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度，唐代文学仍然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热点之一，这其中又以唐诗类论文占大多数，并且还是集中在代表性诗人及其作品方面。兹综述如下。
关于唐代文学的整体研究。李晖《论唐诗的理思》1201890一文认为，深刻的理思也是唐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艺术高峰的重要因素。唐诗的理思与唐诗的情韵一起，是唐诗起飞的两只翅膀。唐诗初、盛、中、晚各个时期，尽管审美取向不同，但理思却一直贯彻始终。唐诗理思深刻，其中，最多、最引人注意的是其人生理思和历史理思。而且，其深邃的理思又是通过意象、意境化这一艺术转换来表达的。艺术转换的具体方式是：露藏、复原、转议和比喻等。王钟陵《唐诗中的时空观》1201891从时空两方面探究了唐诗的特质。该文的分析是，相对于魏晋六朝伤悲的时间流逝感，唐诗则是消退了悲伤情怀的时流心理，这种时流心理是采用神话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萌生着对时间流逝节拍的非等速性猜测。唐诗融进了时间因素的阔大的空间观念，就观念发展的序列来说，乃是由六朝园林空间观念向汉代开阔广袤的地域观念的一种新的回复。唐诗的空间感受既雄阔又真切细致，体现出一种大与小相即相入、园融回转的空间观，这是将汉人的阔大空间同六朝的园林空间相综合的结果：大不再是直线似地铺展，而是可以收拢到很小中来，亦即是人们对于大的空间已能加以有效把握，人，不是随空间而四散开其心智，而是空间随着人的心智而变化。于此，展示出唐诗一种成熟丰富的智慧之光。唐诗歌文学获得全面发展，叙事诗也开始大规模登上文坛，刘立文对此撰文1201892进行了剖析。刘立文认为，唐代文学服务于政治的理论被全面阐述，并以一场规模不小的新乐府运动将古典现实主义创作推向顶峰，唐诗叙事诗正是在这一特定的社会文化氛围中最终发展为各自凸现民族文学某一主要气质的三大类型：乐府类、言情类、变文类，并对后代叙事诗发生了“形成性”影响。唐代乐府叙事诗歌吟的是其人生价值及其政治理想；言情叙事诗流露着自我情感，饱含抒情气息；变文叙事诗所歌唱的则是民众的审美情趣。唐代叙事诗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印迹，铸就了后继叙事诗的表现模式。
对于初唐文学的探讨。尚定《关陇文化与贞观诗风》1201893一文从初唐特定的地域文化现象——关陇集团进行考察，进而指出，关陇势力特殊的文化背景造就了贞观诗风明显的北方化倾向，也正是这一点，贞观诗人的诗美追求成为唐代尤其是初唐诗歌美学思想的起点。文章从《全唐诗》所录贞观诗人诗作数量及地域分布出发，说明贞观时代的诗歌创作基本上是以太宗及其群臣为中心而展开的。太宗前期以军旅、边塞生活为题材的述怀言志诗，其总体风格与北朝尤其是隋代北方诗人的创作有较深的渊源关系。关陇文化之于贞观诗坛的再一影响是，贞观诗人的诗作中咏古题材相当普遍，且所咏之对象以汉帝国故事居多。唐初文士站在关陇文化的角度审视南北朝文学，对六朝的“清绮”是阻止其形式主义的继续下滑；对北朝的“气质”则是“以短为长”。初、盛唐时代，南北文学合流已成为诗歌发展总趋势，而“气质”正是这个时代诗风的基调。因此，便不难发现贞观诗歌美学思想所具有的起点意义。尚定从文化学角度探讨了贞观诗风的时代特质及其处于唐诗史上的起点意义，体现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对初唐诗的总体评价，吴光兴《论初唐诗的历史进程》1201894一文认为，长期以来，陈子昂和“初唐四杰”在唐诗史上的地位被不合史实地拔高，陈子昂与“初唐四杰”的诗歌创作和主张并没有创造出力挽狂澜的历史事实。总体来说，初唐诗歌依然平静地继续着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宫廷趣味，并未因陈子昂和“四杰”的出现而发生突变。吴光兴还主张从诗史的发展结构着眼，将初唐诗史整合到魏晋南北朝诗史中进而以200——700年的诗史作为一段有机的发展过程，也许更符合历史事实。吴光兴久对初唐诗进行了自己的积极的探索和思考，对人们作初唐诗的进一步研究不无借鉴和启示。就文学上初唐和盛唐的关系，尚定撰文《走向盛唐》1201894，较为具体地勾勒出了唐初近百年诗史走向盛唐的流程，指出，建安与盛唐是中国中古时期诗美流程的起点与终点，这个时期的诗歌演变大致可以纪元七世纪前后为标志，分成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着力于诗歌美感形式的探索；后一阶段呈现出审美内涵深化以及与美感形式结合的趋势。盛唐气象就是这种结合的完美形态。显而易见，后一阶段即初唐，就中国古典诗歌最高审美规范——盛唐气象的形成，具有更为直接的意义。对于初唐山水诗歌，人们历来研究不多。葛晓音《从“方外十友”看道教对初唐山水诗的影响》1201896一文探讨了唐初道教对当代山水诗歌创作的复杂影响，说明宗教哲学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因时因人而异，有利有弊。该文还指明，明清诗论将盛唐山水诗成就归因于释道主空无清净宗旨，只是一个笼统印象，不足为理论根据。于此，显示出对初唐诗史主要是山水诗史研究思路上的一个深层突进。潘慧惠《骆宾王研究述略》1201897概述了历史上直至新时期有关骆宾王其人、其事、其诗文方面的研究情况，为更好更进一步地研究骆宾王以及“初唐四杰”在初唐诗史上的地位提供了线索。近年来，在对初唐诗人的研究中，诗人王梵志逐渐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已有了相当数量的探究文章，出版了洋洋大观的诗集，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华世鑫《王梵志及其诗》1201898重点对王梵志的诗作进行了论述，认为王梵志诗是通俗、直言、平淡中见真情，奇崛中见个性，是元白诗歌革新运动的先声。黄新亮《挺出狭谷，放观天地的杰出诗僧——王梵志》1201899一文从中国僧诗的历史沿革中考查了王梵志诗的历史地位。王梵志之前，僧诗在宗教的狭谷中徘徊，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王梵志的历史功绩在于他对僧诗的题材与主题作出了巨大拓展，挺出狭谷，放观天地。有唐一代僧诗的大繁荣，王梵志是首开其端。
盛唐文学是迄今为止的中国文学史上最崇高最辉煌的时期，文学巨子李杜的相继出现使盛唐文学拥有着中国文学史上其他时期无法拥有的骄傲。历来，李杜研究经久不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张立伟《自由与爱——李杜诗的主旋律》1201900一文高屋建瓴，从问题的最本质方面出发，认为，李白诗作的主旋律突出的是极其强烈的对自由的个体追求，李诗唱赞着人格尊严，高扬着个体精神，向往着逍遥无羁。对比之下，杜诗强调的则是对群体的关怀——爱。杜诗唱赞责任感，谴责反人道，提倡民胞物与，反映出异常典范的儒学仁爱观。张立伟认为，李杜展示了一种较成熟的人性，代表着中华民族对人性培育、塑造和建构上的一个高峰，因而成为后人念念不忘的理想标本。另一角度对李白进行研究的是葛雷《兰波之梦——兰波诗与李白诗之比较》1201901一文，其文将李白诗作与法国十九世纪著名诗人兰波诗作进行了对照分析，说明虽然在李白与兰波之间，在追求修炼，追求醉梦的美学趣味上极为一致，但二者实际上却有着绝然不同的本质。李白是在世态炎凉沧桑中饱经忧患而达到的一种在醉中寻真的弃世态度，是一种道家的清虚状态的大动若静、飘无定止的不可俯拾的美的境界。而兰波，只是一个十几岁二十几岁的青年，其诗作还只是年青人的那种去发现、去开拓、去进取、去征服的一种狂奋，是一种纯粹的大动。李白的诗梦是一种逃遁，是对自我和现实征服后的安享，兰波的诗则是一种征服，是一种没有边缘的向四方的辐射漫延，尚未进入那种清虚空无之境。比之于李白的飘逸不羁，杜甫的忧患沉郁，就中国传统文人来说，有着更多更为强烈的共鸣。
今年，恰值诗圣杜甫诞生1280周年，四川省杜甫研究会、河南省巩义市政府于今年4月15日至19日在诗圣诞生地——巩义联合主办了“纪念杜甫诞生12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近百位中外研究家出席会议。会上，黄志辉提出的论文《全面认识杜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1201902梳理了自杜诗诞生以来杜甫研究的基本概况，认为，迄今1200余年，对杜甫和杜诗的研究“历经杜诗评点——杜诗学——杜学三个历史时期”。现在，杜学已逐渐成为唐代文学研究中成绩辉煌的一门显学。杜诗分期是人们研究杜诗经常论及的问题，今人多以安史之乱来划分其为前后期，有的又将后期析为陷贼、为官与漂泊西南二期，裴斐认为1201903此种划分似嫌粗疏，远不足以揭示杜诗发展变化之轨迹。裴斐根据浦起龙注本以秦州为界将杜诗分为前后共计八期：前期包括48岁以前的壮游、功名恶梦、辗转兵燹三个时期；后期包括直至亡逝的奔逃陇蜀、栖息草堂、流离西川、羁留夔府、落魄荆湘五个时期。裴斐认为，壮游时期是杜诗风格尚未形成的懵懂期，杜诗风格的正式形成是功名恶梦的长安十年并在辗转兵燹期间继续发展，逃奔陇蜀使其风格发生变化，栖息草堂时形成新风格，接着在西川流离时再次更高层次上复归到辗转兵燹期。夔府羁留是杜诗全面发展的登峰造极期。落魄荆湘时，整个说来，诗的质量明显下降，是落潮期。同杜诗分期一样，杜甫与唐宋诗之变，也是人们论述颇多的一个问题。于此，程杰继续进行了探究，1201904分别从主体的道德性与现实性、客体的写实和尚意以及艺术表现的博学与独创三方面阐述了杜诗开创宋调的具体内含。
关于王维。刘珈珈《对王维研究的若干观点之辨析》一文1201905针对目前王维研究中流行的主要几种观点，诸如“与世隔绝”说，“脱离现实”说，“怀禄恋栈”说以及“剥削阶级闲情逸致’说等一一作出了辨析。张清华《王维的审美理想与他的诗歌艺术》一文1201906就王维诗作的艺术成就及其成因分析说，王维的诗作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显示了融合汉魏偏重寓意抒情和齐梁善于极貌写物的长处。王维所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原因在于他具有进步的审美理想，集诗人、画家、音乐家于一身，有着多方面的艺术修养，且处于思想自由、开放的盛唐时代。谈到王维，自然就使人们联想起孟浩然。李华《孟浩然与陶渊明》1201907论及陶渊明对唐代诗人的影响时认为，这种影响在孟浩然身上体现的更为突出。李华就孟浩然的时代、个人经历、思想作风和诗歌创作的内容、风格等一一与陶渊明进行了比较，并重点指出，孟浩然学习陶渊明深有所得的地方就是其诗作的“淡”，归纳起来体现在四个方面：内容的平淡，感情的冲淡，兴味的旷淡和语言的简淡，从而揭示出孟浩然田园山水诗风除了其自身的心性修养外，还有着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陶渊明的巨大影响。
与王孟的山水田园诗相对峙的盛唐边塞诗，究竟如何评价，近年来，人们纷呈己见，众说不一。秦绍培、刘艺《论唐代边塞诗及其繁荣》文1201908阐释边塞诗的含义时认为，边塞诗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与边塞征戍有关涉的诗，一是吟咏边塞自然风光风土人情的诗。文章说，有唐一代边塞诗数量宏富，作者众多，质量高超，一派繁荣景象，这是由内外两方面的因素所共同导致的：内在因素——边塞诗自身的历史发展；外在因素——国家的空前统一，民族的相互团结，追求建功立业的时代精神，当时的民族政策以及唐统治者较为开明的政治思想。对边塞诗进行不同上述的别一角度研究，李雪烨《唐代边塞文学和美国西部文学中的开拓精神》1201909一文将唐边塞文学与美国西部移民时期的文学作了一番对照分析，认为，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是唐代边塞文学与美国西部移民文学所共同的。这两种文学都充满着昂扬奋发的情调。唐代边塞文学中的开拓者多半是庶族士人，这些人摆脱了魏晋门阀的长期压抑，展示出巨大的创造精神。唐代的边塞开拓表现为防卫式的开拓。美国西部文学中的移民大多是欧洲国家的政治犯、贫困者和冒险家，他们一踏入美国，就融汇成一支巨大的创业队伍，成为美国社会的新血液。美国的开拓表现为扩张移民，谋求生存。
中唐前期大历诗人的文学实践，近年来逐渐引起研究者注目。蒋寅《韩翃与盛唐之音的终结》1201910一文从分析韩翃诗的疏淡品格入手，指出韩翃的“疏”不是风格意义上的疏，而是内容的疏，它源于由汉乐府而来的装饰风格。这种装饰风格盛行于开天时代，到崇尚清空的大历时代便如“天宝时世装”一样不合时宜，遂招致后进目为恶诗。由于辗转幕府，以笔墨事人的独特经历，韩翃培养了应景作诗的技巧，并以装饰风格成功地建立起浏览高华的盛唐风格。但他回避现实、粉饰太平的致命缺陷终究使这盛唐风格流于空洞虚假，成为盛唐之音虚浮的尾声。该文虽只是一个关于诗人的批评，但着眼于诗史流变，提出一些启人深思的问题。对于大历+才子诗歌的审美特性，刘国瑛《论大历+才子诗歌的审美特值》1201911将其从整体上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空疏萧散与幽深淡远的意境；第二，深微细腻与新奇纤巧的描写；第三，从审美意象到形象的二重世界。
对于中唐时代的元和文学，尚永亮《元和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1201912从宏观上进行了一番较为详尽的论析。该文将贬谪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加以研究，指明中国贬谪文学的开端在屈原，鼎盛期则在唐、宋两代，两代中，又突出表现于元和、元祜两大时期。这两大时期众多的贬谪士人中，柳宗元、刘禹锡和苏轼、黄庭坚为突出代表，白居易是承继柳、刘开启苏、黄的过渡人物。从屈原到柳、刘，中经白居易而至苏、黄，标志着中国贬谪文学的三个重要阶段，显示了贬谪诗人的三大心理流程，也即是：如果将屈原赋作中表露的主导精神意向视作贬谪主题的一种基本模式，那么，上述三阶段的突出特点便是模式的确立、模式的继承发展和模式的突破，亦即从执着走向超越。元和时代，柳宗元、刘禹锡、韩愈、元稹和白居易五大贬谪诗人生命沉沦和心理苦闷历经了三个阶段：万死投荒的贬谪路途，个体生命发生巨大逆转；到达贬所后，肉体与精神受到更严重摧残；谪居生涯，导致性格变异。在元和五大诗人身遭贬谪的执着意识和超越意识中，白居易是一个特异存在：对险恶政治斗争的体现，对整个人生的深刻内省，构成其超越意识的心理基础；饮酒、参禅、治道、伏游山水是其走向超越的具体途径。
中唐时代，不同于其他大诗人，白居易不仅诗歌创作成就高，而且还发生了巨大时国外影响，这自然主要是指日本。詹志和撰文1201913论述说，白居易对中古日本的“和歌”“物语”“触乐”产生了十分直切的影响。不止于此，白居易几乎是渗透到了中古日本文学（乃至艺术）的各个领域。詹志和分析白居易之所以对中古日本文学产生如此重大影响的原因时认为，比较文学研究中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影响研究尤其是“超越影响”的研究，除了“史学媒介”外，还必须注意一个特殊的媒介——“美学媒介”的意义。试将白居易与李白、杜甫放置到一起来看，李、杜皆先于白而盛享诗名。李、杜的诗作，特别是与日本谴唐使阿倍仲麻吕交往甚笃的李白的诗作，当其在世时就传入日本，然而，在日本中古文坛上，李、杜始终没有像白居易那样产生廓大辉煌的影响，这并非李、杜诗作不如白的诗作，而是由于李、杜诗风不如乐天诗风更能与当时日本文坛的时尚也即美学价值取向发生和鸣。白居易与中古日本文学之间，正是因为均有唯美与感伤（詹文认为，就中唐诗风的新变和诗人积极深造之所在而言，必须看到，白乐天之所以为白乐天的嘎嘎独造，大部在于其对唯美与感伤一格的标举弘扬。）这一近似的“美学媒介”，这才发生了白诗巨大的影响效应。至于对白居易具体诗作的评析，王富仁《角度和意义所指和能指》1201914一文借用索绪尔语言学方法，从文学作品的角度与意义的联系出发，阐释了《长恨歌》主题的内在蕴含，得出结论说，《长恨歌》的主题就在于表现的是美的毁灭与美的向往。张中宇《〈长恨歌〉主题争论若干问题之管见》1201915文在辩证了其爱情主题说后，归纳出《长恨歌》的主题为描写了李杨爱情悲剧的复杂过程，着力反映了封建帝王溺情荒政的严重后果，从而批判了唐玄宗重美色轻社稷的错误作为，并以此作为后世帝王的鉴戒。李志明《应识物语染长恨也缘讥讽亦缘情：管窥〈源氏物语〉与〈长恨歌〉之关系》1201916，分别从艺术情境与主题思想，艺术典型与主题，艺术结构与主题思想的审美性等几个方面探讨了《源氏物语》的主题思想与《长恨歌》的关系，揭示说明了白居易《长恨歌》诗对紫式部创作《源氏物语》的重大影响。田德明《〈源氏物语〉与白居易的诗歌》1201916文论述了除《长恨歌》外，白居易其他诗作对《源氏物语》的影响，这表现在变讽谕为诙谐，以增加小说的情绪；借状物以抒情，增加小说的情感气氛，吟咏白诗写人物，以作典雅的装饰。张乘健《〈长恨歌〉与〈梅妃传〉：历史与艺术的微妙冲突》1201918文从历史演化的动态角度考察了《长恨歌》与《梅妃传》不同的主题蕴含，认为钦定史学、正统哲学在面临艺术的反叛时，就可以提出一个理想的正面人物来和异端的艺术相抗，这从《梅妃传》全篇主题隐然以《长恨歌》为敌就分明可见。
《长恨歌》中杨贵妃之死写的颇有艺术情味，无限伤感，实际上隐含着一种强烈的异端倾向：试想《长恨歌》主题设若旨在“讽刺朝政”，谴责祸乱大唐河山的罪人杨贵妃，则诗中大可不必有那样富有艺术感染的伤感描写。且事实上，杨妃被诛之后，大唐王朝为何反而一代不如一代，怎么大唐最美好的时光竟是这位祸乱人物杨妃在世之日呢？不同于《长恨歌》，《梅妃传》是宋代伪造的史传作品，其中，梅妃性喜梅，淡妆雅服，姿态明秀。显而易见，梅妃之“梅”其实是有意和杨妃之“杨”相对照，梅花是纯正高洁的象征，而杨花则被视为轻薄俗艳，梅瘦杨肥，在《梅妃传》的作者笔下，杨妃之死仅用了极吝啬的十一个字，是力求简古的《春秋》笔法，把杨妃处理成一个地地道道的褒姒、妲己。与《梅妃传》相似，早在杨妃之死的翌年，杜甫《北征》也作了同样的处理。于此可以看出，文学史转了一个圆圈：《北征》的正传，经过《长恨歌》的异端倾向的震荡，重又回复到《梅妃传》的变本加厉的正统。张乘健还认为，上述艺术的真和钦定史学、正统哲学的假必然要发生的冲突并不以时间、流派、作家来机械划分，即使在同一位作家身上，也有这种微妙冲突的体现。如《古冢传》《李夫人》《胡旋女》和《长恨歌》的矛盾之于白居易，《北征》和《哀江头》的矛盾之于杜甫等。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作家创作的“内”“外”有别有关。“外”即讽谏，“内”指不自觉地深入到了创作时强烈的情境中。
研究中唐文学，白居易以外的另一焦点人物是韩愈。1992年4月20日至25日，差不多和杜甫国际学术研讨会先后同时，韩愈故里河南孟县隆重举行了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收到论文约70篇，有140余位海内外专家学者出席。会上，专家们就韩愈的历史评价、儒学思想、文学成就等几个问题集中进行了讨论。韩愈的儒学思想是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论述最丰。邓小军系统分析了韩愈的人性思想，认为，千余年来，学者皆以《原道》论定韩愈的人性思想实欠公允，真正体现韩愈人性思想最后定论的是其晚年的《原人》《原道》诸文。韩愈最后定论的人性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这即是，发明天人一体同仁，最先完成中国本体——人性论哲学；发明天人一体同仁，彻底回应佛教本体论的长期挑战；主张人道高于君权，进一步发展了道统学说；一视同仁博爱，是融墨入儒的重大发展。故而，近代以前新儒学的创建者是韩愈而不是宋儒。至于韩愈新儒学产生于中唐的重要原因，朱易安的分析是唐代士大夫阶层在传统价值和地位失落以后，企图重新建立真正的社会价值和独立人格的需要。汤贵仁认为，中唐之际的社会结构出现了严重的不规则运动，许多仁人志士企图刷新政治，挽救李唐王朝的颓势。就韩愈而言，他寻求的出路是弘扬孔孟学说，提倡儒家政治伦理，以此作为维系“君君臣臣”社会结构的粘结剂。儒学调节社会结构有顺向调节和逆向调节两种。韩愈重视的是顺向调节，从社会学的观点看，和白居易新乐府、二王八司马的永贞革新的重逆向调节具有同等的社会价值，未可轻易轩轾。研讨会上，与会者还就韩愈的文学理论、诗文创作等进行了评述。
孟郊是韩愈的诗友，并和韩愈共同开创了中唐时代瘦硬诗派。肖占鹏接连于《文学遗产》1201919和《江海学刊》1201920上撰文论述了韩孟瘦硬诗派。肖占鹏认为，韩孟诗派的形成与中唐特定的审美时尚不无关系。杜甫的重神、重骨、尚瘦硬开启了审美时尚由盛唐向；中唐的微妙嬗变，到了韩孟诗派的中唐时期，审美时尚发生根本转变，特别是绘画艺术呈现出重神骨、尚瘦硬的画风，韩孟诗派的审美取向正就是这种审美时尚的鲜明映射。具体体现就是狠重奇险刻意求工的诗歌语言和清冷凄寒寂寥衰飒的意境。肖占鹏还认为，韩孟诗派除了受正统的儒家观念影响外，他们的人生态度和诗歌思想还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佛教思想的影响所至，使得他们的人生态度和诗歌思想中出现了不同于传统儒家人生观和创作观的新观念，而且从诗歌思想上看，佛教思想中的某些观念对韩孟诗派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正统儒家思想。韩孟诗派中，诸人与佛教关系密切，这些人研习佛典，与僧徒多所往来，与佛学大师过从甚密，因之，他们的人生态度和创作观念自觉不自觉中受到佛教特别是洪州宗开启的“狂禅”很大影响：“狂禅”首先影响到了韩孟诸人人生态度的转变，使他们从中看到了个体人格的力量；其次，狂禅的影响还引起了韩孟诗派创作观念上的转变，发生了由传统的重功利、重客观向非功利、重主观的变革；再次，狂禅的影响还触及到了韩孟诗派创作倾向，韩孟诗中类似“机锋”的论断方法，在景物的描绘中充满着怒张流动的力感，在主观的抒发中的“放心”“放意”等，都明显反映出狂禅的影响。
中唐一位与贾岛并称为“姚贾”的诗人姚合，历来论家不多。徐希平《“武功体”价值新探》1201921文就“武功体”的潜在影响与传统评述之关系，“武功体”所反映的中唐文士的特定心态——任与闲适的矛盾冲突，“武功体”的艺术实践特色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认为，姚合诗作有着自己的至情至性，诗风情峭，尤忌矫饰。姚合积极进取，关注现实，也不乏闲居、谴怀、流连风物的独善情怀。因之，将姚合视为贾岛附庸，似乎除了苦吟外别无特色，就未免失之偏颇。
唐代散文，本年度研究文章甚少，无甚突破。
关于中唐传记文学，历来研究不多。李一飞《中唐传记文学鸟瞰》1201922一文认为，中唐传记文学在唐代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初盛唐除史传外，少有人物传记。中唐传记文学的繁荣是在中唐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古文运动的直接影响下，一批有才能的作家有志从事传记创作的结果。中唐传记作品无论从内容或形式上看，其生动形象都说明它已具备了文学的特质，够得上是真正的文学作品。中唐传记精于选材，善于结构，大多叙事、抒情、议论相结合，情意兼胜，语言上散文化个性化，如此等等，取得了很高艺术成就。宋及以后的明清传记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当溯源于中唐传记文学的开拓之功。
有唐一代，中唐传奇是仅次于唐诗获得很大文学发展的一个门类，作品多，质量也高。成良臣《伊阿宋与李益》一文1201923就蒋防的《霍小玉传》中的李益与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屁得斯的爱情悲剧《美狄亚》中的伊阿宋进行了一番对照研究，比较了李益与伊阿宋的性格异同，着重指出，同是“负心汉”的形象，伊阿宋属于主动果决型，李益属于被动矛盾型；伊阿宋不安现状，积极抗争，大胆果断，李益则思虑重重，瞻前顾后。伊阿宋和李益的负心行为中，除了其情节梗概的相似性以外，差异性十分明显。尤其是两位作家对各自人物命运结局不同的艺术处理：故事结尾，伊阿宋受到的是“人”的惩罚，李益受到的则是“鬼”的捉弄。这一“人”一“鬼”映现出两个不同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欧氏肯定和确认的是人的自身价值，体现出古希腊“神”的观念的动摇，有着强烈的现实可能性；而蒋防则将对李益结局的处理放置到冥府中，这只能给人一种表面情感上的安慰，缺乏现实根据，这正是古代中国民众宿命迷信思想的反映。《柳毅传》是李朝威的一篇传奇作品，叙写的是一个美丽的龙女与书生的爱情故事。白化文《龙女报恩故事的来龙去脉》一文1201924考辩了龙女形象和报恩情节在南亚次大陆佛典中以及移入汉文化时的演变过程，分析了《柳毅传》所创造出的中国式龙女典范作品的特点：一、完全脱离了佛教，变成为一个圆满的爱情故事；二、主人公身份发生变化，变成为一个下第知识分子的白日梦；三、语言文采斐然，摇曳生姿，情节迷离悄恍，起伏跌宕；四、塑造了一个相当完美的妇女形象。白化文指出，龙女报恩故事之来龙如上述，而其去脉则大致结穴于宋代的《朱蛇记》，明清仿作大致不出这两作范围。《朱蛇记》中将龙女由受恩对象变为他人报恩工具，使全篇大为减色。这是由于：第一、是宋代科举制考试更加正规化的反映，如其中的偷题。第二、是迎合市民阶层，以备作说话底本的结果，其中的“白金百斤”就带有相当深的市井气。第三、宋时理学的影响，含有说教味。白化文认为，如果说《柳毅传》是点石成金，那么，《朱蛇记》则是点金成铁。唐宋以下，写龙女报恩故事之牵合科举者，高，不能企及《柳毅传》，低，也就是《朱蛇记》的水平。
本年度的晚唐文学研究较初盛中唐文学来说，似显薄弱。霍有明《论晚唐诗坛巨擘郑谷的诗歌创作》1201925文，对郑谷的诗作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探讨，充分肯定了郑谷在晚唐诗史上的地位。霍有明认为，郑谷的诗歌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唐末王室的衰败和战乱残破局面，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荒淫腐朽，是晚唐咸通后，僖、昭宗时代的诗史。此外，郑谷诗还表现了仕与隐的内心彷徨。关于诗歌的艺术风格，七绝最能代表郑谷的诗风。郑谷七绝多用白描手法，清新自然，绝少用典，亦无生字僻字，异于晚唐诸家而自成一格。
1992年，唐五代词的研究中，加拿大学者叶嘉莹《从女性主义文论看〈花间〉词之特质》1201926一文颇值得一读。文章从西方女性文评中所提出的“女性形象”与“女性语言”的角度分析了《花间》词的丰富内含。指出，从诗史上看，《诗经》所叙写的大多是具有明确伦理身份的现实生活中之女性，以写实口吻出之；《楚辞》所叙写的大多为非现实之女性，以喻托口吻出之；南朝乐府所叙写则大多为恋爱中之女性，以素朴的民间女子自言口吻出之；宫体诗中所叙写的大多为男子目光中所见之女性，以刻画形貌的咏物口吻出之；唐人宫怨和闺怨诗中所叙写之女性亦大多为现实中具有明确伦理身份之女性，以男性诗人为女子代言之口吻出之；至于词中所叙写之女性，则似乎是介于写实与非写实之间的美色与爱情的化身，其语言的特点乃是一种特殊的“双性人格”亦或曰“阴阳同体”，就是男子而假借女性之口吻，这就使小词富有了一种要眇宜修之美，令人生言外之思。
92年度，唐代文学研究中，对于诗人事迹生平及作品的考证、辩伪、辑录、校勘、补遗等，也取得不少成绩。诸如陈均《沈佺期卒年考略》1201927，刘怀荣《骆宾王生年小考》1201928，黄益元《王昌龄生平事迹辩证》和刘孔伏《綦毋潜里贯赣州辨》1201929，傅永魁、刘宏渺《巩县杜甫遗迹与传说：兼谈杜甫墓》1201930，刘新生《杜甫蜀州行杂考》1201931，陈铁在《从新发现的韦济墓志看杜甫天宝中的行止》1201932，傅金纯、纪思《韩愈“郡望”考》1201933，刘国盈《韩愈行年中的几个问题》1201934房日晰《贾岛考证二则》1201935，戴伟华《贯体行年考述》1201936，贾晋华《皓然非谢灵运裔孙考辩》1201937，张瑞君《李嘉佑皇甫冉生平事迹补证》1201938，朱德慈《赵嘏事迹补辩》1201939《薛涛考异三题》1201940，曲文军《女诗人鱼玄机考证三题》1201940，吴在庆《〈唐才子传·韩偓传〉笺证》1201942，陈尚君《张碧生活时代考》1201929，周振甫《〈莺莺传〉献疑》1201935，蒋寅《权德舆前期作品系年（773—791）》1201945等等，这些文章或考或证，或笺或补，不乏灼见，为唐代文学研究的深化做了基础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