与斗争的情绪”“无形的被掀起来，战争的危机在潜伏着”，而且“国民的经济生活上也受到很大的恶影响”。所以应“讲求民族感情的融合，在共同意识下进行文化、经济等建设工作”。而且“先进的民族以提携的精神领导落后民族”，落后民族随从“先进民族创造共同幸福的工作”。（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国家的独立、自主明明是正义的要求，此里却被视为“目光非常狭小”，而且潜伏着战争危机。明明是侵略他国且肆意掠夺、荼毒生命，却堂而皇之地为自己戴上“提携落后民族建设幸福生活”的光环。
以上述“理论”为基础，作者铺建了所谓“民族协和真精神”。在作者看来，这种精神的所在，第一是可以消除战争，各民族间以真相见，自然能免除政治上、经济上的冲突，而没有冲突“战争当然不会发生”，“和平可以永久的维持下去”。任何有良知者都不禁会问，以武装侵占了他人家园，却以祖师爷的口吻“教诲”被奴役者当“以真相见”，免除冲突。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呢！第二是“可以提高文化”。作者提出，“一个民族若自封锁，不和其他民族合作，文化的进展是非常的缓慢的”。“亚洲诸民族的文化，有的非常进步，可以媲美欧美（如日本），有的却非常落后”，“如果亚洲各民族间能够彻底合作，为种种杂多民族文化开一统一融合之途”，“亚洲全体文化的水准便会高涨起来”。以一民族文化的落后作为侵略别国领土的借口，以“进步文化”自居，实施文化吞并和文化霸权主义，世界文化何能“高涨起来”？这完全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假说。第三是可以开发经济。在作者看来，“在民族自锁之下，只以自力开发经济，拒绝和其他民族合作，经济的开发是不会有多大的进展的。”作者不打自招地说：亚洲有许多山林、矿山、高原、沃土还没有开发；“放着很多的富源不能提供与自民族和他民族享受，而甘处于低劣的物质生活中，这是多们（么）愚蠢呢？”又说：“仅仅在这三年中，满洲经济上的进步，比较二十年前所走的还快。……满洲民族所受的实益真笔不胜书，民族协和的功效已经在实际上与我们以证明了。”武装侵略的重要目的之一是经济与资源的掠夺。而把这种掠夺说成会给受害者带来“福祉”，实在是荒谬至极。
从《民族协和之真精神》中，我们窥视到了《新青年》（沈阳）发刊词中标示的“统一青年之思想”的内涵，也体察到此文中所言“共同意识”的真义。如是，《新青年》（沈阳）此后出版的诸期，都有类似文章在首篇刊出。伪满政府任尚书府大臣袁金铠撰写、从《新青年》（沈阳）1935年第二期连载的《王道梗概臆说》、1936年第三期刊登的《王道与礼教》等文章，以诠释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政安臣民”的王道，为日本侵略者的“王道乐土，共存共荣”张目。以“编者”名义发表的《我们的意义》（1936年第六期）一文，将“表现协和”视为伪满洲国家乃至《新青年》（沈阳）的第一工作要义。其中说道：“满洲帝国不是任何一个民族独有物，它实有连系诸民族未来命运之可能性。”“协和为满洲国人之统一信念”。表达了《新青年》（沈阳）以宣扬“协和”精神为宗旨的期刊面目。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青年》（沈阳）将此类文章定制为“协和论文”、“建国精神论文”而进行广泛的征集活动，并付予高额稿酬。
正如《新青年》（沈阳）发刊词所言，其以“复兴满洲文艺”为自己职责之一。然而，在服务伪政权的政治指向下，汉奸文学作品充斥于其中。且看李丽的小说《到处方便》。这篇作品发表在《新青年》通卷第五十九号“民族协和实话”专栏中。“实话”是沦陷时期东北文坛出现的一种特殊文体，多以社会实事为叙事对象，而不注重人物塑造，具有服务时局、直白说教的特征。《到处方便》记叙的是作者在旅途中的一段经历。“我”由于丈夫未能获准请假无奈只得只身携两个幼儿赴省城奉天省亲并为幼子治病。当“我”提着众多物品领着子女上车时，竟然找不到一个空坐，对于这母子（女）来说将是一段十分疲惫而痛苦的旅途。恰在此时，“我”遇到了几位“好心”的日本乘警和日籍旅客，他们宁愿自己站着而将座位让给了“我”和“我”的孩子们。旅途中，不仅日本妇女“和蔼”而“真挚”的主动攀谈遣走了“我”的寂寞，而且“又承人家赠给的饼干和汽水，使熊儿减去不少的跑跳，苹儿也因昨夜病闹和一夜未得安睡，此刻倒在怀里睡个不醒。”在火车抵达省城后，他们又帮助“我”抱孩子、拎物品走出站台，全然解除了我的旅途之忧，这“使我感激得无法形容”。“我”感到：“我们这两个民族协和的实际实在，在这整个民族生活途上有着灿烂的幸福之光了。”作者感慨道：这“使我感到各（个）人的欣幸，整个的两个民族的生活协和之途的欣幸呵。”作品的结尾作者又写道：“想起这一点困难意外的得以解决，直不住的暗自庆幸，然而想起建国几年来，我们日满两国民协和的事迹，这并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将来恐怕亲近像一国民族了。”
其实，《新青年》（沈阳）中此类应时附逆的文艺作品，绝不是唯此仅有。其他如署名新民的“建国弹词”《日满亲善》，通篇是鼓噪“日满光荣”之语，一句“日满协和永无疆”真切暴露出作者的汉奸文人嘴脸。刘伟华的《春节打油诗四首》，以改革春节繁缛的礼俗为名，“提倡精神协和”，号召“虚礼积习共废除”，以达“协和旨趣心心印”之目的。此外，如《寄新青年百六十言》《祝满洲国旗》等均为此类作品。
尽管如此，客观地说，《新青年》（沈阳）刊发的文学作品，上举一类还属边缘性作品，在期刊中并不占主流。在《新青年》（沈阳）期刊周围，聚集了相当一批当时沦陷区的主要作家，金音、小松、爵青、牢罕、努力、古丁、石军、秋萤、成弦、山丁、杨絮、信风、疑迟、黄曼秋、也丽、百灵、王则、李妹、赵鲜文、袁犀、但娣、安犀、崔束、陈芜等，都在《新青年》（沈阳）上发表作品。其中爵青的《麦》、赵鲜文的《看坟人》、袁犀的《流》、骧弟（金音）的《宵行》等小说，以及山丁的《萧军与萧红》等散文，于今已经显示出了其文学史的意义。
《新青年》（沈阳）初始虽然发表一些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体裁的作品，但所占每期篇幅不多，栏目也较简单。至通卷第四卷第四十八号，才有改观，现出“散文小说”“诗歌”等专栏，至第五卷第一期（通卷第四十九号），又有小品、随笔、独幕剧等文体栏目，此后，又有“俏皮文章”“电影脚本”“文坛偶语”“每月文艺”“每月文评”“文场风景”等众多栏目。尤其是自通卷第八十五号起设立的“每月文艺”专栏，显示出纯文学期刊的态势和风采，诸多文坛名家齐聚此栏，为东北沦陷区文学的历史留下了比较丰富且颇具研究价值的文学遗产。
《新青年》（沈阳）刊发的文学作品，相当部分显示出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关注人生和现实的时代特征和传统。20世纪20年代便活跃于东北文坛的乡土文学作家赵鲜文，此时在《新青年》（沈阳）上发表了小说《看坟人》
我愿在酒后里说话
因为那时我能忘掉了四周的恐怖
我愿在海岸上唱歌
因为它能给我和声的伴奏
酒和海是我生之灵魂
但它俩偏偏要离开我
我愿酒在海里
我又愿海在酒里
准确地说，《偶歌》还算不上新诗中的上乘之作，但却表达了沦陷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的独特心态。“作者心态”是文艺心理学的一个特殊范畴。但是《偶歌》所表现的，不是作家在进行作品创作过程中的心理状态，而是作家对自我生存环境、社会环境的沉重表达。在这种富有哲理性的表达中，有对社会恐怖的拒绝，有对无歌世界的诅咒，集中展现的是作者对极端社会的愤懑和应有的文化人格。当然，诗人又以一种自我麻木，呈现了内在世界复杂的双重心态。
从上述《新青年》（沈阳）上刊载的作品中，我们窥测到了这家杂志在殖民政治下的另一种文化样态。
对外国文学及其理论的关注，是《新青年》（沈阳）杂志又一重要特征。创刊号便开始连载法朗士著、邵吼译《论法国古代民歌》一文。文章对法国祖先留给其后人的“最甜蜜的纪念品”——民歌，做了民俗视阈的解读，盛赞民歌的作者——老百姓是“我们语言的工匠，我们诗的老师”；民歌的诗句“是清脆的、嘹亮的，具有一种高明学者所求而不得的简洁，图画能骤然纯洁地由民歌中跃出来，说一句概括的话，民歌里面是有一个云雀的……它不惟有了云雀轻快的飞翔，并且有它的清晨的鸣唱。”
《艺术与知识的传达》，Hirn著，雨泉译
《论“短篇小说”故事之进展》，W.Harbin著，良才译
《热情诗人拜伦》（连载）鹤见祐辅著，魏晋译
《现在法兰西戏曲文学》，夏炎
《观剧后》（小说），柴霍甫著，志馨译
《鹦鹉》（小说），W.Wrank著，马忆译
《机遇》（小说），安特列夫著，毕尔译
《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丁大
《海的风景线》（诗），堀口大学著，鹿丹译
《朝》，山村暮岛著，鹿丹译
《疯人的故事》（独幕剧），益和甫著，魏巍译
《为什么英国人喜欢萧伯纳》，艾思温著，余生译
《揉核桃的中国人》（散文），Frnest Cordes著，凌霜译
《鲁迅先生追忆》，内山完造著，樱紫译
《一封美丽的信》，Bruno Frank著，罗金译
《乞食者》（诗），屠介涅夫著，NL译
《我怜悯》（诗），屠介涅夫著，NL译
《人格与小说》（外五篇），菊池宽著
《堀口大学诗三章》（诗），百灵译
《勇敢》（小说），高尔斯华绥著，王静译
《马拉美诗抄》（诗），惜芙译
《赛珍珠叙传》，徐萩译
《战地鸳鸯》（电影脚本），海明威著，编剧：格莱撒，白磷译
《日本的现代文学概观》，菊池宽著，柏苍译
《俄国短篇小说概论》，米川正天著，可钦译
《赛珍珠与她的新作》，光洲
《柴霍夫致高尔基十通信》，胡雁
《爱国诗人邓南遮》，唐田
《阿部劳茂夫的梦》（小说），龚察洛夫著，陈非译
《潄石山房之冬》（小说），芥川龙之介著，江飞译
《在农村》（诗），白里芒克著，迟夜译
《戏伐剧的草稿》，菊池宽著，江飞译
《关于巴尔扎克的批评片断》，刚译
《日子》（小说），L.Alzamora著，董河译
《接吻》（小说），布拉斯科伊巴斯尼著，李牧之译
《父亲的手册》（小说），佐藤八郎著，牧之译
《蔷薇及其他》（散文诗），屠格涅夫著，田瑯译
《沙漠的恶情》（小说），巴尔扎克著，田瑯译
《他的日常生活》（小说），武者小路实笃著，共鸣译
《莫里哀的生涯和他的艺术》，代木子著
《巴·达·班姬奇谭》（小说），哥士敦·D.鲍洛斯基著，李牧之译
《紫罗兰》（小说），Sir Arthur Quiller couch著，田瑯译
《一个名优的诞生》（小说），丸尾长显著，程文聪译
《脱忽鲁儿之再起》（小说），加藤二郎著，李牧之译
《无题》（诗），James’ Thomson著，光友译
《女人》（小说），芥川龙之介著，共鸣译
总观上述可见，《新青年》（沈阳）对于外国文学及其理论的译介，其量相当可观，其译介的国际视野亦是宽泛的，文学题材、体载的选择也显示了多元性。就此而言，《新青年》（沈阳）尤其是后期的《新青年》（沈阳）的文学译介，对于开拓作家视野、吸纳现代创作手法、融会创作模式以发展东北沦陷时期文学，起到了相当的推动作用。
无疑，外国文学之于东北沦陷时期的作家是极具积极和建设意义的养料。爵青当时即曾说：“外国的小说，大家看的都不少，都是把人物插进时代里去的。”小松也毫不讳言：“我的诗歌，受的影响是丁尼荪的抒情诗，打学生时代就很爱读。”在小说方面，有帕索斯的“部分影响”
注重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是《新青年》（沈阳）的另一特征。于赤叶的《艺术之意义及价值》、草公的《谈创作》、湖风的《文学中的典型和类型》、梦麟的《审美的批评》、杰的《演绎的批评和归纳的批评》、木风的《文学的客观性》、白戈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等文是这一特征的具体体现。其中，《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是一篇充盈着学理性和思辨性的纯正的文学理论研究之作。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是文艺学的古老话题，也是文学理论体系中的基本问题。在某一作家身上，具体体现为两者的相互关系上。作者针对以往“方法实际就是世界观”“世界观等同于方法”的观点分析说：“等同”论意味着“作家要创作出一件好的作品必须首先获得一个正确的世界观，没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便不能创作出一件好的好（作）品，所以一个作家底世界观与创作方法这个问题底解决就是叫一个作家先改变了他底世界观然后再去创作，而且只要世界观一正确了便可以创作出一件好的作品，主要的就是叫作家学得一个正确的世界观。”这一观点虽然是从所谓“方法亦不外是世界观或关于世界的各种见解底体系”这一正确命题得出的，但却是一个“抹杀两者底一切差别”的错误结论。因为，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就可以证明：巴尔扎克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是矛盾而非同一的。一些人之所以未能正确认识两者的关系，“主要的就是不了解艺术创作是一个艺术家与现实性底交互关系实践过程，而只把它当作一个起于意识底范围内的思辨过程”
作者认为，艺术家无法脱离现实，且企图在作品中描写或反映现实的各个方面。在这种观察和描写过程中，必须通过意识并实现其与现实的统一。因此说，作家的意识只是客观现实的反映。所谓世界观，就是“现实性的一定的反映和说明”。作家艺术家当须“从实践中去把握客观的现实性”，其“所记艺术创作就是将所把握着的客观的现实性用形象表现出来的实践过程。”当然，作家艺术家“所把握着的现实性是与客观的现实性完全两样的”，这种矛盾的化解，“也就是作家底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问题”获得了正确的解决
既然已经出现有伟大的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一反“自己底世界观上的偏见而达到客观的世界底现实性”的历史现实，那么，“一个作家要解决世界观与创作方法这个矛盾，却相反地只有努力充实自己对于生活底知识和经验，致密的研究客观的现实性而获得写实的手腕或现实的方法才行。因为这个方法便是超过作家底偏见而达到正确的实底的描写底唯一的道路”。实际上，一个作家愈是能够描写出现实的真实，便愈是接近正确的世界观。从一定意义上说，“创作方法底正确是可以改变不正确的世界观的”。就此，作者得出结论：
作家要使自己底意识不成问题而创作出好的内容的作品，主要的却在获得一个能够正确描出现实性的创作方法，即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这种方法底完成，便是作家底世界观与创作方法这个问题底解决。
依当今之见，世界观无疑对人的实践活动起着指导与制约作用，文学创作活动当然也不例外。但是我们又不能将创作方法与世界观视为等同。这是因为艺术家既受世界观的制约，又要依审美规律进行创作，而前者是只有同艺术家对生活的审美感受结合起来化为艺术的骨肉与血水，才能在创作中发挥作用。同样，创作方法作为一种艺术审美原则，除受到世界观的制约外，还有其自身规律，它的独立性与依附性可以使作家自由地运作，并在实践中对作家的世界观不断地得到修正。其两者间的这种对立统一关系，在人类的文学创作历史上一再地得以重演。白戈的文章或明或隐、或直接或间接地显现出这种理论的意味，其中虽有偏颇，但确也表现出了某种超前性。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见出，《新青年》（沈阳）对于东北的社会制造及其双重文学选择，显现出其是一本有着诸多自我内在矛盾的期刊，政治上附逆及部分文学作品的媚敌与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文学篇什，具现出较大的反差，这种反差体现了东北沦陷区作家某种程度的抗争意识，又表现了《新青年》（沈阳）文学编辑者不满现实又无奈于现实的生活情状与心态。深入研究《新青年》（沈阳），对于深刻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以及复杂的东北沦陷区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