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印度的经济增长在1987年出现了“V”形转变，但并不是所有各邦都共享了这次转机。本文通过稳健性分析，从11个特征变量中挑选出最为稳健也最具解释力的两个因素：农业和制造业产出在经济中的份额。此外，是否处于内陆、城市化率和识字率也是决定一个邦能否获得经济增长转机的关键因素。

印度的经济增长在1960～2004年期间经历了“V”形转变。具体来说，在1987年以前，印度经济呈现典型的“印式增长”。各邦和各部门的增长几乎都很疲弱，甚至毫无增长可言。它们与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前沿之间的差距也越拉越大。但在1987年，印度的经济增长出现了转折。从这一年开始，一些邦和一些部门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并朝着世界前沿快速赶超。

然而，这一转机并未被印度各邦共享。在1987～2004年期间，一些邦的经济增长加速了，但另一些邦的增长速度却毫无提高。图1显示了印度16个邦之间的经济增长分化。这16个邦的人口占了印度总人口的97%。图1中，浅色的柱状条表示各邦在1960～1987年期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深色的柱状条则表示它们在1987～2004年期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可以看到，相比于前一时期，一些邦的经济增长率在后一时期有所加快，但也有很多邦的经济增长率并未明显改变。旁遮普邦（PUN）的经济增长速度甚至放缓了。各邦相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前沿的追赶速度也不尽相同。图中以细线表示美国在1960～1987年期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以粗线表示其在1987～2004年期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可以看到，在前一时期，几乎所有各邦的经济增长都比美国更加缓慢，说明它们与美国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在后一时期，大部分邦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超越了美国。但各邦对美国的追赶速度却存在巨大的差异。阿萨姆邦（ASS）和比哈尔邦（BIH）的经济增长速度仍落后于美国。

图1 印度各邦的人均经济增长率

各邦经济增长的差异与一系列邦际和行业因素有关。我们发现，经济的起始状态指标和人口因素都不是解释各邦经济增长差异的稳健变量。根据索罗的理论，人均收入的初始水平越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就越慢，从而经济能在长期中实现收敛。但我们的稳健性分析表明，人均收入所对应的回归系数基本为0，不存在索罗所谓的收敛现象。而根据马尔萨斯的理论，人口越多的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越慢。尽管我们的稳健性分析表明，人口因素所对应的回归系数基本均为负值，但大多不显著。因此，人口因素也不是解释各邦经济增长差异的关键变量。

降水量没有明显影响但地理位置很重要。我们以平均降水量作为代理指标，来刻画农业部门受到的特定外生冲击。但分析结果表明，它对各邦的经济增长差异并没有明显影响。不过，我们发现，地理因素是重要的。具体来说，1987年前后，非内陆各邦经济增长率的提高程度相对于内陆各邦而言普遍更大。这说明印度经济增长的“V”形转变与它在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贸易自由化政策有关。显然，非内陆各邦由于临近港口，从贸易自由化中的获益更大。

作为社会经济指标，城市人口占比和识字率这两个变量的作用是显著和稳健的。我们发现，城市化和识字率更高的城市，其经济增长率在1987年以后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提高。虽然这两个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但它们的经济解释力都不高。这可能是因为它们与其他解释变量的相关程度也比较高。

稳健性最高、解释力最强的两个变量是农业和制造业产出份额。我们发现，1987年时农业产出份额越低的邦，其经济增长率将在此之后获得更大程度的提高。我们知道，农业部门的增长速度往往较慢。因此，以农业为主的地区也将因为“稀释效应”而获得较慢的经济增长。但必须注意，我们的被解释变量是各邦中各产业的增长率。因此，“稀释效应”并不是造成农业产出份额所对应系数符号为负的原因。更值得注意的是，与理论中的一般观念不同，我们发现，1987年时制造业产出份额越高的邦，其经济增长率随后的提高程度反而越小。这可能是因为在印度，制造业部门充斥着政府干预。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印度经济增长的源泉并不在制造业部门。

当然，因为数据的限制，我们以上的研究只能截至2004年。2004年以后，印度各个邦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上都获得了大幅提升，所有16个邦都在朝向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前沿快速追赶。不过，邦与邦之间的增长率差异依然存在，其标准差甚至有所扩大。那些早前较穷、增长较慢的邦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大约与那些较为富裕、增长较快的邦在1987～2004年期间的水平相近。而那些早前就增长较快的邦现在则以更高的速度增长。

有没有什么理论可以解释印度这种独特的经济增长方式呢？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突然加速无外乎有两种可能。第一，其经济的长期均衡水平有所提高。第二，其向长期均衡水平的收敛速度有所加快。对印度而言，贸易自由化政策打开了国门，显然将经济的长期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台阶。但是，并不是所有各邦都能迅速调整增长模式，把握这一转型契机的。那些城市化和识字率水平较高、农业和制造业产出份额较低而又临近港口的邦调整得更快。因此，它们在1987～2004年期间的增长速度就获得了大幅提高。而另一些邦则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才能适应新的贸易环境。根据最新的数据，我们发现，在那些先前增长速度较慢的邦中，农业和制造业产出份额出现了明显下降，而城市化率和识字率则出现了明显上升。根据我们的稳健性分析，这些改变理应也的确加快了它们的经济增长。

本文原题名为“Why was the participation of Indian states in the Growth Turnaround so patchy？Some evidence based on the robustness analysis”。本文作者ChetanGhate是印度统计所规划部的副教授，Stephen Wright是伦敦大学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