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前,冯雪峰针对某些人的“鲁迅只是属于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和工人没有关系”的观点,曾严肃地指出,“鲁迅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人”,他和工人阶级的关系是“密切的”,他“是工人阶级英勇伟大的战士”
众所周知,少年时代的鲁迅首先接触到了农村的劳动群众。劳动人民的影响和现实生活的教育,使他的思想感情与“田夫野老,蚕妇村氓”息息相通,培养了他同情和热爱劳动农民的美德。与此同时,鲁迅与早年的绍兴工人也有着亲密的交往。他经常带领自己的小伙伴去外婆家附近的镇塘殿,目睹了那里的盐工们的繁重劳作,倾听着盐工们诉说自己苦难的遭遇,这使他幼小的心灵中平添了对底层民众的怜悯和同情。盐工们也都喜欢这位与众不同的读书郎,亲热地称他为“外甥官”。鲁迅还有一位外号叫和尚的木工朋友,他曾为鲁迅精制了一把木质象鼻大刀,鲁迅后来把各种玩具都抛弃了,而唯独保存着这把大刀。他们亲热交往,互相敬重,保持了多年的友谊。1898年5月,年仅17岁的鲁迅来到都市南京求学。这个时期,鲁迅曾与同学到青龙山煤矿实习,有机会接触到中国第一代的产业工人,目睹了他们身受压迫和剥削的悲惨遭遇,这在他的思想深处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他后来在《朝花夕拾·琐记》一文中以沉痛的笔调真实地描绘了青龙山矿洞的凄凉景况:“情形实在颇凄凉,抽水机当然还在转动,矿洞里积水却有半尺深,上面也点滴而下,几个矿工便在这里面鬼一般工作着。”而那个煤矿,在腐败无能的封建官僚手中搞得每况愈下,竟至“所得的煤,只能供烧那两架抽水机之用,就是抽了水掘煤,掘出煤来抽水,结一笔出八两清的帐”。这大约是鲁迅在其著作中关于他与产业工人接触的第一次记载;寥寥数语,表达了鲁迅对工人劳苦生活的同情和对资产者的轻蔑与嘲讽。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鲁迅在教育部任职,并从1912年起较长一段时间居住北京。由于大城市的生活和工作性质,使鲁迅不可能更多地直接与产业工人接触,但是却有更多的机会观察和了解到都市的人力车夫。鲁迅与人力车夫的亲密关系在他的日记和小说中都有所反映。
《鲁迅日记》1913年2月8日载:“上午赴部,车夫误碾地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及常服者三数人突来乱击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鲁迅将这可悲的镜头摄取下来,并痛斥那种对下层民众凶暴有如“野狗”的“人性”;言简意赅的文字中饱含着对统治阶级帮凶的愤懑和对工人兄弟的深情。当时的鲁迅,对工人群众的态度也不仅仅局限于怜悯和同情。1916年5月17日,鲁迅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下午自部归,卷夹落车中,车夫以还,与之一元。”在这位不知姓名的人力车夫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美德,给了鲁迅以深刻的印象。五四时期,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工人阶级的崭新姿态,新文化运动的战斗洗礼,给鲁迅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使他看到了中华民族解放的希望。在他那些最初的显示了文学革命实绩的创作中,短篇小说《一件小事》特别引人注目。这是一篇突出描写人力车夫形象的杰作,由衷地赞美了都市苦力工人的正直无私和阶级友爱的品格。更难能可贵的是,鲁迅在作品中形象地揭示了一个十分令人深思的课题,即知识分子应当向无产者学习。如果说五四时期歌颂劳动者的文学作品已经不是绝无仅有的了,那么对这一问题的阐释,鲁迅却是独一无二的,这反映了当时鲁迅在思想上对工人阶级的认识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另一方面,工人阶级高尚的精神境界又给予鲁迅以深刻的教育和感召,正如鲁迅在小说中充满感情地写道,工人阶级的高尚情操“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当然,小说中的“我”不等于鲁迅,但是其中却凝聚有鲁迅的影子,鲁迅的精神、态度和气质。
这个时期,尽管鲁迅对工人阶级的本质和特征还没有全面的科学的认识和了解,还不能明白无误地回答出怎样才能改革社会,使工人阶级摆脱苦难的境地而获得解放,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鲁迅对工人阶级的认识正在逐步深入。五卅运动以后,鲁迅世界观的内在矛盾迅速发生着变化。1925年5月,上海工人为了反抗日本资本家残酷剥削和无理开除工人而举行罢工。残暴的日本资本家竟枪杀工人顾正红并打伤十名工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鲁迅惊闻异国有产阶级的恶行义愤填膺,连续写下了《碰壁之后》、《忽然想到》(十,十一)等多篇杂文,呼吁国人“抽刃而起”,要“以血偿血”,“一代、二代”地同帝国主义斗下去。针对某些帝国主义帮凶制造的五卅运动的原因在于中国“赤化”之说,鲁迅进行了驳斥:“为什么中国人如果真使中国赤化,真在中国暴动,就得听英捕来处死刑?”
五卅运动前后的鲁迅,思想极为活跃,更多地把目光转向工人阶级的斗争实践。他庄严宣告:“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
还应值得提出的是,鲁迅在这个时期还直接接触到了工人运动的领导者。时为厦门总工会总委员长的罗扬才,多次组织和领导了厦门工人的罢工斗争,是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鲁迅与他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罗扬才多次拜访鲁迅,请鲁迅到集美学校和厦门中山中学为学生演讲。鲁迅主持主办的平民学校成立后,罗扬才极力支持,并从繁忙的社会工作中分身担任了学校常识课的教学工作。当鲁迅即将离开厦门时,罗扬才等人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为鲁迅送行,1月4日,他们在厦大群贤楼后面摄影惜别。这是一个极为令人难忘的时刻,是鲁迅与工人关系史上别具意义的珍贵镜头。
1927年1月,鲁迅来到“革命策源地”广州。这时距省港大罢工结束仅有两三个月,广州街头还时常有许多工会组织的游行队伍。鲁迅感到“前几年在北方,常常看见迫压党人,看见捕杀青年”,此类现象到广州后“都看不见了”
鲁迅在广州约三个月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继之广州也发生了“四一五”事件。这“血的游戏”教育了鲁迅,使他的“青年人必胜于老人”的观念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明确认识到了以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来观察和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行不通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正在成为鲁迅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锐器。据日本友人山上正义回忆,“四一二”以后,鲁迅潜伏在一家民房的二楼上,山上正义去看望他。“刚好有一群工人纠察队举着工会旗和纠察队旗,吹着号”,“从大路上走过去”。面对这些工贼,鲁迅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痛斥道:“真是无耻,昨天还高喊共产主义万岁,今天就到处去搜索共产主义系统的工人了。”
统治者的屠杀并没有吓倒鲁迅,反而使他与工人的心贴得更紧。当他看到报纸上登载了“共产党分子六百余人被捕,在南关戏院收容”的消息,便不顾严酷的白色恐怖和个人生命安危,前往南关戏院进行慰问,并主动为他们捐款,表达了他对那些为天下穷苦人翻身解放而付出血的代价的共产党人和工人兄弟的极大敬意和炽热的情怀。1928年3月,统治者杀害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湖南省总工会委员长、工人运动的卓越领袖郭亮,并且惨无人道地将其首级悬挂示众,妄图以此吓退革命。鲁迅闻讯后,立即挥笔写下了《铲共大观》《头》等杂文,愤怒鞭挞了刽子手的野蛮罪行,斩钉截铁地宣告:“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正是疯狂推行独裁政策的统治者给鲁迅提供了发人深省的反面教材,加速了鲁迅思想的飞跃,使他“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确有信心”
鲁迅一直与中国革命的发展取同一步调,到了广州,对究竟什么阶级代表了新的生产力、什么是人类真正希望所在等根本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他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中指出:“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却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而专图自己的便利,总是三翻四复的唱不完。”如果说,过去的鲁迅评定事物价值的标准是“本位应在幼者”,那么,广州时期的鲁迅则已经把工农看成了社会的主体,以对工农是否有利作为衡量一切事物价值的标准。这一观点在鲁迅论述“平民文学”的过程中也同样得到了体现。鲁迅指出,“革命的结果”,是要建立一个“平民的世界”;而“平民的世界”正是“工人农民得到真正解放”的时代。只有“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鲁迅对“平民文学”远景的预言,正好说明工农在他心目中所占地位的重要。这种“以民众为主”即以工农为主的思想,在鲁迅思想发展史上,显然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突破。自“五卅”运动以来至大革命失败前。鲁迅对工人阶级认识尽管没有彻底冲破唯心史观的羁绊,升华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但是,鲁迅的认识是趋于逐步深入的,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1927年10月,鲁迅离穗赴沪,开始了他后10年的人生历程,也揭开了他与工人关系史上的新篇章。
这时期的鲁迅赞颂工人阶级总是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相联系,总是和历史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此时的鲁迅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首先,鲁迅配合工人群众反抗资产阶级残酷压榨的斗争,分析和揭露了黑暗中国人剥削人的社会本质,批判了“剥削有理”“压迫有功”的谬论,从而对工人阶级的特点有了本质的、全新的认识和了解。
鲁迅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劳动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的悲惨景象,更加全面、深刻和系统地认识了阶级间的对立和斗争。他认识到:“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这一时期的鲁迅认识到,资本主义的产生,“必然底随此而起者,是资本主义之敌,就是灭绝资本主义的无产者。”
其次,正是由于鲁迅对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明确的认识,从而使他具有了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无产者的队伍中,成为一名向着敌恶势力冲锋陷阵的斗士。1933年8月6日晚,漆匠刘明山等3人在上海黄浦滩太古码头纳凉,俄国巡捕无故将刘踢入黄浦江致死。面对这种暴行,鲁迅写下了《踢》一文,严正指出,“世界上只有水和空气给与穷人,此说其实是不正确的,穷人在实际上那里能够得到和大家一样的水和空气,即使在码头上乘乘凉,也会无端被‘踢’送掉性命的:落浦。”也正是在这一年,亲日分子黄郛受命秘密与日寇谈判。为掩盖黄郛北上卖国的真相,国民政府以贼喊捉贼的手段,制造了天津站投掷炸弹的事件,事后却嫁祸于年仅17岁的青年工人刘魁生,残酷地加以“枭首示众”。鲁迅悲愤地写了《保留》一文,揭露统治者栽赃陷害、杀害无辜工人、掩盖自己卖国罪行的阴谋,号召舆论界正视现实以洗去他们向工人“喷来的狗血”。
鲁迅与工人同恨,更与工人共爱,时刻关心工人群众的生活和疾苦。据周晔回忆,一位人力车夫没有留心,误踏玻璃上,玻璃嵌进脚底。鲁迅得知后,便和周建人一起拿着药品和纱布为其治疗。事后,还拿出钱来,叫他在家多多休养几天,又把余下的药和绷带给了那位车夫。一位名叫林克多的华工,根据自己的亲眼所见,撰写了《苏联见闻录》一书,记录了他在苏联的见闻,讴歌了社会主义的新制度。对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的普通工人的著作,鲁迅表现了极大的热情,花了一周的时间校阅全书,并撰写了序言。鲁迅还提供茶叶,与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先生一同设立茶水站,免费供工人饮用;并且帮助工人写家信,为工人夫妇的婴儿取名字,经常与工人朋友促膝交谈,等等。而他把自己创作的《呐喊》和《彷徨》、翻译的《毁灭》等著作先后无偿地赠送给工人,更是被传为佳话。这些平凡小事,无一不显现着鲁迅对工人的亲爱之情和赞美之心。
鲁迅热爱工人阶级,还表现在他对工人阶级政党及其领袖的热爱。在极端困难的日子里,鲁迅经常以自己有限的收入接济中共和革命团体,救济革命烈士的遗孤。这在鲁迅日记中有很多记载。通过实践,鲁迅愈来愈坚信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他热烈拥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表示“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他欢呼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指出: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他以把中共和毛泽东“引为同志”而“自以为光荣”。并愿意在无产者的队伍中当一名“小兵”。
鲁迅对工人阶级怀着诚挚的情谊,理所当然地赢得了工人群众的衷心爱戴。鲁迅逝世后,工人们无不悲痛万分,上海总工会敬献的挽联上写道:“鲁迅先生这种不屈的精神才是我们工人的模范。”这是工人阶级对鲁迅一生公正而崇高的评价,热切表达了工人阶级热爱鲁迅的心声。
复次,鲁迅对国际工人运动也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早在日本留学时,鲁迅通过阅读一些外国小说,“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命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