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YFZ。

时间：2002年9月6日。

地点：杨家里2号YFZ家。

记录者：李旭

问：“大伯您什么年纪了？”

答：“66岁，（19）37年出生的。日本鬼子进来时（也）没逃出去过，世世代代在这边。”

问：“读了多少年书？”

答：“在私人蒙古学校读了两年不到。蒙古老师，家庭老师，私人办的。那时叫先生，教《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三字经》也教。上学时日本鬼子已经跑了，那时我八岁。”

问：“当时村里有没有国家办的小学？”

答：“农村都是私立学校，老师都是本地的，先生是医生，土郎中。”

问：“解放时你们家划的什么成分？”

答：“贫农。刚解放时我们家有五六口人，十来亩土地，三间房子，两间草棚。刚解放时遭了火灾。（19）68年造了三间平房。”

问：“您有几个孩子啊？”

答：“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在石桥镇工作，孙子十二岁。女儿都嫁得很近。”

问：“您这辈子造了几次房子？”

答：“（19）59年我支援宁夏，我夫妻两个都去了，（19）61年回来就（和父母）分开了。当时三兄弟三间草棚。我一共造了好几次房子，第一次平房，第二次二层楼房，这个房子（19）99年造的，二层楼房是（19）78年造的，三四万块钱，很便宜的，当时材料很便宜。”

问：“您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啊？”

答：“我都在这个地方劳动的。（19）75年我到村里办厂，村里集体办厂。华国锋当政，讲乡镇企业是未来的希望。我当时是村里民兵营长、副大队长，办厂的时候当厂长，后来厂子发展壮大了，（自己）经济也搞不好了，就不当了。现在这个厂还是村里的骨干企业，实行的是股份制。”

问：“你们的厂叫什么名字？”

答：“杭州西湖环境保护设备厂，现在和杭州锅炉厂联办，生产锅炉配套设备。”

问：“环保设备好不好卖？”

答：“我们都是政府做的，来料加工，合同订好了才做，销路固定的。厂里80多人，百分之七十本地，百分之三十外地。（20世纪）70年代办时叫农机厂，改革开放初改成环保设备厂。”

问：“那时对环保已经很重视了吗？”

答：“已经很重视了。我们村里有两个环保（设施），一个是净水，处理污水的，一个是处理烟的，处理烟尘的黑烟和灰，（19）80年就开始了。”

问：“你们这边以前是不是有很多河啊？河水什么时候变脏的？”

答：“以前这个地方有很多汊港，现在都被平掉了。小时候汊港水很干净的，有鱼啊，什么东西都有的，就是（19）58年以后水就开始变差了，（19）58年以后，城市里面工厂开始多起来了，把水都往河里打。东坞是当时最脏的一条河。”

问：“当时村民有意见吗？”

答：“我们这里自来水比较早，附近有大的工厂，六几年（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有自来水了，村民对河水污染没什么大意见。”

问：“你们村里的村民基本上没什么负担吧？”

答：“我们这里好多年不向居民摊派什么费用了，就是向外地人住在这里的收一点卫生费。村里老人都是村里发基本生活费，当干部的比一般老百姓多一点。”

问：“你一年房租收入大概有多少，与房客关系好处理吗？”

答：“房租收入啊，一个月五千多块，多的人家近万块。”

问：“交税吗？”

答：“交的税很少，这个应该交的。和房客关系是房东好，他们也好，房东差，他们也差，相互的。我们家和民工从来没什么摩擦。”

问：“你们村里上大学的多不多？”

答：“很多，可能有二十来个，近几年加起来有二三十个。”

问：“你们村里哪几个姓的人比较多？你们这个姓修过族谱吗？”

答：“我们这里的姓很杂的，都是从绍兴、萧山搬过来的，本地人很少。我们从哪里搬来的都不知道。族谱？没有的。”

问：“你们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吧？”

答：“毛主席给我们翻身，邓小平给我们开放，我们蛮满意的。干部、老板更好一些，老百姓都差不多。我们这里每户人家都造房子，造房子就是本钱，有房子就有钱，村里鼓励造房子，就是什么工作都没有，房子租出去也有钱。跟过去比一比相当高。”

问：“那最艰苦的是什么时候？”

答：“最苦是从（19）58年开始到（19）80年那段。这一段劳动比较辛苦，苦又苦死了，经济又没有，外头去挣钱还说你投机倒把呢，有本事也没办法挣钱。

现在我们的老年活动中心你看有多好，天天有座天天坐坐，麻将搓搓，老K打打，电视看看，哈哈，还领他们到外地玩一玩。我们村里比较好的，党员每年两次，不去就给他们发钱，不去，发钱给你们。60岁以上的都有的。最近中心还要买健身器，造公园。老年活动中心里面全部空调，其他村的老人也到我们这里来，只收五毛钱茶叶费。外面两个村的到我们这里来都感觉非常好。”

问：“那你们村里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什么呢？”

答：“主要是造房子，马路旁边的很多房子都是我们村里建起来的，再有就是土地征用，村里办企业。一年工夫有一亿多元收入，固定资产三亿多。股金分红和村民代表商量，居民两千多人，代表四五十个。以前叫股东代表。”

问：“代表是选举还是任命的？”

答：“村里任命的。”

问：“您是党员吗？”

答：“（19）58年入的党。我们有两套班子，一个是公司，一个是社区。社区管老百姓的事情；另一套班子专门抓收入。”

问：“公司实行承包制吗？”

答：“公司都是集体企业，村里集体的，这个不好承包的。我们村里搞大的建设都要上面批过的，要国土局批，不允许搞违章建筑。集体造房子要到区里批。”

问：“您觉得村里公共设施有什么不完善的地方吗？”

答：“我们村里有三十几个搞卫生的，垃圾箱一百多个，厕所三十多个。”

问：“您觉得村里变化最大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答：“最近五年之内，德胜路造好开通以后，发展最快。”

问：“你们村里的人和外地打工的关系如何？”

答：“我们也要靠外地打工的。我们靠他们租房子的收入，没有外地人我们房子不要造了，造了没用。外地人有坏的也有好的，本地人有坏的也有好的。”

问：“您儿子是党员吗？”

答：“两个女儿是，儿子不是。有一个女儿在下城区司法办。我们弟兄没什么矛盾，很团结的。”

问：“您现在还有什么操心的吗？”

答：“现在觉得身体好是最好的，女儿来看看爸爸妈妈就觉得很好，吃饭人越多越好。今年一个外孙女去新西兰读大学去了，高中还没毕业，自己联系去的。”

〔按：我在这一家的访谈快结束的时候，大伯的儿子回来了，开始以为我是记者，问我是干吗的。当我回答是做社会调查时，态度很不友好地说：“是反腐败吗，不反腐败就别来调查。”他还说调查不要找老人，老人不懂村里情况，村里给他们一点好处他们就满意了。实际上，村里很大一笔资金的情况是不清楚的，根据他们村（社区）的条件，本来可以搞得更好。我觉得他的态度反映了年青一代和老一辈对他们的生活状况在情绪感受上有差异，对我们这次调查主要依赖他们居委会提供的名单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也提出了挑战。〕

（李旭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