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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说过，欧洲19世纪是继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之后文艺生态学思想发展史上的又一繁荣期。但那仅仅是就西方唯心主义或朴素唯物主义文艺理论这一特定范畴而言。如果对19世纪的时代系统予以整体观照，便会感到，它是人类文艺生态学思想史册上更为辉煌的一章。原因在于，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创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生态观的理论基础，开通了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崭新航道。不夸张地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生态学理论，是这一学科思想史上前人无法企及的丰碑。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
我们知道，作为一门孕育中的新学科的文艺生态学，应当是在生态学和文艺学的碰撞与交叉中形成的一种综合理论与方法。这就决定了只有在科学与艺术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的情况下，它的创立才成为可能。19世纪60年代，德国动物学家赫克尔第一次提出了“生态学”这一名词，并做了明确的界说。然而，人类早在远古时代就有了环境意识和生态学思想萌芽，这确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古代的《周礼》《国语》《荀子》《淮南子》《吕氏春秋》等著作中，便已蕴藏着较为明确的生态理念，表达出“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的生态学思想。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等人在各自的著作中，也表现出鲜明的环境意识。尤其到了近代，自然科学有了飞速的发展，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细胞学说的出现，不仅为生态学的诞生铺平了道路，而且也为欧洲文艺生态学思想发展至高峰奠定了自然科学的基础。与此大体相同的时间——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向着资本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开创了人类历史发展史的新纪元。工人阶级在斗争中，表现出了对现行文艺变革的要求和对工人阶级新文艺的渴望。马克思、恩格斯在投身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亲身体验到工人阶级的这种美学和艺术上的要求，开始了无产阶级艺术理论的建设工程。作为工人阶级中的一员，战斗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和理论阵地的前沿，他们适应工人阶级和时代的需求，在与形形色色的敌对阶级的较量中，在不排除艺术的“本体起源”研究的情况下，更多地展示艺术的“异向起源”的风貌，解答艺术与政治、经济等诸环境因素的关系；使其文艺生态观以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色彩昭著于世。
马克思主义文艺生态学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又与人类思想遗产有着批判继承关系。首先是与德国古典哲学的联系。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已经开始把艺术审美同社会环境联系起来加以解释，尽管他所得出的艺术应摆脱社会、超越时代的结论是不正确的。黑格尔则对艺术与“一般的世界情况”即社会环境之关系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他认为“一般的世界情况”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可以划分为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的英雄时代，资本主义散文化时代和“个体独立自足性的恢复”的新的英雄时代。他认为在充满“散文气味”的资本主义时代，人们被限定在重重桎梏中，各种矛盾达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导致作家走上创作的歧路。概言之，这样的时代是不利于文艺的发展的。黑格尔等人的这种分析，无疑给马克思以巨大而积极的影响。但是，德国古典哲学又具有鲜明的形而上学特质，将“理念”供奉于至高地位，颠倒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马克思深刻地体察到这至关重要的弱点并予以摒弃，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的理论，从社会、经济、生活等方面寻觅出影响文艺的因素，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创造性的继承。其次是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联系。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对精神文化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这一充满唯物主义因素的主张，在马克思心中产生了共鸣，合理地被吸收到他的学说中并就此进行了深入一步的探讨。在批判吸收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马克思还提出了研究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联系的准则。再次是与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联系。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制度于艺术发展有害的观点，与黑格尔的主张非常相似。如果说黑格尔认为妨害艺术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个时代的枯燥的“散文气味”，那么，傅立叶则认为是由于“金钱拜物教支配了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还曾提出“环境决定人的性格”的主张，对此马克思重新进行了革命性的解说，进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哲学基础。
正是在上述历史条件下和对人类思想遗产的批判继承中，马克思、恩格斯创造性地展示了崭新的文艺生态观，开辟了文艺生态学思想史上的新纪元。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对文艺发展的影响关系。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文艺生态学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派生物和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学说，是马、恩文艺生态学思想的理论基础。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对艺术发生影响的观点是怎样的呢？首先，艺术的发展，归根结底有赖于经济。恩格斯指出：“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在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马克思对希腊艺术的分析也表明了这一观点：希腊艺术的审美魅力“同它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它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
文艺发展到了近代，其虽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态，然而它的这种基本性质依然未能改变。马克思早在其世界观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初期就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
马克思、恩格斯找到了艺术发展的终极原因——生产力，从此，他们也窥见到艺术受经济影响的过程。一般地说，艺术并不与生产力发生直接关系。生产力是通过经济基础作用于上层建筑对艺术产生影响的。在上层建筑诸意识形态中，政治主要充当了影响文艺的角色。因为，政治是经济基础的集中表现。这表明，经济虽然是影响文艺的决定性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也表明，政治环境不仅是影响文艺的重要环境因素，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环境因素。
经济对艺术产生影响和发挥作用，这是毫无疑义的。那么，这种影响和作用又是怎样的呢？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不平衡关系”的理论，这是对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又一卓越贡献。
马克思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绝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它绝不是同仿佛的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总结了这样一条文艺生态学的根本规律，即文艺的曲线总是随经济的轴线而波动，并由此说明了艺术在随经济的波动中平衡或不平衡的文艺生态学具体规律。纵观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文艺生态学思想家，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提出如此高瞻远瞩的具有科学性和规律性的结论。尽管黑格尔也曾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和生产对于艺术的发展具有敌对性，展示了某种经济与艺术发展的不平衡性。但是黑格尔却得出了悲观主义的结论，认为艺术必然走向死亡的坟墓。这种结论显然是不能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同日而语的。这便又进一步证明，19世纪当文艺生态学思想发展到高峰并走向死胡同的时刻，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创立了崭新的文艺生态学思想及其某些规律，令文艺生态学的思想焕发了青春，开创了文艺生态学思想史上的一个新时代。
我们知道，文艺是受多种环境因素影响的极为复杂的意识形态之一，作家艺术家生活在自然与社会的空间从事艺术创作，必然要受到各种环境的影响。文艺生态学便是以研究在人、自然、社会等各种变量关系中的文艺的生产、分布和发展的规律为己任的。这说明，经济是影响文艺的终极因素，但却不是唯一因素。实际上，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文艺生态学思想的重要内涵。
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
说到这里，有必要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宗教作用于文艺的论述，做一阐述。无疑，这是马、恩文艺生态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认定宗教与艺术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宗教对艺术的影响不容低估。他们在《神圣家族》第五章和第八章中对此有翔实的分析。马、恩认为，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中的玛丽花，原本是“朝气蓬勃，精力充沛，愉快活泼，生性灵活”的天真少女，即使“处在极端屈辱的境遇中，她仍然保持着人类的高尚心灵，人性的落拓不羁和人性的优美”，是“罪犯圈子中的一朵含有诗意的花”
准确地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不仅仅道出了宗教与艺术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主要是提出了宗教与艺术相敌对的观点。宗教导致了艺术创造的失败，桎梏着艺术的发展。
那么，马、恩是否就认为在艺术创作和发展过程中，宗教应与艺术绝缘呢？当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文章和著作中，赞扬了那些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如《神曲》《唐·吉诃德》《失乐园》等。这就表明马、恩对宗教与艺术的关系，是取辩证态度的。意大利学者维柯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天帝约夫的最初的雷电箭弩产生了最初的女诗神缪斯。”意谓原始宗教促进了文艺创作的发展。以此分析马、恩对宗教艺术作品的赞美态度，或许是恰当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阐明艺术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关系的基本特征的同时，在认识艺术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一般特点的情况下，又强调了它的相对独立性。正是在对这个观点论证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又向人们展示了文艺生态学的一个新层面。艺术的独立性，表现在它的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换言之，艺术的发展必然受到前人创造的文化艺术环境的影响。马克思在谈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艺术风格形成的社会条件时曾经指出，拉斐尔和其他艺术家同样，都要受到他以前的艺术所达到的技术成就的制约。
以上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中，寻觅出他们的极富创造性的文艺生态观。在这一原理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艺术与经济、政治等关系的论述，是取辩证唯物主义态度的。它们之间有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基于文艺生态学的研究角度，我们仅仅谈论了这个关系中的一个方面，相信读者不会引起误解。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生态学思想，实际上，也与他们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理论密切相关，有时甚至是融为一体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曾指出：“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
在这样的理论思想的观照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生态观得到了完整的确立。针对欧文的“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这一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响亮地提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创造人。”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社会环境较之其他环境因素，对人与艺术具有更大的威力。马克思所说：要在艺术批评中对人物形象做出中肯的判断，“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
然而，文艺毕竟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形式，它与诸环境因素之间，也不是呈现出简单、鲜明的对应关系。正如同恩格斯在考察社会时所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和不变的，而且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总画面，其中各个细节还或多或少地隐在背景中，我们注意得更多的是运动、转变和联系，而不是什么在运动，转变和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