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家的瞿秋白，一生中不但写出过卓越的理论和文学著作，而且留有秀美的诗篇。他的诗作目前收集到的虽然仅有50首左右，但却是中国现代文学宝库中的艺术珍品。在瞿秋白的诗歌中，有一定数量的政治讽刺诗，目前见到的有9题12首。约占其全部诗作的五分之一。在诗中，瞿秋白以独到的讽刺艺术，辛辣地嘲讽了新旧军阀、政客、党棍及其御用文人，真实地勾勒了时下社会的原生世态，是现代讽刺诗歌园地中的奇葩。

展读瞿秋白的讽刺诗，我们会发现，其全部集中创作于1931年至1933年间，无独有偶，鲁迅的绝大多数讽刺诗也创作于这一时期。这说明，不同的时代会产生不同内容和风格的作品，一定时代的社会内涵对文学形式的运用起着重要的作用，瞿秋白讽刺诗的产生当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1931年夏初，瞿秋白开始直接投身到文艺战线尖锐复杂的斗争浪潮中。这是一个恶风狂啸、大夜弥天的时代。在言论极其不自由且又要保存自我的情状下，他不得不拿起讽刺的武器。“椒焚桂折佳人老，独托幽岩展素心。”鲁迅的诗句，形象反映了这一时期瞿秋白文学活动的真实面貌。

瞿秋白创作讽刺诗是与其诗歌理论主张分不开的。他认为，艺术“反映着现实，同时影响着现实”414724。他在介绍俄罗斯文学时，则进一步阐述了“诗的责任决不限于纯美，而应当成为社会力，满足当代的精神需要”的艺术主张。他指出，作为一个进步的、正义的诗人，绝不可能对时代风云的变幻漠不关心，必然要“涉及当代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人生的实际，强使诗人的心灵有所反响”414725。瞿秋白认为，讽刺诗是表现时代的重要武器，但讽刺不等于漫骂。“恐吓其实是等于放弃思想战线上的战斗”414726，“只去抄袭宗法社会里的辱骂的滥调”，“不是什么真正的革命诗人”414726。正是基于这种诗论，诗人以其如椽之笔，自如挥洒，“喜笑怒骂，皆成文章”414728，把投枪式的讽刺诗掷向敌垒，并在文学创作中进行着有成效的实践和探索，获得了可喜的成就。

我们知道，“讽刺”最早来源于希腊文satyros一词，原是古希腊神话中一位小神的名字。现指对现实现象一种特殊的审美评价。讽刺的任务应该是揭示生活中否定的事物，揭示出否定事物的喜剧性矛盾。讽刺的艺术则是严肃的真理和轻松的笑的情感结合体。展读瞿秋白的政治讽刺诗，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到，瞿秋白的讽刺艺术非同凡响，独具风格和特点，显异彩于诗坛。

其一，瞿秋白的政治讽刺诗虽然题材比较单一，但却能够迅速反映现实，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鲜明的时代特色。政治讽刺诗同其他种类的文学体裁一样，都是社会生活在作家、艺术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但是，它已不是一般的社会生活，而是经过作家头脑加工了的社会生活，因此，讽刺艺术的形象也只有更鲜明、更广泛地表现生活才有意义。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诗人，必须以自己的诗笔反映体现这一历史时期的本质特点并具有深刻意义的社会生活，瞿秋白及其讽刺诗正是如此。他的诗作没有纠缠个人恩怨的讽刺，从不施行“对于个人的人身攻击”414729，而是从民族与人民的利益出发去剖析世态人情，满怀激情地“针砭社会的锢疾”，及时、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精神的脉搏，真实地再现了特定的社会风貌和阶级斗争。因此，瞿秋白的讽刺，不仅是一般社会性的讽刺，更是社会本质性的讽刺。瞿秋白在评论鲁迅时指出，鲁迅杂感里陈西滢、章士钊等人的姓名“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做社会上的某种典型”414730。瞿秋白的讽刺诗中的汤玉麟、蒋介石、胡适等人的形象，同样是作者借其一端，描绘了某一类人的共同相。这些广泛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讽刺对象无一不在诗人笔下须眉毕现，从而向人民展示了一幅幅形象的历史画面，同时也表现了诗人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其二，“直”的艺术手法的运用。所谓“直”的手法，瞿秋白在《曲的解放》前言中曾作过解释：“‘曲’一解放，自然要‘直’——后台戏搬到前台。”也就是说，无情地撕毁一切虚假的面纱，展示丑恶，揭露本质。鲁迅当年在评价萧伯纳的讽刺艺术时指出：“萧可不这样了，他使他们（指讽刺对象——引者注）登场，撕掉了假面具，阔衣装，终于拉住耳朵，指给大家道，‘看啊，这是蛀虫！’连磋商的功夫，掩饰的法也不给人有一点。”414731鲁迅的这一精湛论述也正是对“直”的讽刺手法的最好注释。独裁者的统治术总是把本质掩藏在假象之下，正如马克思所说：这是“用另外一个本质的假象来把自己的本质掩盖起来，并求助于伪善和诡辩”414732。瞿秋白准确地窥识其虚伪的外表与真实的内容之间异常不协调的喜剧性矛盾，并将这一矛盾揭示出来；作者在讽刺诗中不直接出场，而是模拟对象的口吻，将其形象直接诉诸读者，将其心理和盘托出，“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而作者在直接展示后台生活时又始终巧妙地运用夸张的手法，令人毫无虚假之感，正像鲁迅所说的：“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414733。“‘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414734《曲的解放》就具有无可辩驳的真实性。诗中以旦角形象出现的被讽者这样唱道：

背后搂定可怜汤，

骂一声枉抵杭。

戏台上露甚慌张相？

只不过，理行装。

便等等，又何妨？

这就把国民政府惩办汤玉麟是假、对日不抵抗是真的面目描绘得惟妙惟肖，使读者在痛快淋漓的笑声中，切实感受到了讽刺对象的虚伪。《口占一绝》也是这种写法。当英国著名戏剧家萧伯纳来沪访问时，文人掀起了对他进行攻击的浪潮，并以唐人诗句“无边落叶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作为“欢迎”词，暗含着要他快“滚”的意思；有的小报还把通行的译名“萧伯纳”改译为“包倷销”。瞿秋白把他们的言行和行动压缩在“长江滚滚滚萧萧”和“满街听唱包倷销”等诗句里，描绘了他们对国际进步作家的仇视态度。这种夸张与真实相结合的“直”的表现手法，产生着强烈的讽刺艺术效果。

其三，以杂文笔法入诗。瞿秋白的讽刺诗大部分是论事之作，他用锐利的眼光去观察社会出现与发生的种种现象和事件，就事而咏，不枝不蔓，集中、凝炼而漫画式地寥寥数笔勾出被讽者的情态。但是，瞿秋白并非简单地就事而论，而是透过现象深刻地剖视本质而又诉诸形象。揶揄嘲讽，亦庄亦谐，幽默中伴随着愤怒，平静中荡漾着激情，可谓杂文化的诗歌。《读飞机募捐启有感泣而歌之》，是最足以体现这一艺术特点的诗作。人们不会忘记，鲁迅写过一篇《航空救国三愿》的杂文，与瞿秋白的这首诗取材相同，主题相同，都是揭露统治者借“航空救国”的美名以搜刮民财、扩充政治与军事实力的本相的；在写法上，又都是剖析具体事件，发为讽刺，又出以幽默，两者异曲同工，十分相近。可见，瞿秋白的讽刺诗是诗和政论的结合，是诗人与战士一致的产物。

其四，从古典诗词中吸取营养，擅用历史典故，对古人的诗词加以巧妙的化用或活剥，赋予其以新的意义。瞿秋白对古代诗歌有着精深的造谐和修养。他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封建书香之家，母亲擅诗词，爱文艺，曾亲为童年的瞿秋白讲授诗词，瞿秋白在家庭的熏陶下，从小时候起就熟读古典诗词，能文擅诗，这就为他以后的文学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瞿秋白出色地运用旧体诗形式来写讽刺诗。他的讽刺诗，直至他的全部旧体诗，对于诗词格律可谓运用自如，游刃有余，而且愈是精微难能之处，愈是严格遵循，其平仄、声律、章法无一不工。在写法上全部采用首句入韵的方式，文气流畅，诗情与声情一致，更加突出了讽刺艺术效果。在修辞上，对仗、排比都极为工整谨严，无懈可击，显示了诗人深厚的诗词修养，也增强了诗的艺术魅力。

运用历史典故是诗词中常见的修辞方法，但如不善用，就会“填书塞典，满纸死气”414735，或冷僻隐晦，读之茫然。瞿秋白极擅用典，如“千古同心有孟轲，也教肉食远庖厨”句，巧妙地穿插了孟轲“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见其生不忍见其死”的兽道主义，借以比喻胡适及其学说的伪善性，写得生动自然，意味深长。瞿秋白又善于点化前人的诗句，融会于自己的诗章中，开拓新的意境。如《口占一绝》《读飞机募捐启有感泣而歌之》等，都是套用古人诗作而写成，内容新颖，妙趣横生。“用典”、“点化”或“活剥”，其实古已有之，不过大多是文人的游戏之作，真正有社会意义者不多见。这些手法在瞿秋白手中成为得心应手的武器，表达了战斗的内容，虽属“活剥”旧诗，但却一如己出，形式与内容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尤其是《读飞机募捐启有感泣而歌之》，仅在原诗的基础上换了几个词，便从原来对少女的怀思，一变为对纸醉金迷、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的统治者的讽刺，立意高远，满含幽默的情趣，读之令人耳目一新。

其五，白话入诗，通俗晓畅。瞿秋白的讽刺诗基本上是旧体诗形式为主，新诗仅有一首。这些诗大多是瞿秋白在紧张的职业政治家生涯中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信笔拈来的，通俗易懂，稍有文化即可诵读。应当指出，瞿秋白的旧体诗并不都是以口语入诗，有些诗就没有运用口语。语言的运用是服从内容的需要的，瞿秋白在创作讽刺诗时以口语入诗，是与他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和一向主张的文艺大众化的思想观点分不开的，它不仅开拓了旧体诗的艺术表现力，而且在促使旧体诗与群体接近上向前迈进了一步，十分值得称道。

毛泽东指出：“讽刺是永远需要的。”414736而瞿秋白的讽刺诗又以独特的艺术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讽刺文学创作经验，是中国现代诗歌的瑰宝。我们要不断从中摄取思想和艺术的丰富营养，促进当下文艺的飞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