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陆各地的宗教开始复兴，无论是传统的佛教、道教、民间信仰，还是“文革”后复苏的基督宗教971668都呈现了程度不同的发展势头。但由于各地历史条件不同，文化传统各异，加上经济发展的道路与步伐也有差别，每个地方的宗教复兴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城乡差别更甚。面对纷繁芜杂的宗教复兴现实，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开展了广泛的研究。而其中以广大农村的宗教信仰尤其吸引学者的注意，出现了不少关于农村宗教信仰的实地调查与分析的文章。

同时，学术界早已注意到，当今农村宗教的复兴与发展，是与我国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乡村都市化相伴相随的。然而，这种农村宗教信仰的变迁与乡村的都市化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联，仍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社会现象。如果根据通常的理论假设，则民间传统宗教信仰和文化会随着工业化的成长、现代化的发展、城市的扩张等社会进步而消退。然而，大量的社会现实表明，近年来大陆农村的民间文化、宗教信仰、传统社会组织等等并没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消失，有的甚至不断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其中的缘由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少学者也已分别从“宗教与现代化、宗教与经济发展、宗教与市场经济”等的相互关系入手有过或深或浅的研究。

关于宗教与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关系，高师宁的观点是，现代化为社会上的新兴宗教提供了生存的空间、源源不断的后备军、教义和布道的新内容，以及迅速扩张、广泛传播的渠道（高师宁，1999）。陈苏宁、彭耀等提出了宗教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两极性相关”的看法，即在一些经济极发达地区和一些经济极贫困地区，宗教都有着飞速发展的现象（陈苏宁，1994；彭耀，1995）。刘仰东则从一个侧面论证了这种“两极性相关”倾向，认为越是贫穷困苦就越蒙昧无知和惧怕灾荒，越是蒙昧和惧怕灾荒就越虔诚于对神的崇拜，让神来禳灾（刘仰东，1997）。但是张文建却从近似的角度提出了关于经济贫困与宗教热情的相反的结论，认为经济贫困会导致宗教热忱降低（张文建，1999：156）。杜红与张禹东等人则提出了现代化与宗教的双向互动关系。杜红认为，一方面，“现代化的痛楚”会导致对宗教的需求，另一方面，宗教信仰应该不会成为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障碍（杜红，1996）。张禹东则强调了宗教本身的现代化及其对现代化的反作用的问题，认为宗教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自身也经历着现代化并以之构成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自己成为新社会的一员，另一方面，宗教又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给世俗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以特定的影响（张禹东，1997）。

上述学者对于宗教变迁与现代化、经济发展、市场经济等的相互关系的分析观点纷呈，虽有一些相互矛盾之处，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与富有启发性的思考，各自抓住了宗教变迁的一些基本特征。然而，综合来看，有些分析尚未见有深入基层的核实与论证，不少分析流于空泛，对广大普通信徒的描述往往有类型化的倾向，难以展现其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与五彩缤纷的宗教体验，从而难以准确把握问题的实质。因此，我国广大农村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的宗教信仰变迁与乡村都市化这一社会进程之间究竟有着怎么样的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尚是一个有待通过深入的个案剖析并加以翔实论证的问题。

有鉴于此，本书选取山西平陆县张店镇为目标社区971669，以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试图通过个案研究，结合文化主位与文化客位的角度，对乡村都市化与宗教信仰变迁的内在关联进行系统分析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