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生与死》发表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帷幕刚刚揭开的1937年，是白朗的重要作品之一。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普通东北劳动妇女——安老太太的形象，通过描写这位“老伯母”在严酷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事实教育下，由不理解革命进而走上反抗道路最终为民族利益英勇牺牲的过程，控诉了侵略者的暴虐兽行，表现了中华民族淳朴、善良的美德，敢于向恶势力抗争的倔犟性格和置生死于度外的牺牲精神，展示了正义一定战胜邪恶、胜利一定属于人民的历史发展趋势。短短的篇幅，描摹了时代风云，提出了重大的社会问题，是一篇闪烁着爱国主义思想光辉和具有强烈战斗性的小说精品。

《生与死》是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为背景，以哈尔滨敌伪拘留所为特定环境，围绕着安老太太的家庭遭遇而展开的。安老太太是一位出身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女性，生活遭遇极为悲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饱受封建制度压迫之苦的她，又备尝亡国奴的辛酸。受生活的逼迫，她不得不到一所敌伪拘留所当看守。

她的“知书正直”的儿子不甘受异族的奴役而参加了抗日武装斗争，牺牲在侵略者的枪炮下；怀有身孕的儿媳妇在被侵略者残暴地奸污后，带着耻辱和不屈，带着那尚未出世的孩子含恨服毒自杀了。这一连串的沉重打击，使老伯母的“脸完全没有血色，两只温和的眼，变得迟钝而呆直，皱纹更深更多了，两腮深陷，颧骨凸出”，无边的痛苦咬嚼着她的心灵。侵略者害得她家破人亡，最后她自己也在黑夜里被秘密地押送到郊外的刑场。安老伯母一家当然只是千万受苦民众其中之一，她们的不幸正是当时灾难深重的东北人民以至整个中国人民生活的缩影。

为了揭露敌人的罪行，作者一方面描写了安老伯母的悲惨遭遇，另一方面又通过她在狱中的所见所闻，真实地表现了日伪统治的种种黑暗与恐怖。

在日伪统治下的那座不见太阳的黑暗囚牢里，且不说低矮的天棚、潮湿阴凉的墙壁、混浊而令人窒息的空气、“连狗都不肯吃”的饭菜，当冰封大地、北风怒号的时节，“政治犯”们竟还身着夹衣，“整天坐在土的光地上，拥在一起不住地发抖”，脸也“冻得青紫”；病倒了的女政治犯的痛苦呻吟和呓语，整日整夜地充满着监牢，但她们仍然不被获准医治；无边的刑讯，使政治犯们“遍体刑伤”，“旧的伤痕刚刚平复下去，新的伤痕紧接着就来了”；尤其是当那恐怖阴森的黑夜来临时，无数“蓬勃的生命”，被载赴刑场，遭到血腥的屠杀……这里是真正的人间地狱，而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东北又何尝不是一座巨大的囚牢呢。作者饱含着血泪和激愤，诉说了人民的屈辱和苦难，揭露了侵略者的残酷暴行，表现了爱憎分明的战斗情怀。

短篇小说要求手法极简练，精选题材，深入开掘，以一目尽传精神。为了达到这种艺术境地，种种社会矛盾在作品中可以正面表达，也可以侧面反映。白朗在《生与死》中揭露敌人的暴行时，既没有如狼似虎的侵略者正面出场，也没有对敌人残酷蹂躏中国人民的血淋淋场面做细致的描写，而是采用极经济的手法：通过安老伯母之口，传达了她的儿子和儿媳惨死在日寇手中的事实；女犯们所遭受的种种折磨和迫害，是通过安老伯母的耳闻目睹和援救活动而反映出来的；由于夫役陈清的介绍，才使安老伯母（也使读者）了解到敌人对政治犯特别严酷，都难免一死。作者从侧面反映现实，虽着墨不多，却使人处处感受到社会矛盾的一方——日本侵略者的暴力的存在和它的巨大威胁，能够认识到它的本质，激荡起人们愤怒的感情，同时，又典型地揭示了生活的矛盾斗争，收到了以小见大的艺术效果，而且能够腾出更多笔墨，集中刻画主要人物安老伯母的思想性格及其发展变化。

高尔基说：“作为一个艺术家，你要从容地和朴素地把人物放在最典型的生活圈子里，它们的中心里，你要用形象和画面来给他描绘这些现象。”《生与死》就是“把人物放在最典型的生活圈子里”，作为画面的中心来描写的。但是，作者通过对主人公的性格和命运的描写，重点不在于揭露侵略者的残暴，也不在于单纯诉说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劳动群众的灾难与痛苦，而在于发掘和歌颂殖民地奴隶们的美好的心灵和顽强的反抗斗争精神。安老伯母，无疑是作者心爱的形象。她满身泥土气息，承袭着古老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在日本帝国主义践踏东北的“大动乱的时代”之初，“她真不明白知书达理的儿子怎么会发了疯，竟抛下了老母、爱妻，更抛掉了职业”去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她感到这是“不体面的事”，并为此愤恨、痛哭，“愁白了头发”。当“女犯”们问她有无儿女时，她慑于众人的讪笑，总是吞噙着泪水，摇头说：“没有啊，我什么都没有。”“为了生活，也是为了寂寞”她由小叔子安巡官介绍到女监来看管囚犯。她并没有高深的文化，闭锁的生活使她甚至有点愚钝，把“政治犯”三字听为“正事犯”，对她们怀有一种“好奇的心情”。然而，她却又与那些“随意鞭打犯人”的监狱看守有本质的不同，具有“一颗天真的慈爱的心”。她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文质彬彬的女孩子会去杀人放火做强盗。她爱怜“女犯”，尽管自己一贫如洗，可是当看到女犯们三个人盖一床被时，便慷慨解囊用刚发的薪金买来三套棉衣，“一套一套的分作三次穿进监狱移到女犯的身上”；她给女犯带信件、物品，犯人家属诚意地给她塞钱，这位在敌人的酷刑下也未曾哭泣的劳动妇女此时“甚至都流出眼泪来”。她说，“你想，我是为了钱吗？你是在骂我呀！……你看，我的头发全白喽！”作者对老伯母替女犯传递信时的情景更做了极为细腻的描绘：

你看，老伯母是多么高兴呵，又是多么天真哪！她运用那不太灵活的腿，一滑一滑地踏着雪吃力地走着，分张开两只胳膊，像要飞起来似的，那样子像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孩。她花白的发丝飘舞在太阳光下，一闪一闪地相映着地下的白雪，她流着鼻涕，流着泪，迎着腊月里凛冽的风，带着一颗凯旋似的心，一封信，走向女犯的家，隔一会，她又带着食物或衣服踏着雪地按着原路走回来。一路上她总是筹划着怎样把这些东西带进监房不被检查出来，有时，为了想得入神而错了路。

这是何等伟大的母爱，又是何等崇高的阶级之爱。劳动人民质朴、善良的美德，闪烁着金子般光泽的心灵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安老太太是世代生息在东北土地上的普通妇女，一个成长中的人物。如果说，对人物性格发展变化的艺术描写，最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描绘出人物性格的起点，那么，作者正是用明确、细腻的笔触，以这种劳动人民自身所具有的美德，来作为主人公的性格发展的基础的。老伯母淳朴善良的性格特征，决定了她对遭受迫害的本阶级人们深切、执著的爱，然而，作者并不仅限于此，更写出了她由于事实的教训而对帝国主义产生的切齿的仇恨和敢于进行坚决的斗争。作者为人物性格的转变做了充分准备，预先就明晰地交代了这个转变的内在根据。

人物性格的转变还必须有层次，在这个重要方面，《生与死》以浓墨重描，写得线索分明，合理可信。侵略者对政治犯惨无人道的刑讯，“女犯们的启示；环境的熏陶”，使老伯母对民族敌人的仇愤“一天天地堆积起来了”。这种量的堆积，必然形成质的行动上的转变。她对儿子参加抗日斗争开始是不理解，甚至感到愧疚，而今，她感到有这样一个儿子是光荣的，她充满愉快和骄傲地告诉“犯人”：“我的儿子那样做，是应该的呀，不是吗？”她痛骂那些沾满革命志士鲜血的刽子手是“狼心的鬼”，“假仁假义的狼”；她怒斥卖身投靠、忠实为日寇效劳的小叔子：“狼心狗肺的！拿鬼子当亲祖宗，早晚还不给鬼子吃啦！”而促使她最终以行动进行反抗的关键因素是她儿子的阵亡和儿媳妇的惨死。一家三口，如今只有老伯母孤独一人了。她悲伤、痛苦，“抑压着的呜咽在震颤着每个人的心弦”。但是，她没有被征服，被吓倒，“瞪大着泪眼，捏紧了拳头”，一颗善良的心充满了对敌人的刻骨仇恨。这时她开始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野蛮侵略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每个中国人都应义不容辞地同敌人作斗争。

由于环境的变化，安老太太的思想得到了升华，她在生活中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开始，她虽置身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表现得十分剧烈的拘留所，但却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相反地倒是对看守工作尽职尽责，循规蹈矩，那时她给无辜囚犯以同情和帮助只是出于善良与慈爱，或者称之为道德良知，如她所说：“这样，我的良心才好过呀！”而后来她竟然无私无畏地帮助政治犯冲破这座阴森恐怖的地狱，表现了明确的政治思想方向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在越狱的战斗中，她表现得异常坚强、勇敢，又极富聪明和机智。为了掩敌人之耳目，不使他们怀疑自己以利于越狱计划，她把亲人惨死的悲痛压在心底，一扫刚来到监狱时那样公开地与敌人进行说理斗争的情态，变得冷静而富于智慧，故意在敌人面前作出对儿子发狠的样子。敌人上当了，把她调到了南岗署拘留所，终于迎来了越狱的机会。作者生动地描绘了老伯母发出越狱信号，并以此骗走日寇警察的场面：

远处响起了高亢而错杂的歌声，不整齐的脚步声，渐渐逼近，老伯母听去，至多离这拘留所也不过五十步了，于是她把右手从衣襟里抽了出来，运足了手力，咬紧嘴唇，把手里的电灯泡猛地向墙上一掼，接着一个脆快的响声震撼了全室，更荡出屋外，老伯母疯狂般地向门外跑去……

政治犯冲出了牢笼，“无望的生命”又开始战斗了。老伯母则被警车载到了郊外的屠杀场……在生与死之间，她勇敢地选择了后者，当然，这种死是有价值的。“一根老骨头，换了八条命”，老伯母的心“欢快得像开了窗”。小说是以老伯母被处死为结尾的。这个悲剧的结局给人以哀痛和悲伤，但更多的却是热望和力量。老伯母身上所体现出的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正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

从老伯母的一生可以看出，她是坚实地踏着一连串的脚步走过来，最后顺理成章地发生了令人振奋的觉醒，登上了一个崭新的思想高度，表现了令人敬佩的英雄性格。这样的艺术表现，符合时代特点和人物性格发展逻辑，因而具有合情合理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而老伯母的思想性格及其转变，刻画得如此真实生动，作者主要是通过人物的行动描写和个性化语言来实现的。她为爱护和帮助政治犯而冒险奔走，她痛斥侵略者及其帮凶安巡官；她亲自筹划和指挥了越狱斗争，这一连串的行动鲜明地反映了人物的思想感情和经过生活的矛盾冲突而引起的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同时，在人物语言上，《生与死》也富有特色。由于人物所处的时代、环境、社会地位不同，生活经历和教养不同，他们的语言也是不同的。老伯母的语言都极简短朴素，甚至有些笨拙，看不到“辞藻”和“文采”，这是由老伯母的质朴性格和缺少文化决定的，例如她在狱中拒绝吃饭时说：“我不吃，陈清，你替我泼了吧……连狗都不肯吃呵！”作者赋予人物以因人而异的个性化的语言，准确地反映了人物性格的本来面目。

白朗的文学作品在经营结构、布局谋篇方面，巧运匠心，自具特色。《生与死》的结构，最突出的特点是故事情节单纯而又波澜起伏，纵横跌宕，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单纯绝非单调。一般地说，围绕叙写一个人物、一件事情，提出矛盾，继而解决矛盾，情节随之而层层展开，这样的艺术结构，很容易使人感到单调呆板。白朗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以生活画面作为纬线，经纬互织，编制成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彩锦。在《生与死》中，作者并没有平铺直叙地去写主人公成长的过程。作品的开头，描写了安老伯母被关在阴森的囚牢里，遭受着非人的折磨，然而却显得异常刚强，充满着英雄主义的气概。作者开篇伊始就将老伯母那大无畏的英雄形象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样，就使读者急于知道老伯母的命运，又想了解老伯母是怎样以“一根老骨头换了八条命”的。然而，作者给读者留下悬念之后又笔锋陡转，从老伯母迈进监狱当女看守写起，讲述了她的善良和淳朴，又刻画了她面对恶势力的奋力抗争。这种倒叙和回忆的手法，不仅为塑造主人公的性格创造了条件，更加丰富深厚地反映了社会生活，使作品纵横起伏，风姿多彩，具有扣人心弦的力量。写于50年代初期的中篇小说《为了幸福的明天》在结构上的这一特点则更趋于娴熟。同时，在小说的情节结构上，既须有潜流细浪，又要有洪峰高潮。白朗深谙文学创作的这一艺术辩证法。在《生与死》中，作者不但截取了生动有力的生活细节，为老伯母的思想成长过程做了有力的铺垫，在结尾作者又以浓重的笔墨，描述了老伯母带领政治犯越狱的动人心弦的场面，应当说这是全篇的顶峰，老伯母那果敢、沉着、机智的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从而不但完成了作品主人公性格的刻画，而且使故事情节达到了高潮，对于塑造人物、深化主题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白朗创作的风格是细腻、清新、明快，这在她的作品的人物塑造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她的作品极少有对人物外貌和性格的大段描绘，多是极简朴的粗线条勾勒。但她却善于捕捉人物性格特征，探视人物的内心活动，挖掘人物的灵魂世界，精微生动地表现人物的思想和精神。这种特色，在她早期的创作中就表现出来了。《四年间》中的黛珈面对封建势力的压迫，奋力抗争，但终致逃不脱一次次失去骨肉的灾难。仅两个月时间，就先后失去了孩子和祖父，痛苦撕扯着她的心。小说这样描写道：

两月的短促时光，经过了两次骨肉的死亡，黛珈脆弱的心灵，满负创痕了！她冥想着：

“祖父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人，寡母幼弟，懦弱的祖母全赖他而生活，而支撑门户，他怎么能死呢？如今他是永远的脱离了凡尘，把繁重的担子完全推到了妈妈的肩上。我自己已有了家，不能分担妈妈的些微辛劳，死之神为什么毫无情面的夺去了我那慈蔼的祖父而至影响了全家！祖父的死，是怎样的值得惋惜呵！而孩子呢？那是处处需人的呀，她的死太轻于鸿毛了。”

这是一种根据人物自己的观点表现心理活动的方式，作者深刻地剖析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将黛珈痛苦而复杂的情感和脆弱的性格以及她在遭遇到家庭变故后的精神状态，活生生地展示给读者，极具艺术感染力。随着作家生活经历的丰实，艺术见解的日渐深入，这种刻画人物的艺术手法运用得更娴熟了。《为了幸福的明天》中的青年女工邵玉梅聪明、美丽，有着美好的内心世界。党总支书记、残疾军人黎强的美德和工作精神，萌发了这位年轻姑娘的爱情，当配置工傅金苓以黎强为例，认为残疾人找不到对象时，邵玉梅做了响亮的回答，接着，作者对她的内心做了深刻入微的刻画：

“但是，假如……又有何不可呢？”玉梅幻想着，“在生活上不但可以做他一个忠实的看护，工作上也将成为他忠实的助手。晚上，他疲倦了，替他整理材料，抄写点什么，于是，他可以早点休息；于是，自己也将更快地进步了……”她想到黎强夜间工作的辛苦，“不过，这该多么不着边际？一个讨饭出身的孩子，文化又是这样低……”想到这，刚才的一切幻想都烟消云散了。她苛责着自己，为什么平白地转这样的念头呢？在一位党的领导同志面前过高地估计自己真是十分地幼稚可笑！特别是想起来厂以前为了婚姻问题和兄嫂掀起的一场风波，虽然事隔两年，至今还余羞呢……

这里，作者生动地描绘了少女初恋时的那种复杂的内心状态和心灵冲突，同时，又把人物淳朴、善良而自谦的美好性格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揭示出中国工人群体的美德和品格，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里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作者把展示心灵世界同揭示生活真理紧紧融合在一起。作者通过揭示邵玉梅的心灵美，赞扬了她的高尚情操和正确的恋爱观，从而使读者从人物心灵的细微波动中，窥见到人生的真谛，生活的真善美，预见到了未来的美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