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东北现代散文研究，是指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东北现代散文研究。在东北现代文学史中，散文的发展较为特殊。它不像小说、诗歌、戏剧、文学批评等文体那样较早地吸纳了现代意识并在形式上由文言向白话过渡；东北现代散文在思想意识与文体观念上长时间恪守旧路，发展步履迟缓，不仅与关内五四时期的散文相差悬殊，而且与东北五四时期的小说、诗歌、戏剧的发展进程相比较，也有明显差距。这就预示了东北现代散文的研究在东北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落后状态。

东北五四时期的散文，与其他文体作品的生存方式相同，“几乎全是依新闻纸副刊做（作）为生命的支柱”414239。至1928年，史家认为东北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已发展到自身的“最繁荣期”414240，其原因是，不仅开始出现了基于关内文学潮流的影响而产生的普洛文学思潮和民族爱国文学，而且有散文集问世。据史料记载，1928年间，有林霁融著散文集《鲜血》、宋树人著散文集《常相思》出版，赵鲜文、丁焕文、匡汝非等一批散文作家活跃在文坛，他们的文学行动拉开了东北现代散文发端期的历史帷幕。令人遗憾的是，此间出版的两部散文专集现已佚失，今人未曾得以谋面。一些散文作家的作品亦难以搜求，仅留下为数不多的篇什，当下捧而读之，令人体味着东北现代散文开拓者的艰辛及其作品在那个文学转型与革命年代的文采与品格。然而，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时期散文研究的成果却得以相应保存，成为东北现代散文研究颇为珍贵的史料。

郑梦飞的《读〈鲜血〉》，可以视为东北现代散文研究的最初成果之一。作者慨叹在“苦寒的沙漠田”和“晦暗的文艺界”竟有《鲜血》这样“新生命的创作集”出现；认定《鲜血》是“东北文艺界出集的第一炮”。尽管如此，作者对《鲜血》的价值并不认可。原因在于其认为作品表达了一种“哭伤”情感。在郑梦飞看来，“文艺是人类生活的原动力。它所以能为生活的原动力的，是它能使鉴赏者发生同感的。现在林先生的《鲜血》的读者的共感，我想除了触起无际的悲伤，造成亡国的人生预兆，还有什么裨益呢？”他说：“文艺的本质并没有叫人去哭，叫人去郁死。因此，我们不能不反对鉴赏这哭伤派的随笔去求共感的。这《鲜血》的内容实在与文艺本质相背驰”，“不能承认他是真文艺”414241。郑梦飞的观点是否科学、合理，全因为由30篇随笔组成的《鲜血》的失传而无法断定。但可以肯定地说，《鲜血》中的这种悲观情调，代表了1920年代知识青年的思想面貌和心灵状态。当时春明、刘景和的《悲观作品》有感于文学作品中的这种悲观氛围，对此做有具体分析，可作为这种文坛现象的佐证：“现代社会生活的干燥，环境腐败，这都是使一般青年产出的作品趋于悲观的重要原因。”“内心里燃烧着的欲望，为抑压作用使为所阻止，因而生了冲突，出了苦闷，因为要表现的缘故，所以作品多趋悲观。”414242

进入20世纪30年代，本来就先天不足、发育迟缓、步履沉重的东北现代散文，在“九一八”事变的民族灾难中，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东北本土的散文作品一度处于失语和沉寂状态。直至1940年代前后，东北散文由于日本侵略者文化政策的某种改变才得有发展的缝隙。这时期出版的散文集有也丽的《黄花集》、辛嘉的《草梗集》、季风的《杂感之感》、古丁的《一知半解集》和《谭》、刘汉的《诸相集》、成弦的《奈何草》、蕙心的《怒浪集》、克大的《燕》等，收有散文的文集有但娣的《安荻和马华》、杨絮的《落英集》和《我的日记》、敏子的《小姐集》等，此外，尚有收入15位作者散文作品的《并欣集》。此间一大批散文作家崭露头角，散文文体的多元性也鲜明地表现出来，小品、杂文、随笔、散文诗等体式的作品竞相涌现。这个时期对东北现代散文的研究，也较之五四时期的东北散文研究具有了新的特点。如果说“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现代散文研究，还仅仅是在对某一作品、作品集或散文作家的点评式的批评，那么，在东北沦陷时期的东北现代散文研究，则相对显示了某种程度的宏观性、综合性特征，在散文批评中内涵着性别意识、群体意识的方法论意义。吴瑛的《满洲女性文学的人与作品》，对东北女性散文研究，颇显功力。她对沦陷初期在北满引领东北现代散文创作前行的刘莉（白朗）散文作品的分析极为透辟：刘莉的散文，“呼应着当时北满特有的创作氛围，有着敏锐的丰颖的新的力量，有的厌烦大家庭崩溃的前夜，有的更深刻的注意社会、农村，而在作者本身，也在努力自己的新生”。与刘莉不同，吴瑛把梅娘、但娣视为自由主义文学的的奠基人和中坚。梅娘的散文以“磅礴的文力”显示了“当时的文坛情势”和“女性思潮的倾向”；但娣的散文亦“流露出女人能有的哀怜人生与对人生热望的怀抱”。当然，吴瑛又认为，“梅娘与但娣虽说是同一的理路，但收获上却不相同”。“但娣只限于其内心的悒忧不全部的净灭”，“代表了一部分现代知识青年的痼疾之呼吁”414243。

在女性散文作家中，杨絮、璇玲代表着新生的一代。吴瑛认为，这一派的散文是“完全出发着自我”，“表现着由天才的文学少女之感情奔放之流露”，显示了“轻曼似烟”的情调。在散文创作中同样表现出这种格调的还有冰壶。在吴瑛看来，冰壶是但娣、杨絮、璇玲等“轻曼”派散文作家中“最冲淡最轻曼”者，“宁静的笔路”中表透出“令人感到轻朗的意味”，究其原因，盖由于冰壶具有“冲淡和静谧”的气质，“缺乏从各角度来观察人生的魄力”414244。

林里同样从女性文学的视角审视东北现代散文。在他看来，包括散文在内的“东北女性文学已经是冲起了一泓活流而也收获了丰硕的果实。”414245就散文创作而言，作者对杨絮“完全逃不掉自我描述的圈子”的“一贯的笔路”，不屑一顾，对但娣的散文却认为“几乎都在流溢充满热情的对人生的渴望和对人生的迷惑”，流露出喜爱之意。林里倾慕陈澍的散文“笔路异常清丽”，同时又对以曾轰动一时的散文被尊为文学界“一颗最具有希望的星”的蒌缗的“陷迹”而惋惜。414245令人遗憾的是，作者对冰壶散文的评价，几乎一字不动地抄袭了吴瑛《满洲女性文学的人与作品》中的文字，这也许是东北现代散文研究中一段令人耻谈的史话。

在东北沦陷区，古丁的杂文尤其是早期杂文具有相当的影响，他“锋犀的杂文，博得当时的爱好，形成一时的风气，许多人追随着写了开去。”被研究者尊为“肉搏社会的杂文”414247。但此后不久，他的创作心态发生改变。这在其散文诗集《浮沉》中可以得到验证。辛嘉认为：古丁“悲愤地诅咒他的周围，同时对自己也发现失望，叹愿着自己的生活失掉了目的，但还没有完全失掉生活的勇气和热情，他要韧性地‘独步’下去，背负着书生的宿命‘独步’下去”，作品中不免流露出“心中郁郁之情”414248。

林里另有《东北散文十四年的收获》一文，堪称早期东北现代散文研究中仅有的专门性论著。作者注意到了当时文坛散文创作的活跃景状：“无论是报纸副刊上，或是杂志上，到处充塞着散文，单就这种普遍着的情形看来，实在是很可观了。”但是，散文创作却是“开了许多花，而没有结成好多果实”。作者分析其中原因有二：其一，“散文不为一般人所注视，这种结果反映到作者身上去，便减退了写下去的热情。”其二，不理解散文的初学写作者“以为散文不过成了写作的一个阶段。不过是走向小说去的一个桥梁。于是，浅尝辄止地把散文给忽略了。”414249要而论之，其乃轻视散文文体的观念作祟。也许作者的分析还是浅层次的，若延伸一步追究，轻视散文的观念大抵是由于当时散文作品多而杂、鱼目混珠所致。尽管如此，作者对散文界的佳作还是赞扬有加。他认为田娣的散文以“真实的感情，完成了作品的生命”；季疯的《杂感之感》是“一部有热能的”珍贵作品，作者的“向时代格斗的精神拯救了沦陷在生活的沉渊中的大众”。林里把未名的散文视为“东北散文的最高峰”；而成弦、陈芙的散文则认定其是“从诗中走出来的”，前者“在情绪上是火炽的，在格调上是流畅的”，后者“充满了古典的情绪”，“感情极热”，“永远脱不掉执拗于生命的呼号”。也丽的散文则从最初沉湎于身边琐事的记录走向雄浑，走向犀利，走向开阔。南吕的散文“极尽冲淡而复隽永”，“讴歌自然，记述身边小故事”，有着“无限的情趣”。对刘汉的散文，林里忧虑于其“油腔滑调”和“拉杂”。凌文散文的私淑与模仿则令林里感慨不已，渴望这是其“回归到自己的写作生命中来”的过渡，否则将是一种悲哀。

总而观之，早期东北现代散文研究虽呈露出一定的特点，但远还不够系统和深刻，且有众多的遗漏。大体说来有三方面。

其一，欠缺对具有汉奸意识的散文的批判。在沦陷时期的东北，出版有一定数量的汉奸散文集，一些报刊也发表有汉奸散文作品，以专集为例，曾恪的散文集《夜起庵弟子记》，新京满洲行政学会1938年出版，著者为郑孝胥的学生，书以郑孝胥书斋名“夜起庵”为题，内有记述郑孝胥讲学内容的篇章；《回銮训民诏书美谭》由奉天伪满洲国通讯社出版部1939年出版，记述溥仪访日归来后的种种活动。《我们的生活》1944年由新京协和会中央本部出版，收入中日学生的散文作品30余篇。此类作品在抗战胜利后的东北文坛，理应得到清理和批判。

其二，欠缺关内散文对东北现代散文影响的研究。早在五四时期，关内较多的散文作品就被东北有关报刊转载，这种情形在东北沦陷时期依然未见中断。海之萍编辑的散文集《春风》，1935年由新京益智出版社出版，收入了老舍、陈学昭、徐志摩、王统照，许地山、朱自清、茅盾、杨振声、丰子恺、吴伯箫等散文名家的60篇散文作品。朱楠秋编辑的散文集《近代分类小品文选》，1939年由奉天东方书店出版，收入苏雪林、钟敬文、郭沫若、茅盾等人的小品近百篇。蔡芝华编辑的《书信文选》，1940年由奉天文艺书局出版，收入鲁迅、冰心、徐志摩等人的书信多篇。李重光编辑的《北京城》，选录老舍、郁达夫等人的散文25篇，1942年由新京开明图书公司出版。这种直接的影响，理当得到应有的梳理和研究。

其三，欠缺对关内以东北为题材的散文的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关内出版了相当数量的以东北现实为题材的散文集。如由生活书店编译所编辑、生活书店1933年出版的《锦绣河山》，泳吉创作、上海现实出版社1937年出版的《义勇军》，王克道创作、重庆独立出版社1939年出版的《从伪满归来》，等等。这一类散文集对当时东北社会做了真实的描述，是东北现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当时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即使在当今也没有得到较好的发掘，令人遗憾。

早期东北现代散文研究，尽管成果不多，特点不够鲜明，但其在东北现代散文研究的历史上，确是值得珍视的一页。东北现代散文研究在经历了早期阶段后，便进入了停滞期，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新时期开始后，它才进入大发展阶段。对此，笔者将在另文中予以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