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年4月22日下午2：30～5：00

地点：首都师范大学本部主楼201会议室

梁景和（主持人）：

今天请来秦方老师来为大家作报告，秦老师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妇女史等。今天，秦老师要讲的题目是《美国中国性别史研究》，下面让我们欢迎秦方老师！

秦方（主讲人）：

谢谢梁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块儿讨论。本次讲座，我将就西方社会女权运动和性别理论的发展以及有关中国妇女史研究的现状、操作以及趋势等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西方社会和性别理论的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女权运动浪潮达到顶峰，当时女权思想主要侧重于行动主义，且有些女权主义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所反映出来的男女平等新气象充满了向往。至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界开始提倡“从历史中发现女性”，于是，女权思想的倾向主要偏重于学院派，关于历史上名女人的研究提上日程。至20世纪80年代，Joan Scott发表著名长文Gender：A Useful Analytical Category，象征着西方女权思潮开始将gender这一概念引入研究领域。

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亦与西方女权主义发展思潮历史脉络相近。在20世纪70年代，主要针对历史上重要的女性政治人物进行研究，如武则天等人。到20世纪80年代时，受gender这一概念的影响，开始对“妇女”“女性”这样的范畴进行反思，代表人物如Tani Barlow。同时，学者Rey Chow和Lydia Liu等人对西方的学术霸权进行反思，强调中西方存在结构上的差异，不能将西方的理论硬套在中国的国情上，二者尽管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说国家民族和女性的关心、内外领域的区别，但是二者是在本质上不同的框架之下运行的，如果简单地将理论照搬过来，反而又形成了一种权力施加。同时，Dorothy Ko、Lisa Rofel、Tani Barlow以及Christian Gilmartin等人对所谓的五四范式进行反省。受五四话语的影响，史学界对于妇女史的研究得到了“女性总是受到压迫”这样一个强大的结论。但是Ko等人的研究则指出，其实这样一个话语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传统女性的生活并非像该话语所描述的这样，处处是压迫，处处是深渊。

在以往对中国妇女史的研究中，主要有两个具体的操作方式。一个是打破时间的界限，最明显的就是传统和现代的对立。传统是一副受害者的女性的一体性，现代则是各种各样的鲜活。这个就有些像西方的新清史研究一样，一开始强调清朝是一个汉化政权，后来新清史则强调满人仍在努力，或者说至少有意识地在维持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所以新清史就强调清朝内部这种民族和种族的鲜活和呼应。但是在新清史强调清朝的活力时，它又将明朝视为一个呆滞的、落后的、腐败的政权。这样永远都是一种对立的简约化的区分。因此，学者Presenjit Duara和Joan Judge等人对传统和现代之关系提出质疑。如Judge关于烈女的研究，强调近代对于烈女的呈现，主要取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古代女性贞节形象的借用，一个是西方当下女英雄的借用，并提出Archo-Modern approach这样一个方法论，即一方面是一个对古代那个完全没有受到玷污、反映了理想社会的、没有时间性的借助，一方面是对进步的、西方的、当下的现代性形象的借鉴。人们在中国的远古和西方的近代这两个时间框架之内徘徊。另外还有钱南秀的有关1898年百日维新中女性形象的呈现，认为这些女性汲取了三个方面的资源：魏晋时期中国思想资源，17～18世纪江南女性文化，以及西方现代化的知识。

有学者对中国近代国家民族话语和女性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如Judge探讨晚清女国民的概念，认为中国女国民是一种自下而上由文人发动起来的，而不像日本，是自上而下由集权政府发动起来的。在这个发动中，女性是白纸一张、可供操作的政治表演者，但更重要的是，女性能够为知识分子提供机会，将西方发展而来的民族主义以及中国本身的儒家家庭观念融为一体，也就是说女性成为一种混合物（Hybrid）。只有这样，文人知识分子才觉得能够在西方的观念和中国的传统中获得一种平衡，构建起一种新式的中国国家和民族位置。这样一种方式，给女性既带来了机遇，又带来了挑战。她们能够借用国家民族议题来发展自己的主题，比如说教育、职业、参政，但是一旦越出或者试图挑战这个界限，就会受到压制。

第二个操作方式主要是从空间视角上主要批判内外这样的区分，认为硬生生地用西方的这种public/private概念套用，是不恰当的。西方的这种public/private对立的观念在西方的哲学思想史中一直存在，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是一直到工业大革命后才开始成为一种规范、制约的体系性的用法。到了六七十年代在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中，这种内外划分成为解释父权制对女性压迫，以及女性公共权力丧失的原因，public和政治、经济、军事这样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而private则和家庭、婚姻、儿童这样的议题联系在一起。但是后来随着新文化史的出现以及后现代思想的冲击，人们开始对这样的内外观念进行反思。很多学者指出，公私概念其实是一种人为建造的过程，它反映了以父权制为主导的国家力量对于个人在私领域的干涉。后来更激进一些，一些学者提出，不应该截然对立这两种空间，而应该看作是相对性的、关系性的。比如说教室这样的一种关系，是私空间还是公空间，谁可以来，谁不能来，以及师生这样的权力关系，同学之间通过教育而建构起来的姊妹情谊和兄弟情谊。其实，中国的这种内外观念更多是一种相互关系性的，强调和谐，而非对立这样的观念。比如说房间之外的空间是外，但是整个家相对于国家而言又是内。最有名的就是高彦颐的《闺塾师》这本书。她的一个观点就是17世纪的女性通过出版、文字、郊游等方式扩大了自己的生活，但是这种扩大一方面是因为传统儒家思想有足够大的灵活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女性从未试图要去挑战、打破儒家思想所带给他们的生活、家庭、社会身份的舒适圈。而到了20世纪，根据Joan Judge的研究，一些去日本留学的女性在革命、国家民族主义的口号下走出国门，但是在日本的学校，尤其是下田歌子创办的学校里面，又不自觉地创建了一个类似闺阁的学校空间，依然很小心地不愿完全破坏这种内外之别。而且，她们是有意识地在维系这种内外之别，甚至比男性还要小心。

中国妇女史研究主要有下面两个趋势。第一，强调性别差异。性别差异这个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西方兴起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当时是第三世界的女权主义者反对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后来被中国学者纳入对中国妇女史研究的领域，强调阶级、阶层、职业、代际或者民族身份在构建社会性别身份建构中所导致的不同和差异。受此影响，当时兴起了对于女性这个群体划分的细化趋势，包括娼妓、女工人和少数民族等在内的研究。如Paul Ropp研究的是明末清初的娼妓。明朝上等的妓女在文人眼中代表的是一种自由、能动，在明亡之后，又成为人们对于过去政权的一种追思和怀念，以及对于新政权的一种反抗。但是文人对于下等娼妓的研究，却从来没有这样的时间观和政治观，她们更多地是代表一种无时间性的生物，既得到人们的同情，又对整个社会构成了一种威胁。而Gail Hershatter对20世纪上海娼妓的研究显示，娼妓这个群体里面的等级，不仅取决于这些女性来自哪里，也取决于她们的客人的社会等级；同时是男性文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边缘化问题，他们不能竞争过商人或者买办，所以只有通过对妓女的妖魔化书写来肯定自己在话语制造过程中的主动权。一方面是各派力量在现代化的模式下对娼妓的改造，从17、18世纪一种成熟的娼妓文化变为落后、肮脏和疾病的象征；另一方面，娼妓有自己的诉求和生存方式，她们在娼妓行业中的地位、等级以及所接待客人的不同决定了她们自身表现方式的不同。

第二，开始侧重女性主体性和能动性，强调以女性的立场和能力去应对不同的话语，以确定自己的身份。比如，Ellen Judd关于山东农村妇女的研究，Judd指出她们一方面不愿放弃娘家的社会网络，一方面通过婚姻、亲戚介绍缔结起来的婚姻，在夫家也建立起网络结构，所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比她们的丈夫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此外，Susan Mann开始以史记笔法，以文学的手法来撰写清朝几代女性的人生，亦是亮点。

台湾学者熊秉真写过一篇文章，强调一种整体视角的参照：她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家在探讨17世纪的江南才女文化时，这一时期，同一地域，其他的女性在做什么？或者是20世纪的女学生，当她们在趋新时，剩下的那些女性又在做什么？强调将不同群体或者职业的女性放入同一时间和空间之中，互相参照和对比。这可以当做同学们日后思考选题的一个可行性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