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无疑是本世纪中国最具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围绕五四运动形成的伟大而不朽的五四精神，则奠定了中国向现代迈进的最坚实的政治基础，对于筑构当代学理，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列宁在论及学理的筑构与传播时曾指出：在理论上“把注意力放在某一方面，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一切历史条件。”414660这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他们对一种主义或理论的侧重接受，必然是基于一定历史时期的特殊需要。

五四时期，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组成的马克思主义，虽然曾被多方面地译介，但是，当时先进分子感兴趣并通力传播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及社会主义学说。正如李大钊所说：“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414661这种对唯物史观的着重接受与传播，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作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的唯物史观，它所要告诉我们的，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性，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在社会变革中起着巨大作用；因此，人民群众也容易接受从唯物史观中引申出的科学结论；五四时期走上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必须组建自己的政党，并且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它的基础理论；同时，无产阶级政党要使自己的事业成功，必须以唯物史观作指导，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明晰革命的敌我友，找出正确的革命路线、战略和方法。这就历史、客观地为唯物史观的传播，提供了适宜的社会环境。

约60年后，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表明了一种相似的理论需要的历史情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一个重大命题，标志着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形成，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新的历史时期必然需要新的理论，尤其是需要一种可以指导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指导性思想理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实践，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的拓展，提供了宏阔的实验天地，邓小平牢牢抓住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划时代的重大课题，成功地完成了理论创新的历史任务，实现了党的理论思维的历史性飞跃。历史告诉我们，正是在实践中，我们认识到了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认识到了它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从而将之确定为中共指导思想，奉为永远高举的伟大旗帜。

那么，适应时代的需要，在我们构筑当代学理的过程中，五四精神给予了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最为鲜明的思想精神特征，便是他们对先进理论的执著追求。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学理，固然在推动中国历史进程中曾起着应有的作用，但是，当人类向现代迈进之时，它已失去了自己旧日的光彩，而显现出其腐朽性与落后性。五四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显示了巨大的理论勇气，他们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解放思想，冲破藩篱，进行理论与科学的启蒙，探寻着中国现代史进程中的政治、社会和制度的学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怀着昂扬的激情和大无畏精神，向封建主义的文化和理论发起猛烈进攻。茅盾回忆说：“那时《新青年》方在提倡‘文学革命’，方在无情地猛攻中国的传统思想，在一般社会看来，那一百多面的一本《新青年》几乎无句不狂，有字皆怪的。”414662为了提倡新思想、新学理和新文化，“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414663。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锤炼之中，“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伟大的革命”414664。人类进入20世纪末，这种五四精神仍然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

恩格斯有句名言：“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江泽民同志也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和人口众多的民族，如果没有科学理论的武器和对各种新知识的掌握，就不可能有真正腾飞，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前途。”具有一种理论感，培养理论兴趣，增强理论修养，说到底，这是一种时代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是一种政治兴趣与政治修养的培育，而五四时代的那种理论探求精神，更是我们至高的追寻目标。

直面现实，探索新知，为改造社会、振兴中华而顽强战斗，是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思想精神的又一特征。中国社会走向现代，自五四运动始。此时，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时刻，现实状态纷纭复杂、多彩多姿。一代五四青年学人，勇于面对人生，面向现实，在探索中回答亟待解决的社会、政治问题。他们反对自欺欺人的弄虚作假，反对在黑暗社会和惨淡人生面前闭起眼睛，更反对以丑恶傲人的自我扩张，主张认真医治逃避现实的昏庸思想。他们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使中国人不致被“世界人”挤出，一方面以极强的求知热情出入于各种学术理论和自然科学知识之间，探索救国救民的上策良方，另一方面不遗余力地进行启蒙主义实践，呼唤民族的觉醒，使之成为站在时代前列的“精神界之战士”。救中国，是他们的一切活动、理论探索与斗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救国之道在“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作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李大钊的理论观点，则放射出耀眼的真理光芒。他直截了当地指出，解决中国问题，采用从枝枝节节、点点滴滴入手的改良主义方法是无济于事的，必须走“根本解决”的道路，即解决经济制度问题，把旧社会来一番彻底改造。他认定中国人民革命所要争取的光明前途，应当是社会主义，而要实现这一远大理想，必须运用阶级斗争、五四精神与当代学理筑构的手段，依靠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414665五四前辈们认真学习和勇于战斗的精神，在今天仍能给我们以深刻启示。事实上，世界是在不断变化中前进的，而且这种变化并非是过去的重演。客观世界变化的速度，永远快于人的认知速度，因此，直面现实，不间断地探求未知，勇往直前地实践探索，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一个基本规律。尤其是在当今，人们遇到现实世界中的新问题越来越多，新鲜、未知的事物和领域也日见其众。世纪之交的人们，应当以十足的勇气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种种难题。无疑，人类正是在不断攻克社会难题的过程中，使自我步入了新的时代境界。

张扬科学的精神，是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思想精神的又一特征。五四时期学人推崇科学是不言而喻的。陈独秀认为，科学告诉我们感觉常错，世界观常变，物质及本质却是永恒的。而“原子种性相续不灭”就使“众生无尽”，再使“历史无尽”。进而，五四学人把科学规定为一种思维方式，其表现方式为实证的要求和理性的观念。这种科学的精神，说到底就是一种求是与求真精神。当代青年欲为人类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其一个基本前提，便是注重调查研究。一切科学的真知都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我们成功地进行经济建设的基本条件，对领导者与决策者来说，其尤显重要事业的成就之果，不是空想主义的土壤所能栽培出来的。凡属正确的科学决策，无一不是实践的科学总结，想使各项决策不致失误，就必须进行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谈不上实事求是，也就不可能存在科学的理论与决策。同时，我们还应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不断发展的，调查研究的方法也要力求现代化。以经济工作为例，邓小平指出：“现在的经济工作，问题比五十年代又复杂得多。条件不同，面临的任务也不同。”414666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体制，我们正在进行着前无古人的伟大建设，调查研究方法的更新与全面现代化，是科学回答建设与改革实践的新问题的一项重要的基本手段，关系重大。

思想解放，是五四时期社会科学理论兴旺发达的一个显著特征，它后来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完整内容而成为我党的思想路线和思想原则。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评价恩格斯时说：“同一切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一样，恩格斯竭力促使觉悟工人注意的东西，正是盛行的庸俗观念认为最不值得注意、最习以为常、而被根深蒂固的，可说是顽固不化的偏见奉为神圣的那些东西。”414667五四先驱者将维系古老旧中国的根深蒂固的一切封建主义的文化思想、学说理论和价值观念，都放在是否适合时代需要的天平上，予以重新估价和审视。他们对历来被视为神圣的东西，古训成法、祖传老例、旧框框、老教条，施以无情挞伐，表现出与之势不两立的决绝态度，向青年呼吁从封建主义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从封建思想束缚造成的消极、保守、退缩五四精神与当代学理筑构的精神状态下解放出来，树立民主科学思想。同时还要从闭关锁国思想中解放出来，主张面向世界，对外开放，这是五四时代先进知识分子的重要思想特征。那时候中外文化广泛交流，特别是普遍重视外国思想文化的介绍，把它当作理论支点和参照物，他们认识到“关门也不过一梦”414668，最终是行不通的。于是一时间，外国的各种学说、主义、文化、思想纷至沓来，五花八门地活跃于中国论坛，经过大浪淘沙的历史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终于一枝独秀，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五四时期是中国思想大解放的时期，思想解放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他们认为只有获得思想彻底解放，中国将来才会有希望414669。纵观人类社会每一重大变革与进步，无不以思想解放为先导。它不仅能激励人们的进取精神，成为推动我国改革和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而且提供了理论创新与突破的民主、团结、和谐、融洽的环境，这是因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离开了社会主义民主，解放思想便无从谈起。因此，我信奉这样的主张，理论研究不应该有禁区。正如允许改革的实践有失误一样，我们同样也应该允许理论探索有失误。

当前，解放思想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科学理论。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要着眼于现实问题的理论探索，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创造性应用，从而正确揭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去栽培新世纪的理论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