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是汉语里常见的说法。这个“民”指的是中国老百姓。

中国人认为杀头是最严厉的惩罚，中国人的想象力，到了杀头，就再也无法飞行下去了。美国法院有时候把一个罪犯判处二百年的有期徒刑，中国人觉得这是纯粹的荒唐，认为这体现了西方人思维的僵化。

阿Q相信，杀头意味着“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对于阿Q，杀头与二百年有期徒刑，何者更可怕？更让人绝望？

对于一个原本就想自杀的人，被判处死刑，意味着这个人用不着自己动手了，意味着与自杀相关的恐惧自动消失了。

§眼睛处在最高的位置上，鼻子次之，嘴在最下方。

眼睛为嘴寻找食物，而且帮助手把食物准确地喂到嘴里；鼻子是嘴的卫士，告诉嘴哪些食物是腐败变质了的。

地位越高，责任越大——这说的是眼睛。最下方的嘴品尝美味，再就是说三道四。

我们的脸体现了民主政治的原则，或许更应该说：民主政治是从脸得到启发的结果。

§元朝把前代的100下棍棒处罚改成97下，解释是：天饶你一下，地饶你一下，朕也饶你一下。

专制帝王感觉自己与神圣的天地平起平坐的时候，臣民们就会得到一些小小的甜头。中国历史上，君主的别号是天子。不应该认为这是君主神化自己的结果，我以为这是臣民们给君主戴的高帽子，目的是让脾气暴躁的君主们仁慈一点儿。

§按照中国古代法律，强奸有夫之妇比起强奸未婚女子，是更严重的犯罪，解释是：有夫之妇是丈夫的私人财产，强奸意味着侵犯了这位丈夫的私人利益。

似乎未婚女子就是公共财产了。对于公共财产的这一文化无意识，今天仍然活跃着，那就是公德的匮乏。

§佛教所说地狱有18层之多，18层地狱也就是18种残酷的肉刑。人死之后，只有灵魂，不再有肉体，人们不知道如何惩罚赤裸裸的灵魂，只得把肉体硬塞给灵魂，最终想象出了地狱。

地狱的说法折射出来的，是人类对于肉刑的恐惧。汉文帝只是有限地改进了肉刑制度，就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仁爱君主。

§汉语里的“畏罪自杀”是一个贬义词——它像是一种罪名，因为自杀者非法使用了法律的权力，因为人们没有欣赏到畏罪者接受审判时的沮丧、绝望，总之，更因为自杀者的敌人意犹未尽。作为贬义词的畏罪自杀，是对一个生前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的已死之人进行诅咒，体现了某种不厚道。

其实，畏罪自杀是可敬的，因为它省略了法律程序，也就是节省了法律成本——美国法律对一个人执行死刑要花掉国库的10万美元。所以，司法机构应该用某种方式去表彰那些畏罪自杀的人。

§张三雇李四杀了人，法律更加严惩的是张三，因为李四本质上是凶器，最锐利的凶器也不会自己去杀人，总之，法律较轻地发落李四，是因为它没有把李四看成真正的人，更是因为李四没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人。

但道德上更严厉地加以谴责的，是李四，因为李四不把自己当人看，让自己成了杀人的工具。

这或许是道德和法律的差异。

§天平在西方文化那里是法律的象征。你可以犯罪，但你必须承担与罪行相应的处罚。天平的两头分别是罪行和处罚。法律的目标是不让天平的任何一头翘起来。

或许，西方人发明天平，不是由于称量物体的需要，而是由于对法律的沉思。罪行和处罚都被想象成了具有重量的东西。

中国历史上屡屡出现“严刑峻法”，这表现出了人们对犯罪的恐惧。中国古代法律追求的是杀一儆百，是秩序，犯罪被认为是对既有秩序的破坏，法律的任务是抵挡这种破坏。今天，中国的法律机关用盾牌作为自己的象征。

§每一种罪行都有自己对应的处罚，数罪并罚，在西方不时出现把一个人判处一百年有期徒刑的现象，这在中国人看来是荒唐的。在中国，同样的罪行通常是被判处无期徒刑。

西方人并不真的荒唐。如果被判处有期徒刑一百年，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大概再也享受不到自由了，但你不应该责怪法律太过于丁是丁卯是卯，你更应该埋怨的，是自己不够长寿。这是一种幽默。让一个人埋怨自己，是对这个人的一种惩罚。“一百年有期徒刑+自我埋怨”，两者的和大概不小于“无期徒刑”。

§有的人犯罪之后潜逃，但忍受不了没完没了的惊恐，于是投案自首，在监狱里居然心平气和起来。法律的处罚成了某种幸福。

于是，法律上出现了新的处罚方式：判处一年有期徒刑，缓期三年执行。含义是：三年之内，如果你有新的不良行为，你就会被正式关押一年。这意味着：三年惴惴不安相当于一年被关押。

法律的使命与其说是处罚罪犯，不如说是让罪犯感觉难受。只有难受才是真正的处罚。

§法律上规定：辩护律师的直接责任是去保护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利益，不能反过来去控告他们。

但是，辩护律师在什么情况之下，才有可能反戈一击？除了被原告一方收买，还有其他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大概是：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干的坏事，使得辩护律师义愤填膺，差不多都快气疯了，所以……

一个人想当好辩护律师，首先要善于克制自己的正义感。

法律并不承认辩护律师出于正义感的反戈一击有了不起的价值。

这一法律规定又暗示出一点：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即使犯下了骇人听闻、十恶不赦的罪行，他总会是事出有因，多少有一些合理性。

辩护比控告更困难——辩护更需要理智，需要对于人性有深刻的了解和同情。

§法律上有“坦白从宽”一说。其内容是：如果犯罪嫌疑人坦率地承认了某种罪行，则这一罪行变得可以原谅一些了。

坦率是稀罕的，坦率意味着一个人对自己施行了某种惩罚，法官判决的时候，应该把这一自我惩罚考虑进去。

坦白从宽并不体现人类的怜悯之心，而是暗合了人类内心中的公平原则，更准确的说法是：是人们心中的“喜爱公平”倾向制定了这一刑法原则。

§张三犯了罪，按照刑法最多可判五年有期徒刑，但张三犯罪后硬是逍遥法外了五年，这五年一过，法律就不再追究张三——这是法律上的“追诉时效”问题。

追诉时效的意义，一般认为在于“司法机关集中精力，打击现行犯罪，有利于社会秩序稳定”。

这似乎是司法机关顾全大局，从而对张三网开一面。

实际上，张三在这五年里，过的又是什么样的日子？是晚上睡觉时眼睛不敢完全闭上，是怀疑一切的不得安宁。

这和经受五年徒刑没有什么区别。

§《刑法》上的“诬告陷害罪”，是指捏造犯罪事实，向国家机关或者有关单位作虚假告发，意图使他人受到错误的刑事追究。

诬告者实现其目的的手段，是愚弄法律，让法律不明不白地充当工具。

设立诬告陷害罪，与其说是为了无辜者免遭陷害，不如说是由于法律对人们竟敢把它沦为工具而产生的愤怒。

在所有罪名中，诬告陷害罪最显得愚蠢可笑：“捏造犯罪事实”就已经让诬告者挖空心思、劳神费力；找上门去同精明的司法人员打交道，冒着随时被识破的风险；末了，也是最主要的：即使他的设计一步一步地都实现了，他也不会有亲手打击仇人的快感。

§《刑法》对“诈骗罪”的定义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在全部罪名中，“诈骗罪”最有文学创作的意味。实际上，文学史上有一大批作品正是以骗子行骗为主题的。柏拉图指摘文学，理由也是：诗人撒谎成性。

文学作品似乎能部分地满足人类的诈骗本能。

§《刑法》对“招摇撞骗罪”的定义是：以牟取非法利益为目的，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行为。

这里的演戏成分显而易见。

擅长招摇撞骗的人，是潜在的名角、大腕。

冒充，用理论家们的术语即是摹仿，原是指人类的一项本能——一种既自娱又娱人的本能。冒充的结果之所以被定名为“招摇撞骗罪”，与其说是因为冒充者怀有牟取利益的目的，不如说是因为冒充者糟蹋了冒充这一美好的人类本能。

我们可以想象：法官在面对招摇撞骗者之时，会哭笑不得。

§人的好奇心一旦发作，我们就得千方百计、冒着风险去满足，而好奇心惹下的祸，却需要我们的肉体独自承担。

法律总是在流露出一种声音：人并不是他自己的主人，各种各样的本能才是人的真正主人，人本性上是各种本能的奴隶，人是一种苦命的动物。

§《刑事诉讼法》上有“上诉不加刑”的原则：被告人对于法院的判决不服，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即使发现原来的判决不是偏重，而是偏轻，那也不能由此在二审时加重上诉者的处罚，一审判决的不当，只能留待更晚时候的“审判监督程序”去纠正。

对于上诉的被告人，二审法院不能直接让他吃任何亏。

关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意义，一般的解释是：可以使被告人消除顾虑，敢于上诉，充分行使辩护权；有利于加强一审人民法院和同级人民检察院办案人员的责任心，以提高办案质量；有利于上级人民法院强化对下级法院审判的监督和指导。

深层原因应当是：当被告人向上级法院提出上诉时，被告人实际上已经实现了自身角色的转变——他不再是被告，而是原告，现在的被告人乃是做出一审判决的法院。

在人类的潜意识中，原告意味着受害者、甚至弱者，因而值得同情、保护，无论如何，也不该让他雪上加霜。

§西方法律史上有决斗判决法：让原告与被告决斗，胜利者即是胜诉者。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这样的做法是荒唐的，但荒唐最终导致了种种良好的风俗和民族性格，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书中做出了描述。

元杂剧《灰阑记》写两个女子都说一个男孩子是自己的儿子，法官让这两个女子争抢，谁拽走了男孩子谁就是男孩子的亲生母亲，但法官最终把男孩子判给失败了的女子，因为只有亲生母亲才怕伤害自己的孩子，因此不会下死手去拽孩子。这是对荒唐的智慧利用——不同的人在荒唐的基础之上会展示各自的本性。

春秋时期一过，中国这块土地上，荒唐不断消退。有这么一个笑话：大清帝国大臣李鸿章观看足球比赛时说：“二十几条大汉抢一只皮球，给每个人发一只不就完了！”在李鸿章的眼里，以公平竞争为基础的足球比赛，乃是不可理解的行为。

在注重实际的中国文化那里，赞美荒唐就是双倍的荒唐。

§历史上有大量的偷艺故事，这些故事的主角都是正面的：他们有超过常人的机智和耐心，最终偷偷地学会了一种技艺。

西方人却说这是一种犯罪，罪名是侵犯知识产权。

一种文化所肯定的一种行为，在另一种文化里被认为是可耻的。这就是文化冲突。

§人天生是神的仆人，这些神发出命令时不使用语言，它们只是让人们感觉难受，人生的任务无非是摆脱各种各样的难受。母爱之神让我们因为孩子的一场小感冒而坐卧不安；创造之神让我们感觉已有的一切都索然无味。

与其说人类优越于其他动物，不如说人类需要伺候的神多于其他的动物。记载着各种罪名的《刑法》，是各种恶神姓名的一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