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艺生态学思想，在经历了古希腊罗马的萌芽和中世纪的萧条之后，在文艺复兴的时代开始了复苏。但是，由于这个时代理论准备不足，文艺思想家们不可能对它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概括。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长足发展，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自然科学与技术的突进，开创了西方历史发展的新局面。这一切又为文艺生态学思想的空前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客观环境。欧洲近代文艺生态学思想史程，我们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如果说欧洲19世纪是继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之后的又一个文艺生态学思想高峰，那么，欧洲的18世纪则是这个高峰的奠基期。没有它，19世纪的高峰便无从谈起；也正因为有了它，19世纪的高峰才成为历史的必然。其实，纵观18世纪前的历史，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8世纪的文艺生态学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和发展，是这一学科思想史上极有光彩的一页。
在18世纪欧洲文艺生态学思想史中，首张理论之帜的是意大利学者维柯（1668～1744）。维柯的理论功绩主要表现在历史学、法学和语言学方面。在美学研究中，他又是走着一条与法国理性主义美学不同的非理性主义美学道路。尽管他对文艺生态学所涉不多，但那毕竟还是这一学科思想长河中触目的浪花。
维柯认为：“在文艺最繁荣的那些政体下面，同时在武功方面也必享盛名，在政治方面也必最强大。”414304他举例证实：在亚述的迦勒底人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学问的民族，他们也最早地创建了君主专政国；罗马是从迦太基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在西庇阿大帝（Scipio）统治下就把迦太基灭掉了，当时罗马人在哲学、修辞学和诗三方面的知识就表现在特林斯（Terence）的一些无比高明的喜剧作品里。罗马的君主专制政体当然是由奥古斯都大帝创建的，当时全部希腊智慧都以罗马的光辉语言在罗马照耀着。维柯所论，当然不仅仅是指文艺问题，但却非常明显地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即文艺是与政治、军事同步发展的。就文艺生态系统而言，维柯的论断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准确地说，他只说明白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社会环境与文艺发展的进程，两者有时成正比，有时又成反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国状况》一书中就认为：18世纪的德国“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在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出现了可称为“伟大思想家”的席勒、歌德。维柯这一论断的意义在于他认识到了政治环境对文艺的深刻影响，这是符合文艺发展规律的肯綮之论。
文艺的发展必然受到特定历史时代和民族环境的制约，这是维柯的又一文艺生态学思想见解。他说：“神话故事的精华在于诗性人物性格，产生这种诗性人物性格的需要在于当时人按本性还不能把事物的具体形状和属性从事物本身抽象出来。因此诗性人物性格必然是按当时全民族的思维方式创造出来的，这种民族在极端野蛮时期自然就有运用这种思维方式的必要。”414305特定的历史时代和种族，规定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就规定了诗性人物性格。维柯同时认为，荷马时代的“这些神话故事、语句、习俗以及这种语言和诗都叫做‘英雄的’，都流行于历史所划定的英雄时代”414306。特定时代的文学，只能隶属于特定的时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与维柯同时代的意大利学者穆拉托里（1672～1750），则提出了“新奇”说。所谓“新奇”，一方面来自客观描写对象，一方面来自创作主体的艺术创造。前者，穆拉托里显然是意识到了物质世界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没有它，显然无所谓“新奇”，也就无所谓艺术之美。但是，他也认为创作主体具有能动作用，可以“发见新奇”414307。穆拉托里的主张内涵着文艺生态学规律的某些合理内容，但却显得缺少更宏观的观照。
在这个时期，英国文艺生态学思想家主要有夏夫兹博里和休谟。我们知道，英国的艺术与美学，主要是以“强调感性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来源，否认有所谓先天的理性观念”414308的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但夏夫兹博里（1671～1713）却似乎是个例外。他的理论更接近“剑桥派的新柏拉图主义”。他适应新兴的资产阶级的要求，第一个提出了文艺的发展要求政治的自由的主张。他认为，在政治自由的条件下，文艺才有繁荣；暴力专制的社会，不利于产生伟大的艺术。他说：“罗马人自从开始放弃他们的野蛮习俗，向希腊学会用正确的典范来培养他们的英雄、演说家和诗人之日起，就违反公道，企图剥夺世界人民的自由，因而也就很符合公道地丧失了他们自己的自由。随着自由的丧失，他们就不仅丧失了他们的词章中的力量，而且连他们的文章风格和语言本身也都丧失了。后来在他们中间起来的诗人都只是些不自然的长得很勉强的植物。”414309在他看来，文艺生命的丧失，就在于政治自由的失却，夏夫兹博里从历史的教训中得出的结论启示人们，艺术的发展，要有人的自由，社会的自由环境；文艺与社会、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对于当时进行着复辟与反复辟的激烈斗争而资产阶级革命终于取得胜利的英国社会，无疑是极为适宜和有益的，表现了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与文化方面的要求。
休谟（1711～1776）是英国经验主义的突出代表，这与夏夫兹博里形成鲜明的反差。但是，他们在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认识上却显得十分一致。他在探求文艺发展的历史规律时，归纳了这样四条：一、文艺只有在自由的政体下才能发展；二、一系列的独立的邻国维持商业和政治上的联系最有利于文艺的发展；三、文艺可以由一个国家移植到一个政体不同的国家，开明的君主国对文艺发展最有利（共和政体对科学发展最有利）；四、文艺在一个国家里发展到高峰之后必然衰落。414310首条与夏夫兹博里的主张毫无差别；而第二、三条则是休谟更为深刻的发挥：国家的进步政体及对外开放、文化交流政策，是文艺发展与繁荣的极大动力，为文艺布下了一片任意驰骋的广阔天地。上述四条作为一种文艺发展规律，显然是不够完备和准确的，但就文艺生态学而言，休谟从历史、社会形态、国家制度与政策的角度，探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很令人深思的。纵而论之，它可以被视为斯达尔夫人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先声。
休谟的文艺生态学思想，还表现在他的审美趣味观上。所谓“趣味”，在休谟看来，一是指审美鉴赏力和审美感受活动，一是指审美创造力和审美表现活动。休谟在文章中较多的是对前一种意义的使用。他似乎认为审美趣味是有普遍性的：“尽管趣味仿佛是变化多端，难以捉摸，终归还有些普遍性的褒贬原则；这些原则对一切人类心灵感受所起的作用是经过仔细探索可以找到的。”414311然而，休谟正是在寻觅这“普遍性的褒贬原则”的同时又指出，这普遍的标准，一般人的审美感受是达不到的，只有器官健全的天才批评家的审美意识，才可作为审美趣味的普遍标准。不消说，这“阳春白雪”的标准，显然是“和者盖寡”，凡人无法企及的。可见，休谟还是自觉和不自觉地认定了人的审美趣味互有差异的现象。那么，休谟认为造成审美趣味差异的原因何在呢？一是生理器官出现了毛病；二是心理器官出现了毛病；三是想象力不敏感；四是偏见。但他认为这些是可以克服的。而那些无法克服的关键原因何在呢？他说：“我们已经尽力给趣味确定一个标准，借以协调人类歧异百出的反应了；但是还有两个差异的来源，虽然不能完全抹杀美丑之间的界限，却可以影响我们褒贬的程度，使之有所不同。一个是个人气质的不同；另一个是当代和本国的习俗与看法。趣味的普遍原则是人性皆同的；如果不同的人作出不同的判断，一般总可以在鉴别力的缺陷和败坏里找到根源，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偏见，或缺乏训练，或不够敏感；最后终归还可以举出正当理由肯定一种趣味，否定另一种趣味。但如果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都截然不同，而双方又都没有毛病，因此没有抑此扬彼的根据；在这种情况下，一定程度的看法不同就无法避免，硬要找一种共同标准来协调相反的感受是不会有结果的。”414312个人气质、当代和本国的习俗与看法不同造成了审美趣味的差异，这与由心理、生理等因素造成的差异不同，是无法统一的。可见，休谟实际上是认定时代与社会环境是影响审美趣味至关重要的因素。不仅如此，他又进一步提出了“演化”说：“假使人类对风俗习惯的演化全不考虑，只肯接受符合当前风气所趋的作品，诗人‘比黄铜更经久的纪念碑’就早会和破砖烂瓦一样地坍倒了。”414313在休谟看来，社会的各个时期与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因而也就造成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审美趣味。如若真正认识审美对象的价值，就应当客观地认识当时历史社会影响下的审美趣味。休谟的主张，显然是符合文艺的生态规律的。
尽管，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激烈斗争的年代，英国以资产阶级大革命的胜利赢得世界性和历史性的声誉而走在历史发展路途中的前列，但在精神思想领域却并不独占鳌头。恩格斯说，“十八世纪主要是法国的世纪”。就这个世纪的文艺生态学思想史而言，同样如此。在法国，这个时期的文艺生态学思想有了欧洲其他各国都不可比拟的发展。杜博斯、伏尔泰、狄德罗等人的贡献尤为突出。
杜博斯（1670～1742）是法国文艺批评家，由于他的理论著作过去很少翻译成汉语介绍给中国的文艺界，人们对他还不甚了了。实际上，他在文艺生态学思想史上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西方美学家曾这样分析说：“在杜博斯的思想中，有一种新的倾向使他同即将来临的那个科学时代（比如同泰纳）联系在一起。”414314这种“新的倾向”便是杜博斯对艺术家与环境关系的探讨。他说：“各个时代、各个民族都孕育了一些艺术天才，轻而易举地创作出某些他人望尘莫及的东西。”天才艺术家的出现，部分地也受到种种物质条件的限制：如有利的时间和地点以及赞助人、保护人和民众的欣赏。艺术家的灵魂依赖血液；血液依赖空气；而空气依赖地球上的蒸气发散。时间和地点可以促进或阻碍艺术天才的成熟。因为，把同样的种子种在地里，一个季节会比另一个季节长得更好，或者，种在肥沃土地里的比种在石子地里的长得要好。艺术家心灵记载大气的情况，几乎像温度一样精确。伟大艺术家必然出现在多种客观条件都有利于艺术天才的时候。414315杜博斯从生物学角度出发，以形象的比喻，讲述了艺术天才是在适宜的环境和时代影响下产生的道理。此前，还没有文艺批评家如此明确地提出过这样的观点。而吉尔伯特、库恩又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斯达尔夫人、司汤达和泰纳的主要思想。”414316从某种意义上说，杜博斯以其开创性的论断开启了19世纪文艺生态学思想高峰的序幕。
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之一伏尔泰（1694～1778），以发展和变化的观点，研究文艺的动态过程，其文艺生态学思想表现出引人瞩目的辩证法特征。他认为，美可以分为普遍、不变的美和相对、不定的美两种类型。前者是世界性的，后者则是地方性的。关于后者，他说：“美往往是非常相对的，在日本是文雅的在罗马就不文雅，在巴黎是时髦在北京就不时髦。”414317这种差异，显然是受到民族、文化、地域等环境因素的影响所致。它的非永恒性，完全取决于社会的各种人文条件。在这种生态美学观的基础上，伏尔泰提出了如下生态文艺思想观点。其一，作为敏锐的感性能力的审美趣味，没有一种绝对的“规格”，“那个用规格来衡量它们的人，不会衡量得对的”414318。审美趣味既具有一切民族的共识之处，例如，“自从文艺复兴以来，荷马、德谟斯梯尼、维吉尔、西塞罗等在某种程度上已将所有的欧洲人联合起来置于他们的支配之下，并为所有各民族创造了一个统一的文艺共和国。但是在这个共同的领域之中，各个国家引进了各自的特殊的欣赏趣味。”414319伏尔泰说：“他们的花朵和果实虽然得到了同一太阳的温暖，并且在同一太阳的照射下成熟起来，但他们从培育他们的国土上接受了不同的趣味、色调和形式。从写作的风格来认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或一个西班牙人，就象从他面孔的轮廓，他的发音和他的行动举止来认出他的国籍一样容易。”414320伏尔泰实际是断言，不同民族的不同风俗习惯和文化环境的特质，是造成各民族审美趣味不同的决定性因素。而这种审美趣味又决定了文艺的地域性风格。其二，艺术是受时代影响和制约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他在《论史诗》中指出：同是这一个民族，经过三四百年后也会变得认不得了。在这个完全依靠想象的艺术中，也正像在国家中所发生的那样，同样地在发生着革命，因为当人们竭力使艺术固定时，艺术却在千变万化着。414321时代不变而艺术发生巨变与时代变化而艺术却面貌依旧，同样都是不可思议的。其三，理智和感情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不仅因人而异，而且因国家、民族而不同。“一个人的容貌在法国被认为美丽，在土耳其却不一定被认为美丽。”由此，他提出：“既然自然事物本身变化多端，它又怎么能受制于一种完全受习惯支配的共同艺术法则呢？这是因为它本身就是易变而不稳定的。所以，如果我们要透彻地理解艺术，首先必须了解艺术在不同国家里发展的方式”414322，了解那个国家与民族。伏尔泰的这一主张，与19世纪斯达尔夫人提出的应“考察宗教、风俗和法律对文学的影响”的主张，在意义上是相似的；从文艺生态学方法论的角度看，伏尔泰的观点亦可视为斯达尔夫人的先声，两者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这也许就决定了伏尔泰在文艺生态学思想史上不容忽视的地位。不仅如此，他的观点，还直接影响了另一位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狄德罗。
在狄德罗（1713～1784）的美学体系中，有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命题，即“美即关系”说。他说：“我把一切本身有能力在我的悟性之中唤醒关系这个观念的东西，称之为在我身外的美；而把唤醒这个观念的性质，都叫做关系到我的美。”414323作为客观存在的美——“在我身外的美”是因欣赏者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而“关系到我的美”则是与人密切相关的变化中的美。这种审美判断的差异是由于人所处的不同的地理与社会环境所引起的。他说，整个人类中找不出相同的两个人。人的肌体、感官、外貌、内脏不同；纤维、肌肉、骨骼、血液不同；精神、想象、记忆、意念、真知、成见、食品、运动、知识、职业、教育、兴趣、财产、智力不同；物产、气候、风俗、法律、习惯、旧例、政府、宗教不同。因此怎么可能使两个人有完全一致的爱好，对真、善、美具有一样的概念呢？“不同的生活和相异的经历就已足够产生不同的判断了。”就一个单个人来说，“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里，灵魂也不是前后一致的”。在整个生命的过程中保持始终不变的爱好，保持同一的审美判断，这是不可能的，狄德罗以变化、发展的观点审视人类的艺术批评，认为环境是不断变化的，人的艺术审美标准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这在本质上是与伏尔泰相同的。
如果说，狄德罗上述观点在文艺生态学思想史上还算不上新的突破，那么，他所提出的艺术“天才”的思想，则似乎是异乎寻常的创造，给我们以文艺生态学的深长思索。狄德罗指出：“天才是各个时代都有的；可是，除非待有非常的事变发生，激动群众，使有天才的人出现，否则赋有天才的人就会僵化。而在那样的时候，情感在胸中堆积、酝酿，凡是具有喉舌的人都感到说话的需要，吐之而后快。”414324那么，什么时候产生诗人呢？“那是在经历了大灾难和大忧患以后，当困乏的人民开始喘息的时候。那时想象力被伤心惨目的景象所激动，就会描绘出那些后世未曾亲身经历的人所不认识的事物。”414324在狄德罗看来，天才文学家的产生，必须具有适应其出现并足以令其感奋的社会政治环境和特定的时代氛围。此言不谬。试想，不正是中国人民饱尝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沦为异族奴隶的时代，中华民族争取自由与独立的战斗精神，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有口皆碑的“东北抗日流亡作家群”吗？狄德罗的这一以人与环境的关系为基点的文艺生态学思想主张，点染着醒目的唯物主义色彩，这是他在18世纪文艺生态学思想史上领先他人之处。
德国学者温克尔曼（1717～1768）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艺术史家。他在进行艺术史研究过程中，始终遵循着历史分析的原则。他说：“艺术史的目的在于叙述艺术的起源、发展、变化和衰颓，以及各民族各时代的各艺术家的不同风格，并且尽可能地根据流传下来的古代作品来作说明。”414326实际上，温克尔曼是主张探讨在不同的时代与民族环境影响下的艺术史程和风格演变。据此，他对古希腊艺术的认识之一便是：古希腊艺术的繁盛与卓越，“一部分由于气候的影响，一部分归功于希腊的政体和希腊人的思想方式。”希腊介于欧洲和亚洲中央，气候适宜，这个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养育了胜于其他民族的希腊人的体魄与气质；“就希腊的政治体制和机构来说，希腊艺术的卓越成就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自由”，“自由是重大事件之母，是政治变革的根源，是希腊相互动干戈的根源”414326。这一主张与夏夫兹博里、休谟等人的观点是相似的。温克尔曼明确地将古希腊艺术成功的原因归结为这个民族和国家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政治制度，这是一个极有光彩的命题。或许，温克尔曼对古希腊自由、民主政体的描绘有失偏颇，以致他的具体论述夹杂着无法摆脱的历史局限性，但命题主体的意义却依然有着鲜活的生命力。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不仅提出了文艺生态学方法论问题，又开启了这方面的实践与尝试。他的理论主张，为斯达尔夫人、丹纳等人所承袭。
这个时期其他的德国文艺批评家赫尔德、歌德、席勒等，也发表了一些值得一书的文艺生态学思想见解。赫尔德（1744～1803）是一位以建立德意志民族文学、推动德国资产阶级文化发展为己任的启蒙理论家，狂飙突进运动的先驱。因此，他非常重视对民间歌谣的搜集和考察。他认为，民族环境是铸成文学的民族风格的决定性因素：“一个民族越是粗犷，这就是说，它越是活泼，就越富于创作的自由；它如果有歌谣的话，那么它的歌谣也就必然越粗犷。”414328各个民族、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造就了它们及其文学的独特性；莎士比亚时代的和他以前的英国就是英国，而不是什么希腊，要求英国也产生希腊戏剧，“这比要求羊产生狮子还要过分”，因为“从历史、传统、习惯、宗教、民族性格、感觉倾向、语言特性来说，英国距离希腊是多么遥远！”414329赫尔德的比喻无疑是相当贴切的。在这同时，他特别强调了民族文化环境对作家及其作品的影响。他说：“我们如果没有普通人民，我们也就没有自己的群众、民族、语言和文学，它们将不会活在我们的心中，不会对我们起作用。”他断言：“民族的感情将会造就诗人，在一个民族中，同胞之间的同情将会培育可爱的诗人。”由此，他提出，对以往文学的评断，必须深入到那个特定的民族、社会、历史和国家政体等环境中，才能得出真实的美学结论。此外，他还认为自然环境中的诸因素如气候的冷、热、湿以及自然景观，也对诗歌产生着重要影响。统而观之，赫尔德明确地意识到，自然、社会、民族、政治、文化等环境因素，都对文艺不同程度地产生着影响。这种对影响文艺的诸环境因素比较全面的认识，在18世纪文学生态学思想家中，还是罕见的。因此其理论影响也是他人无法企及的。实际上，丹纳的“种族、环境、时代”的文艺生态学原理，便是从此脱胎而出。与赫尔德相同，德国伟大诗人歌德（1749～1832），也是狂飙突进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果说，他的创作较多地呈现出浪漫主义特征，那么，他的文艺理论却强调文艺应当以客观世界为出发点，贯穿着现实主义的主线。而这些又铸成了他文艺生态学思想的理论特征。他认为，无论是作家还是作品，无疑都归属于他的时代：“莎士比亚的伟大多半要归功于他那个伟大而雄强的时代。”414330他在谈论民族作家的产生时又这样讲道：“他在他的民族历史中碰上了伟大事件及其后果的幸运的有意义的统一；他在他的同胞的思想中抓住了伟大处，在他们的情感中抓住了深刻处，在他们的行动中抓住了坚强和融贯一致处；他自己被民族精神完全渗透了，由于内在的天才、自觉对过去和现在都能共情共鸣；他正逢他的民族处在高度文化中，自己在教养中不会有什么困难；他搜集了丰富的材料，前人完成的和未完成的尝试都摆在他眼前，这许多外在的和内在的机缘汇合在一起，使他无须付出很高昂的学费，就可以趁他生平最好的时光来思考和安排一部伟大的作品，而且一心一意地把它完成。只有具备这些条件，一个古典性的作家，特别是散文家，一种民族文学的建立，起码要具备这样的环境因素：才可能形成。”414331可见，一个天才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产生，第一，顺应历史的发展而呈现的特定的时代环境；第二，充分发挥作用且把作家“完全渗透”的民族环境；第三，发达的文化环境；第四，足以保障文学创作的物质环境。不消说，在当时“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恩格斯语）德国，显然是不具备这样的环境的。歌德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正是由于歌德的这一文艺生态学观点是从他切身的社会生活和创作实际中得出，因而才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弥足珍贵；这一主张，又不是单纯、过分地强调某个环境因素，而是将作家置于社会广阔背景中进行总体考察，具有综合分析的特征，这是为当时一般的文艺生态学思想家所不易做到的。此外，歌德对“交往”问题，也发表了令人深思的见解。交往，可以称为“文化圈子”，亦可叫做“第二文化环境”。他说：假如诗人和造型艺术家在他们之前没有千百年来各民族的创作，那么他们将会是什么呢？“那些赢得声誉的古人，他们之所以能达到艺术的巅峰，不正是因为全民族都加入了他们的奋斗吗？”民众的“一个暗示，一句话，一个忠告，一阵掌声，一个异议往往能在适当的时候在我们心中开启一个时代”。实际上，作家与民众是处在一种共生关系中，后者提供了一个阔大的文化背景，给作家以不同样式的影响，指示着作家的创作方向。这与丹纳所说的作家周围有着一片民众的低沉齐唱与作家相应和，是十分相似的。这无疑又表明了歌德这方面的先进性。至于席勒（1758～1805），则主要探讨了社会环境与艺术类型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一定的时代与社会环境，铸造了一定的人性，而这种人性又创造了特定的艺术类型。古希腊罗马的自然素朴的时代，产生了和谐统一的人性，而近代欧洲道德的沦丧，则产生了分裂的人性。由此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便分属于这两个不同的社会时代。席勒的这一观点，尽管嫌简单了些，又与其创作倾向形成明显的反差，但在文艺生态学思想史上确有不凡之处，在他前后的文论家，似乎大都未注意到这个问题，做过如此的分析。
总括上述，笔者有这样的印象：18世纪的文艺生态学思想，全部以个体的形式存在于理论家的哲学的、美学的或文学的思想体系中，零散、不集中性和片断性，是它的基本时代特征。但是，如若从整体上观察便会发现，这个时期的理论家，基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文艺与自然、社会、政治、文化、民族等诸环境因素的关系，较多地、较广泛地触及了文艺生态学思想的主要方面。从特定的时空范畴来看，汇理论家零散之论于一体，这个时期的文艺生态学思想，似乎已具系统的雏形。因而，也只有在这样的历史遗产面前和理论基础上，才可能出现19世纪较系统和具体的文艺生态学思想家。
在18世纪的欧洲，尽管有如此众多的文论家对文艺生态学思想进行了多方位的阐析，而且不乏创造性，但是，仍未能出现如欧洲19世纪那样的高峰。这是有多种原因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414332虽然，这时期的文艺生态学思想，还算不上“划时代”的理论，更未呈现出“体系”，但它确实是适应时代需要、在以往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此，我们又可以认识到，这个时期，还不具备文艺生态学思想达到高峰状态的社会条件。人类刚刚从中世纪中走出，虽然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的洗礼，但还未完全摆脱封建主义的精神束缚，因此，在知识的积累和理论的准备上，还显得不够充分。就人类思维规律而言，18世纪尚处在一个对事物进行个体分析的阶段上。工人阶级作为新生的力量刚刚步入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学说还未建立，它的理论来源还只是处于萌芽或形成时期。在这样的历史形态下，文艺生态学思想应当发展到何等水平是可想而知的。文艺生态学是从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研究文艺产生、发展规律的学说，要求于文艺与环境的各层次、各方面互相联系中进行宏观性把握。因此，只有当自然科学有长足的进步、人类步入一个更为高级的思维时代，文艺生态学思想才可能具有更大的发展。19世纪当然不能视为文艺生态学诞生的时代，但它适应时代的需求，构成了以往历代未曾有过的高峰，这是毋庸置疑的。而18世纪的文艺生态学思想，又以其独有的风姿，预示了这一高峰的来临。
本文的开头曾说过，18世纪是西方文艺生态学思想高峰的奠基期，书写了这一学科思想史上很有光彩的一页。在本文即将结束时，我们还可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解释这段话。
其一，18世纪不仅在文艺生态学思想自身上给予19世纪高峰期以直接的养料，而且在思想领域中也直接提供了其得以滋生的理论土壤。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地域、气候、土壤等地理环境对于民族的道德风貌、国家的法律和政体具有重大的影响和作用。法国唯物论的杰出代表爱尔维修（1715～1771）也提出了“人是环境的产物”著名原理。这些主张，不仅给他们的同时代人以相当的启迪，更深刻地影响了19世纪文艺生态学思想家。斯达尔夫人曾说：就孟德斯鸠“所思考问题能达到的程度而论”，“是颇为清晰的”。她运用孟德斯鸠的方法于文学批评中，被誉为“文学上的孟德斯鸠”。丹纳的“种族、环境、时代”原理，同样是建立在孟德斯鸠这一理论基础上的。
其二，18世纪伟大的启蒙运动，是促进这时期文艺生态学思想大发展的主要社会因素。马克思指出：“启蒙运动不仅是一种反对现存的政治信仰、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也是一种明显地反对17世纪形而上学的斗争。”414333尤其是启蒙者从自然科学发展中所获得的物质与意识关系的全新认识，对于事物进行从事实本身进行归纳的方法的获得，奠定了这个时期文艺生态学思想研究的唯物主义基础。正是在这个前所未有的思想基础上，文艺生态学思想才能得到迅速发展，进而展示出这一领域史程上崭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