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SZW（简称S）。

时间：2002年8月27日。

地点：中村社区SZW办公室。

记录者：任强。

S：“我出生是1945年12月24日，那是解放以前。读书是解放以后，从小学读到初中。小学是在我们自己村里，然后到自己镇里，原来是乡里的小学，那个时候都是公办小学，村里没有经济能力，困难，没有民办小学。学校的房舍，是大户人家的房子，地主的房子啊，不再是庙堂啊这个东西。到（19）59年开始读初中。我当时读了农业中学。”

问：“在哪里？”

S：“在中村。那个时候总的是叫大公社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中村读书。三年自然灾害嘛，到（19）62年书不读了，停下来，然后回家了，那个时候初中还没有毕业。回家来只有务农，当时个子也小，跟我一样年龄的人个子比我大，他们从小就在田里劳动，我嘛是到16岁才出去做。当时我一天只有两个多工分，多的有12个工分，我只有两个。就是当时因为家里经济困难，农村嘛，当时整个农村经济都比较穷，也不是我们这个村穷，所以只有天天劳动。再加上当时这个阶级斗争扩大化，那我们家里，因为我父亲小时候在一个大户人家家里做长工，过去叫小长年，他们家里当时有一个解放前的反动会道门‘一贯道’，这个组织把我父亲的名字也写进去了，在他们家做长工时写进去的。作为一个反动会道门的成员来讲，属于‘黑六类’。那我作为黑六类的子女来讲，连基本社员都当不上。再加上当时阶级斗争扩大化，总的就这样，我做到（19）65年，已经是20岁了。

20岁时，我到当时杭州市食品公司，当时招工，我就进去当学徒。当时招工没有标准，户口不动的。后来到（19）66年，要迁户口了，他们说我是‘黑六类’的子女，让我回家去，不能待在这里。那是一个转折点。我回家还是从事农业劳动。到（19）70年，我到那个当时是人民公社办的企业，砖瓦厂，那么我到砖瓦厂做工去了。到了（19）71年，做了一年，那时农村体制改革了，把大的生产队分为小的生产队。那我嘛，作为一个初中生嘛，算有文化的人了。那回来叫我当会计，生产队会计，一直当到（19）77年。

（19）78年10月，就是三中全会以后，我打了一个报告，写了一封信，给当时是整个杭州市郊区的区委组织部，我的想法嘛是上进，我想参加组织，是不是可以参加组织，当时嘛是他们回了一封信，这个，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了，党的中心工作是抓经济，基本上是不抓阶级斗争了，那么这种情况呢是可以争取的，只要自己努力。我是（19）77年3月份当企业会计，所以生产队企业的会计一直当到（19）78年。当时建立这个企业，我担任企业主办会计时候，我就是考虑到企业的发展情况，我率先对企业班子提出搞了一个‘五定一奖’制度。”

问：“那个时候你就是自己琢磨出来的？”

S：“对。定产量、定成本、定质量、定工时、定人员，总的来讲是‘五定一奖’，超产奖励。（19）78年的时候我这么一搞，得到了我们大队的支部书记WYS同志的赞成，得到他的支持，我们就在企业里实行了‘五定一奖’制度。通过“五定一奖”制度，我们（19）78年只有大概是20万元产值，总共不到1万元利润的这个企业，到（19）79年年底就有80多万元产值，达到12万9000元的利润。这样子就马上提高了职工的积极性，企业干部、职工的积极性提高了那就马上见效了。当时大概是81万元的产值，将近13万元的利润。当时不能搞专制，就只好搞承包，只好搞定额奖励。这样子一搞就尝到了甜头。尝到了甜头后，我就在（19）79年下半年时打了入党报告，那么到（19）80年4月份，就批下来了。”

问：“那么你就是一次成功罗！”

S：“哎，一次成功。到（19）80年，当时在石桥公社召开的企业干部大会上，我去做了经验介绍。这样，做了经验介绍以后，到下半年的10月份我就到当时叫西湖环保设备厂，让我当副厂长，经济副厂长，我是会计部的。”

问：“（19）80年时就过去当副厂长了？”

S：“哎。”

问：“您主管什么呢，在那里？”

S：“我主管经营、财务。当了副厂长以后，应该说我名正言顺地可以在生产经营上发挥我的作用。那时候，（19）80年、（19）81年我都上台介绍经验。企业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步的。当时的时候我们那儿叫石桥乡，现在的石桥乡，这里有好多企业。”

问：“我想问您一下，您当副厂长时候，你们村里有多少个企业？”

S：“一共是3个，一个是预制厂，一个是宏伟电器厂，另一个就是西湖环保设备厂。我当时是副厂长兼大队企业领导小组副组长。那么当时的西湖区对我们很重视，我在区里也有点小名气，上台两次嘛，区里也有一点小名气。到（19）82年，我们总的产值已经接近200万元，利润40几万元。那么，到82年年底，转折点又来了。因为当时我们那个姓W的书记他是没有文化的，不识字。我在这个区里有点小名气，乡里、镇里我上了两次台后，他对我有看法。外面的舆论，群众的舆论也造得不好，说中村的书记要我当了。这样嘛，这个老书记就是有一定的想法了，把我从企业领导小组副组长撤倒。实际上，我这个企业领导小组副组长、副厂长，实际上是正厂长。因为当时我这个堂房的大舅子当厂长，当了领导小组的组长，因为他没有文化，所以说整个厂里的工作、整个村里的企业公事基本上都是我在主持。那么前面舆论出来了嘛，我们书记有一定想法了，这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他年纪也轻。”

问：“他年龄不大的啊？”

S：“他年龄比我大6岁。当时我30几岁，他嘛40岁多一点吧。其实这样想也是正常的哦。这样把我从这个（位置）全部撤下来，（19）82年的总结报告还是我做的，做好以后他当时就宣布了，他说给我调调工作，调到当时旁边那个振兴旅馆，到那里当那个负责人，没有任何经验，也没有能力，叫我去当负责人。应该说，作为一个党员来讲，调到哪里都是干工作。那么当时是一片空白的情况之下我到那里去。到那里去呢，搞装潢，搞基建，也很顺利的，到（19）83年4月份把饭店旅馆搞起来了。”

问：“那个时候还没有，是吧？就是说这个旅馆相当于是你建起来的？”

S：“哎，是一起建起来的。那么建起来了嘛就搞起来了。开始建造时，当时我也参加了，后来我去了那个环保厂。到建造基本完成，到房子封顶时我到那里去的。那时候还是一片空白，只有一个空壳，这样一搞，当时这个饭店也搞得很好。到（19）84年时，我们农村统一要求年轻干部上台去。”

问：“这是一个政策是吧？”

S：“哎，统一的一个政策。我们整个10多个村的支部书记大概是留下了2个还不知是3个啦，全都调出去了。当时我们W书记也调出去了，他改为副书记。那么，一个姓T的，当时是一个小学老师，好像和我一起后来在企业里工作的，大概当时是宏伟电器厂的厂长，来当书记。因为当时党委是考虑我和他两个，都内向。我们的书记对我有成见。那个人是宏伟电器厂的厂长，他不大喜欢讲话，在场子上出场很少的，那么作为上面讲起来嘛，我两个人是人选啦。我们老书记就怕我行，怕我当那个书记，所以到党委去反映，反映我的情况是很差的，说我骄傲，看不起党支部什么的，所以当时那个姓T的同志在（19）84年4月份上台，我在旅馆当经理，旅馆经理兼村里的财务科科长，主要负责企业的财务，财务的收支各方面工作。”

问：“也就是当时是考虑人际这方面关系没让您当书记？”

S：“哎，哎。老书记看到T同志，他去反映时，问他T同志时他说还可以，问到我时他就说不行了。因为他没想到T会去当书记，考虑不到，因为他总想自己当时年龄好像才46岁，没想这么快就下台的。因为他感情是有的，对这个要想带好企业啊，抓好管理啊，但他作决策的那个方法是错误的。比方说，我同我们老书记最讲不来是什么时候呢？是（19）82年的10月份，两个人有矛盾了。因为当时办企业，要招工，我呢就是委托当时一个学校，叫他们出了一份考卷，要进行考试招工。因为办企业不仅仅是劳力的问题，办企业讲效益，主要还是讲效益，当时结合农村劳力也是一个办法，但是光是这种方法，把村里的几个确实困难的没有文化的全部招进来作为企业职工的话，这个企业肯定是上不去的，只有搭配几个是可以的。那么我们老书记在这个观点上跟我起了矛盾。当时我呢强调，我自管的那个企业的工作，坚持要招有文化的职工，把企业发展起来，是吧？光是靠没有文化的家庭困难的，全部这批人，图纸也看不懂，有什么用！所以在这个为了考试招工意见上，他想，同他的想法有一点违背了，所以在（19）82年12月份总结报告做好以后他就宣布了，把我撤下来，也没有发文件的。”

问：“那个时候你们村里有没有开会讨论过的？”

S：“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讨论过，反正我不知道，把我撤下来，调下来到旅馆搞这些工作。到了旅馆以后，我当时跟我们这个新的书记配合很好。发展企业，搞旅馆工作，那我搞好以后是比较轻松的。我们这个新的书记和老书记，后来那个矛盾是弄得你到办公室他就走出，我们这个新书记坐在我的办公室。我们老书记叫我的办公室是‘特务机关’。目的倒都是一个目的，想把村办企业办好，让村里的集体经济富裕起来，把老百姓的生活条件提高了，就是这样一个目的。但具体看法不同，想法不同，我说这也是正常的。后来从（19）84年以后我读书读得比较多，什么学习班，什么商学院的我都去参加，一个两个月的培训，有关企业管理上的，我以为他想上，老书记嘛，结果没有文化，他接受不了新鲜事物。这样子一来呢，一直到（19）88年，据说老书记让新书记跟别人换了个单位，这样我们的领导班子又进行了调整。（19）88年11月份，把我们原来砖瓦厂的T书记，现在集团公司的董事长，调回来当书记。把我们村原来的书记调到东音公司，当时宏伟砖瓦厂好像是属于东音公司。对调一下，那对调一下，那新书记来了以后，这个新书记也是姓T的，他来了以后呢，他在外面听到很多的风声，他跟我讲，‘你要到中村去，把中村的企业、经济搞起来。你必须要……’他是必须要用好我这个人。有人劝他，那么他一来，就把我吸收为村里班子成员，又成为村里班子了，把我从旅馆工作中调出来，他说，‘你不应该在这里工作，应该管中村的工作’。调出来以后，当时，任村委会委员兼村计划财务科科长。那么到（19）89年的年初，成立了振兴企业公司，是当时我们整个村成立的公司，叫我当公司的副经理兼办公室主任。这在当时农村信息报上把照片也登出来了。这个新书记对企业不熟悉，我们一起通过研究管理企业，当时我们已经有9个企业了，经调查，通过对企业干部的调整，企业发展比较快。当时已经有2000多万元产值，有100多万元利润出来。后来到（19）93年，我们老书记病倒了，他是公司总经理啊，他病倒以后呢，公司不设总经理了，我们设了一个工业办公室，那么我当办公室主任，兼村里总会计。

（19）89年的5月份，我到商学院财务大专培训班学习，进修班，读了一年半，到（19）91年的11月毕业，财务大专毕业。那么因为通过读书，当时考上了助理会计师。到（19）91年已经有16个企业了，在16个企业的情况之下，这个财务工作基本上都是我管的，村里的计划、财务，都是我管的。我们这个新书记脑子很灵的，当时我们公司的一些业务谈判他总是先让我去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老书记如果同对方谈判的话，他话一讲出的话，要把它收回来很难的，要给他面子的。所以说我们先把合同草签下来，基本上谈好后，草签合同搞好以后再让老书记来审批签一签。那他也是感到要尊重我，一般审一审，还是签一签。其实这个事情我们已经搞好了。

（19）95年，有一块空地，乡里要我们建大楼，开饭店。乡领导到我这里来说，你们老百姓意见很大，这么块地嘛，空起来，粮食，粮食不种，房子，房子不盖。我同我们乡长，再当着副乡长讲要领，我实话实说，我说你们当国家干部的，当然最希望下面的村能够盖高楼大厦，大厦盖起来，这是你们的观念，也是我们的观念，但是作为我们村干部来讲，我们不是考虑到一时的光荣问题，你们三年五年调个地方，我们一辈子待在这里，如果这种大楼盖起来，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之下盖起来，不是效益，而是亏损，这个决策就是错误的。后来我们书记、村长和我三人开了一个会，我算了一笔账，这个大楼盖起来，如果我们是贷款的话，那么要贷款一个亿，当时贷款利息是12%，这么高的利息啊，（19）96年啊，利息还没有改下来，十几的贷款利息，一个亿就要一千多万的利息。我盖8层楼，在当时的路面情况下，几条道路他们要拓宽，在这不迎人气的情况之下，要是早盖一年，每一年被吃掉一层楼，亏损是一层楼，干部的决策问题是很重要的。当时我有想法，我们的政府对贪污抓得这么紧，对干部的决策造成的损失是不是也用什么法律来制止他们。这个损失比贪污还严重，你贪污个十万、二十万，总之是一个人的贪污，而这个损失一年共损失一千万，怎么办？所以把这幢楼给压下来了。”

问：“所以就是你们现在这个……”

S：“哎，要到（19）98年开始，压了两年。那么（19）98年，我们东新路要拓宽，得胜路已经建成，香积寺路在新建，我们大部分农田全部要作为小区，这个时候要抓紧盖起来，是时候了。到了（19）99年，这个撤村建居开始了。

（19）99年的6月12号，党委找我谈话，我当时是村民委员，已经当了好几届了，（19）88～（19）99年嘛，接近四届，已经55岁了。我的想法，因为我是吃经济饭的，我（19）88年以后已经是会计师了，中级职称了，我总想把企业搞起来，把财务理正，培养一支走得出的，能够懂管理的财务队伍。不知道来了个撤村建居，党委找我谈话要叫我当书记。我说，第一，我年龄大了；第二，我从来没有到支部去过，支部没有去过，支部委员我也没有当过，叫我当书记，这叫我怎么当？我脑子里立即感应到了。当时我们乡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他说他们对我已经考察了四次，成为最佳的人选，因为我懂管理，懂经济，后来财务大专毕业，是冒牌的大专生了，其实是没有罗。因为当时为了加快对乡镇企业的改革培训，也采取了统一的……”

问：“这个是统一的？”

S：“对，是乡镇企业组织的，应该是统一组织的。（拿证书）这个是认可的，这种都是认可的。所以说，后来就是也没有办法，作为组织上的需要，不管是年龄大也好，不懂就学，总的就是一点，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这一点宗旨在的话，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到目前为止，撤村建居已经有3年多了，我们班子都很团结，可以说，我们石桥镇的几任党支部是最团结的班子，我不是吹牛，我们可以排得上。我们的副书记也好，几个组织委员也好，他们都勤勤恳恳，都是能够统一团结，这是工作的先决条件，是工作的计策。能够用好党的方针政策重点在于班子的问题。这个，班子不但是要为人民勤勤恳恳地办实事、办好事、为政府、为党分忧，而且班子最要紧的一点要管坏事，敢于和这个歪风邪气斗争，敢于管这个歪风邪气，不要怕，一怕就不得了了。虽然现在没有阶级斗争，我们的思想观念，还不一定都是在一条线上。否则我们的公安机关也不要了，人民法院也不要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作为我们一些党组织来说，这个不但是要为党、为人民办事情，而且要管正。对社会、对人民不利的事我们要坚决地抵制，解决困难。

过去，我父亲也是杭州市劳模，在1956年是杭州市劳模，1956年下半年，当时邓小平是总书记，到我家里来调访这个农村情况。11月份，记不清（19）56年还是（19）57年的11月份，是晒晚稻的时候，市公安局局长、市里领导，一起来的，来了好多人。”

问：“他们过来是随机来得还是有目的的？”

S：“我们是不知道的，我父亲还在田地里晒稻谷，他们来通知说，‘你们家来客人了’。回到家里时一个都不认识。当时我还小，只有11岁，我个子矮，当时看上去才八九岁，小孩子。”

问：“当时你也在场？”

S：“对，我在场，我看到了。邓小平到现在看起来，回忆起来确实是这么一样模样。解放前我父亲做小长工的时候，我爷爷把这房子抵押给当时的大户人家。那么我父亲就到那个大户人家中去劳动。当时我母亲是这个大户人家的丫鬟。那么劳动以后我父亲通过劳动工资把房子赎回来。赎回来以后，那个大户人家让我父亲用钱把丫鬟买回来。当时我父亲22岁，我母亲12岁，童养媳，拿了30元钱去买回来的，因为家里经济困难，现在不可能22岁的小伙子要一个12岁的小姑娘。那么当时我父亲养我母亲养到17岁，我父亲27岁，这样子就结婚了。当时孩子很多，我上面有3个哥哥，下面有2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中间一个。因为当时经济困难，兄弟姐妹总共7个人，就是只有我活了下来，就是这么一个，都没有钱治病啊，都死了。当时有一个两层楼的木头做的楼房，当时在农村也算是不错了。那么到了（19）82年，我已经是环保厂的经营厂长了，那时候把这个楼房拆了下来，改为一个砖木结构的二楼楼房，因为当时我这个楼房，有白蚁，全部楼板都被吃空，吃空了啦。楼板走上去都全部是空的。”

问：“那个你以前老的楼房是哪年建的？”

S：“这个就不知道了，估计是我爷爷的父亲建的，最起码有百年了，所以说呢（19）82年建了这个二楼。我是（19）67年结婚的，（19）67年12月27日，我的妻子是当时我一个生产队的，是同村的。”

问：“是别人介绍的，还是你们自己私下里谈的？”

S：“别人介绍的，我们这种人当时自己是不敢的，‘黑六类’主义的，是抬不起头的事，我想哪个女的，哪个小姑娘会跟我？！当时自己也会考虑这个事情，是不是啊？”

问：“那个时候成分观念，成分好像到了1982年才正式被取消的？”

S：“所以我本人没有参加共青团的组织，因为我打报告上去参加不进，没有批。”

问：“你是哪年打过，第一次打报告？”

S：“第一次打是上中学时候，（19）64年。”

问：“上完中学就回来了吗？”

S：“是的，回来了。”

问：“以后又打过没有？”

S：“以后没有打过。（19）64年的时候，当时派出所的一个姓林的，一个副局同志，他叫我当时报干部，我跑来跑去，晚上做什么检查的，什么东西都很积极的，总想自己要求进步。但因为父亲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带了高帽子的，是有‘尖’的。”

问：“你们有没有什么受牵连呢？”

S：“那是受牵连的。因为我有‘尖’，食品公司就叫我回来了。他们说‘黑六类’主义的子女怎么可以，是吧？所以当时总想事情都这样了，看得开一点，有什么办法呢？是不是啊？‘黑六类’的子女当时有报干部的！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时期报干部，介绍工作，管仓库，晚上值班、巡逻，当时我们都参加了。”

问：“那个时候你就属于你们村里生产队？”

S：“我天天坐在空的仓库里，管仓库。那个时候又没有报酬，都是义务的。”

问：“全是义务的？到后来入党还是入不进去？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干这些事就是心甘情愿的？”

S：“还是……很情愿的，那个积极向上的思想我可以说比现在还要好。总想做点事情，不想落后。但是那时形势不让我前进，没有办法。”

问：“那个时候你父亲游街是不是（19）66年？一直到哪一年？那种歧视比较厉害的是不是延续到（19）76年？”

S：“（19）76年以后还是有的，一直到（19）88年，我父亲当时到杭建公司做临时工，杭建公司又给他评了一个劳模。他本身是一个很爱劳动的，做临时工却又被评了一个劳动模范！”

问：“就是我觉得，你父亲（19）56年时是不是也评了个劳模？这个有没有起作用，在‘文化大革命’时候？”

S：“没有起到作用。他到（19）56年时评劳模以后，那个我们区里工作组要叫他入党的。入党的时候，一调查的话，充分的历史拿出来以后知道他参加过反动道会，所以说那就影响了。到了（19）58年、（19）59年，阶级斗争最厉害的时候，他就被刮进去了，刮到阶级敌人这一类里去了。”

问：“就是从（19）59年彭德怀……庐山反右倾？”

S：“（19）59年以后，就是彭德怀（被）弄倒以后，反右（倾）以后（被）卷进去了，没有办法的事。”

问：“那个时候在农村有没有其他震动，在对彭德怀的反右倾时在你们村里就是这个体现了？就是不安了？”

S：“阶级斗争扩大化了，（19）58年上半年还没有提出这个阶级斗争，那么到下半年就提出阶级斗争了。噢，是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这个阶级斗争的，提出这个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的事情。那时原来是‘四类分子’，变成了‘六类分子’。我父亲也是（19）58年以后才被加到这个阶级斗争里去的。什么事情啊，什么事情啊，反正都是，好的事情都轮不到啦，倒是差的事情都轮到了。所以说这个有些人讲，现在我当书记了以后，尤其是在农村搞拆违章建筑，拆违这个工作不容易，不然的话，是个很大的问题。他们都来跟我讲，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弄过你父亲，你现在不睬我们，过去‘文化大革命’时弄过你父亲的，游街时他们要打倒你父亲怎么怎么样，弄过你的人，你倒现在和他们很好。有这样子想法，到我这里来，我就同他们这样子讲，‘文化大革命’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弄出来的，这个是一条路线的对策，这是一条路线，不好怪他们的。现在他们提出来意见是正确的，你这个做法是错误的，我肯定要听正确的意见，阻止你的错误做法，噢，他过去弄过我父亲，我报复他，他正确的意见我把它否认掉，你跟我好的，你这个错误的我也要维护了？这个我还讲什么样子的共产党书记啊！

现在中央再三提出，一把手书记是工作关键，我也感觉到，一个单位怎么样看班子，班子怎么样看书记，这是关键问题，这一点头脑都没有的话，你怎么当书记？噢，当不了书记的。所以说嘛，这种舆论出来的话，我肯定要跟他们说明情况的。他们到你们家来贴这个的，弄你父亲的，你倒现在和他们关系挺好的，听他们的。因为他们的意见对嘛，你们错误，这个原则我总要坚持的，所以说呢，这个不要猜不准。应该说从我父辈的情况来看是一个勤勤恳恳的最为老实的一个农村的农地人，标准的，我父亲可以说是标准的，从小吃苦的，其实是同样辛苦的。”

问：“老人家是哪一年出生的？您记不记得？”

S：“现在是92岁，那就是1910年出生，当时很苦的，很苦的家里。这个勤勤恳恳是标准的，就是给这个阶级斗争扩大化搞死的。”

问：“那时候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事，在‘文化大革命’时，或在（19）59年那个时候，在你们家里？”

S：“印象比较深的事有的罗，比方说，晚上参加义务劳动，我们肯定是很积极的，因为自己想挤到贫下中农这一块里去的。在发毛主席纪念章，发的时候，同时在劳动，发到我身边时就干事了，给我不能发的。我回来，初中回来，应该说是归乡青年，连做计工员都用不上，当时，人家总好像以为我们要搞破坏，把我们划到坏人这类去了。”

问：“你们家成分是什么？”

S：“成分是下中农。就是因为历史的问题，因为那个反动道会的事情，把我们都退回去了。但是总的来讲我们还是感激毛主席，感激共产党。因为还是毛主席、共产党给我们分到了土地，给我们解放。不管怎么讲，我们总是比解放前好，当时的时候啊，现在就更不用讲了。在‘文化大革命’时我正好在食品公司杀猪，高高兴兴地回来，碰到一个造反派的头头在路上，我跟他谈话他不理我，回到家中，看见我父亲要上吊自杀，不能做人了，我母亲在哭。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只有坐下来劝，这是大势所趋，这是上面造成的，不是某某人的事情，恐怕有‘尖’的也不止是我父亲一个人。大批的革命老干部，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几个元帅，几个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老革命都有‘尖’，十年豪气，也没有办法的。这个东西不能怪我们地方上的哪一个人的。他们某某人犯了法，犯了错误，一样同等处理。他贯彻的这个路线，但这是两码事，要区分开来。”

问：“那个时候你们村里其他的受这种批斗的人多不多？除了你们家外。”

S：“有的，也有解放以来当过干部的，我父亲也当过农委主任的，解放时候。后来是负责组组长，我父亲这个负责组是同当时七保里的姓M的那个负责组一样的。我父亲和母亲一起上去，到市里开劳模会，住也住在一个房子，在市里开会。后来姓M的都当了中央委员了，九届中央委员。但我父亲就这么一个问题被打了下来。我父亲这种情况，我们生产队就有18个人，他们为什么17个人不弄，就弄我父亲一个呢？这个呢有一点，因为我父亲平时对看不惯的事他要讲的，比较正直，有时要指责他们的问题，所以说他们就是你要讲嘛就抓牢你这个人，就是弄你这个人，那这一点呢是下面有意的。因为他原来是负责组组长，是委员主任，是保管员，又是劳模，抓牢辫子就弄你，他们有18人，17个不弄，就弄我父亲一个。一样的，这17个人都是苦出身的，懂也不懂的，（反动会道把）名字记上去了，参加什么活动，连什么内容都不知道呢，那应该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我这个家庭经济情况的变化确实是太大了。（19）82年盖房子，到（19）90年装修房子。盖房子时我花了7000元，装修时花了38000元，那么到（19）98年时，尤其是东新路拓宽时，把旧房子拆了，道路拓宽，拆迁房子。（19）99年时盖了新房子。”

问：“在哪里？”

S：“东新路455号，现在房子面积也比较大，有四五百平方米。”

问：“是几层？”

S：“四层。”

问：“你（19）82年那个房子是两层噢？”

S：“是两层。现在是四层。结婚以后生了一个女儿，（19）88年生了一个女儿。”

问：“还这么小？！”

S：“这个（19）68年生了一个女儿，（19）71年生了一个儿子，两个，现在儿子、女儿都大了，都结婚了，女儿在电力局，儿子在自来水公司。家庭经济情况也好，基本上是，就房租一项有四五万元可以收，一年。”

问：“像您这种情况在你们村里的经济收入应该是属于中上等了吧？”

S：“噢，上等，我们总的收入全家一共有10万元左右吧。”

问：“你现在和儿子生活在一起嘛？”

S：“住在一起的。”

问：“就是你结婚那个时候，你还记不记得花了多少钱？”

S：“我结婚时，彩礼是140元人民币。儿子结婚时彩礼就有3万元，厉害，相差20几年，变化就这么大！”

问：“你结婚时家里有没有借债？一共花了多少钱？包括摆酒席啊，家具啊什么的？”

S：“结婚时一共是大概花了六七百元吧。”

问：“有没有借债？”

S：“我结婚时没有借债。”

问：“您（19）82年建房子时有没有借债？”

S：“（19）82年建房子时候花费7000元钱，借了4000多元，自己只有2000多元。”

问：“那您新房子呢？”

S：“这个四层房子我没借债。”

问：“大概要几十万元吧？”

S：“几十万，因为当时用的是国家拆迁旧房子给的补偿。”

问：“您那时候补偿有多少？”

S：“我那时候四十几万吧。因为我房子很多，当时我的房子有五六百个平方米。”

问：“那您建那新房子又花了多少钱？”

S：“建那新房子总共花了60几万，包括装修。（19）82年花了大概7000元建房，我要借债4000多元，到了（19）99年的60万元的建房，我不要借钱，所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政策确实是不得了的事情，翻了几十番哪！”

问：“您儿子结婚时花了多少钱？”

S：“儿子结婚是1995年，结婚总共花了10万元钱。”

问：“这个钱有没有借债过？”

S：“儿子结婚时主要花了哪些钱？除了彩礼上，还有装修，主要是装修那个老房子，还要买家电，房间里的家具，10万元没有嘛，七八万总还是有的。”

问：“摆酒席花钱多不多？”

S：“摆酒席花钱是一万多元。”

问：“还可以噢？”

S：“噢，还可以。”

问：“有多少？”

S：“有23桌，还是20几桌。”

问：“你们那时候酒席是农村在自己家里办的噢？”

S：“是自己办的，不是到饭店里的。要吃三天呢，主要是亲戚要吃。”

问：“现在是不是你们村还是这种风俗？”

S：“家里办还是这种风俗，但现在大部分都是饭店里办。因为现在我们这个造起来的房子，尽管有四层、三层，但是房子都一个一个隔开来的，每一层有几套房子，全部出租，所以说办婚、丧事全部在饭店里。因为不可能出租的房子赶他出去，我要办事。所以说我家的家庭变化，从经济变化、从个人的家事变化都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问：“您儿媳妇，他们是介绍的，还是自己谈的？”

S：“也是介绍的。”

问：“是哪里人？”

S：“也是我们石桥镇，是同一个镇，不是同一个村的，是杨家村的。”

问：“是熟人介绍的？是不是因您的关系介绍过来的？还是亲戚啊，朋友啊？”

S：“是朋友介绍的，不是亲戚介绍的。”

问：“她那个村离您这里有多远？”

S：“三四公里吧。我父亲是（19）83年12月27日去世的，我母亲是（19）92年1月11日去世的。我父亲活了74岁，母亲活了73岁。我母亲到底是什么时候生的，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母亲出生是义女，是义父收去的。我去找过一次，他家里已经是家破人亡了。”

问：“您专门去找过？”

S：“嗯，专门去找过。”

问：“是哪年那时候？”

S：“我去找是（19）72年，因为后来不知道消息了。我母亲为什么出来的，有个堂房舅舅还在的，他讲的，我的外公得罪了当地的一个地主，给地主弄得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的话，我外公说，我母亲7岁的时候，我外公带出来，带到杭州，卖了。卖给那个我父亲给他们做长工的这个大户人家做丫鬟，那时候才7岁。”

问：“7岁时候就已经出来了？”

S：“嗯，出来了。把母亲卖掉以后，我外公回到家里也实在没有办法。我外婆也被地主逼死了，上吊死了。当时，我外公是讨饭讨到东阳，浙江的东阳。东阳正好有一户人家，她丈夫正好去世了，进去给她做了丈夫。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问：“就是您当时找去的时候东阳那户人家被您找到了？”

S：“东阳那户人家我没有找到。因为我堂房的舅舅也不知道东阳的那家，只知道东阳有那个人家，而且生了一个儿子，生了我舅舅。说我舅舅在东阳读书是很好的，这个人家比较好的。读书以后那个（学校的）校长，解放了，那个校长把他带到台湾去了。就是这个情况。当时不敢讲，讲出来的话，好事没得到，又要雪上加霜了！那现在讲不要紧，再说找也找不到，现在在的话也有70多岁了。阶级成分逼死人的，很多很多人为这个事情自杀，也有很多人才为这个事情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说这个阶级斗争扩大化是绝对的错误。”

问：“我想问您两个问题，一个是您是（19）65年到屠宰场，就是农村那个……”

S：“杭州食品公司下属的，简叫食品站。就是相当于干了一年就回来了，刚刚学徒学出。同我一起去的有好几个人，学出后别人迁了户口，农转非。我被退回来了。”

问：“他们那几个都转了？”

S：“嗯，都转了。我嘛，就因为家庭问题，回来了。”

问：“那个时候，招工有没有什么条件？”

S：“他们招工那是招临时工，临时工是不要讲什么成分历史的。当时要迁户口了，要把这个东西写出来，得知我父亲有‘尖’以后，站长马上拒绝了。”

问：“您（19）78年去给组织部写信时，您怎么想？”

S：“十一届三中全会等于说扭转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题，那么搞经济建设，作为我来讲，我也不是一个解放以前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也是一个苦出身的。几次要向上级汇报，都因阶级斗争扩大化而被对方挡回。因为当时（19）78年，我是30岁多点，总还想为社会做点什么事，不想这样子下去，所以我诚诚恳恳地把家庭情况，把邓小平到我家来过，我父亲评上劳模的情况都讲了，确实没干过什么坏事，没有干过什么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社会、对不起人民的事，确实是个忠厚老实、勤勤恳恳的一个标准的农村农民。怎么可以随便的激化一个事情，把它全部都抹杀？”

问：“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没有想过写这种信？”

S：“在‘文化大革命’时候我不敢写，那时，怎么敢写！我也没参加过红卫兵，也没有参加过什么造反派，我都不参加，什么都不是。”

问：“就是当时组织部给您回过信，您有没有给村里看过？”

S：“没有，我当时就打报告。”

问：“其他的有没有知道的？”

S：“没有，因为当时还是害怕的，怕还是怕的。因为中央已经这样决定了，贯彻到下面不一定是这么样子的，阶级斗争还是搞的。我儿子满月时候，那时正好是这个青年到杭甬来，是公司的一个领导，儿子满月，我放了几个爆竹，丈母娘送的，然后我就被叫去训了一顿。”

问：“他有什么理由？”

S：“他说你不能放爆竹，爆竹是国家禁止放的，迎接领导人放的，你家的儿子也放爆竹，你算什么东西啊！他是首长，很凶的，把我给训了一顿。”

问：“那其他人家是不是都放的？”

S：“买了都受了首长的训。我是我丈母娘送的，他就跑到我丈母娘家里去，他想训她的，跑到我丈母娘家里，我小舅子正好当兵，光荣之家，所以他不敢去训，所以他把我叫去训，因为我受了礼。光荣妈妈怎么敢训，我小舅子正好在部队里当兵啊。”

问：“‘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你们家里有没有挨饿？”

S：“（19）58年到（19）62年的时候？我正在读初中，中学里我是班长，那么中学里主要扶养我。后来么，‘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农中解散，本来农中读好，读农大，解散了嘛，我就没有进去。后来（19）70年，到这个宏伟砖瓦厂乡镇企业工作。当时工作，乡镇企业正好‘文化大革命’期间，到后期，它成立了党支部，党支部书记看我工作还是比较勤奋的，他多次来动员我，叫我打报告，我没打，我们书记姓W，现在他已经死了。我同他讲，这个事情还是不做为好，不做，我在这里干，人家都看得到我这样勤勤恳恳干，人家评积极分子啊，可能还评我，你叫我入党，到我家里去调查，又出问题了，所以说，我心里面很苦，我咬咬牙说我不想的。”

问：“你自己主动提出来的？”

S：“主动提出来的，因为我家庭的历史不好。”

问：“当时书记怎么说？”

S：“他也没有办法，他多次跟我讲，头两次跟我说，我不敢说出来，后来他诚心诚意来跟我讲，一定要叫我参加组织，他说他要培养我，他说我工作讲话都比较踏实、诚实，比较有分量，群众关系也很好，年纪也轻，当时只有二十几岁。”

问：“25岁左右？”

孙；“是的，老实讲，还是不入为好，弄弄的话，我这么倒霉，挫伤我的积极性，就是我的工作积极性，不入，我的工作积极性有的，当时我没有入党的念头。”

问：“当时没有？”

S：“是的，我会有这种念头，现在不会有这种念头。三中全会以后，企业上去了，通过企业制度的改革上去了以后，我认为我对农民、对集体做出成绩来了，我也想入党了，当时我在砖瓦厂的时候，我是一个瓦片工，我工作积极、勤恳，是个童工，不可能对企业做出成绩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想入党，因为我没有大的成绩，自己也要掂掂自己的分量，光凭工作勤恳，入党好像对不起共产党，你没有大的成绩，是不是啊？”

问：“你想想，你个人的生活经历中有没有对你个人或对你家庭有转折意义的事情？”

S：“有转折的事情，一个，我当时年轻的时候，派出所的同志叫我当生产队的管理员，当时没有人管仓库，我就自己管仓库，反正是检查库存，检查什么东西，都不计较报酬，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总想参加这个年轻人的组织，参加团员参加不进去；（19）65年，到食品公司的时候，人家都把户口迁出去了，我反而回来了，做的是学徒，学徒期间是没有工资的，没有工资的时候我做下来了，有工资的时候让我回来了。”

问：“这确实是个很大的转折，要是你过去的话现在早已经是成名青年了？”

S：“是啊，我该拿工资的时候回来了，这是一个转折点，是命中一个转折点。那么到（19）82年的时候，企业已经上去了，为了招工，企业发展，企业前途的问题，老书记他看不惯这个问题，在关键时候把我拿下来，这也是一个转折点。当时我的年纪和村里副书记的舅子差不多，他实话跟我讲，你要调了，我说我要调到哪里去？他说我要调到车间里去了，我说我不可能的，因我当时（管理的）企业正在发展的时候，企业基本上是我一个人管的，我最了解企业的情况，我了如指掌，连财务都是我审批的，制度都是我定的，上面的关系都是我搞的，他怎么知道我要调了？老书记为了个人的私心，他不管集体的生死，就把我调开。当时调出去，其实也是个转折点。当时书记的舅子不识字，没有文化的，一切都是我来，他这个厂长也不知道怎么当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因为（19）82年的总结报告也是我做的，当时又没有阶级斗争，就是存在投机行为，当时提出叫我帮他开会，他自己没有文化，他不喜欢没有文化的人。我在区里啊，镇里啊，当时工作，乡里几次经验介绍，企业管理，那就是（书记）考虑到自己的位置问题，所以说他不惜集体经济的生存，就把我调下去了。”

问：“他宣布以后，你有没有找老书记沟通过？”

S：“没有，这个东西不能沟通的，我知道，你既然有了妒忌心，就不要沟通，我只有到了新的地方，把工作搞好。”

问：“你有没有找其他人沟通过？”

S：“没有沟通，因为我不喜欢沟通。到了新的地方，第一，我的财务权没有了，他把我的财务权给搞下来了，因为当时企业的几百万的财务审批都是我批的，因为我是会计嘛，审批，包括科目都给它定好了。第二，我到那里去，它原来派了个生产队长当我的助手，这个生产队长同我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说你这个人是勤勤恳恳地工作，怎么样看你有什么妒忌心呢？他说，‘我告诉你，老书记叫我不要听你的，他说我实在想不通你入党后人又好，工作又好，他怎么……所以说我把老书记的话告诉你，你要注意点，因为你是一个……他说，他这个小鬼，我要好好弄他一弄，你不要听他的，你不要理睬，叫他负责，你是副的，他是正的，但是你不要听他的，一切听我的’。我想不通。成绩、关系，包括同职工间的关系，同同事间的关系，我都搞得很好，我现在班子里也都很好。

一个人度量要大，要客观意地看问题，不能看不起什么人，加入班子里的人有了问题，公开场合不能讲的，叫进办公室好好谈谈，做工作，禁止很厉害的话说出来，不要讲，这是内部的事情，不能在公众场合讲，这是工作的方法问题。他想不通，他说他想了想，照他的意思肯定说我好，他现在在旅馆当经理，照这样说，您可能也去采访他了。”

问：“现在他有没有说过这个事情？”

S：“他佩服我，佩服我的工作方式。”

问：“有没有谈起过你（19）82年被调走的事情？”

S：“他是隔了一年后同我讲的。他说我看你这个人是个很好的人，为什么老书记这么看，他说我告诉你，我进来的时候他就说，你不要听他的，要弄他一下，有意识地弄他一下。”

问：“这个老书记以后有没有同你沟通过？”

S：“现在有的，老书记在（20世纪）90年代初，（19）90年，（19）91年，他当供货主任，我当副主任，他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他说你的工资应该跟我一样，你这样勤勤恳恳地做，他已经认识到了，到（19）93年，他生病了，现在他是高血压，脑溢血，连人都不认识，我每个月去看他两次，过节去看他一次，7月1日我也去看他一次。那时候他考虑到自己的位置问题，后来自己的位置也下来了，当时（19）84年他位置下来的时候，他找过我，他说（他自己）不对，不对，那个事情。姓T的当书记，叫他到外面去当书记，他不肯去，他说你给我到乡长那里去（给我）讲讲，那我到乡长那里讲了，后来他留下来当副书记，当副书记后他说叫我同他一起弄现在的书记，我说不好弄的。这个新的书记有能力、有素质，正在把经济搞上去，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不要管，我反对搞人与人的斗争，因为我吃尽了人与人之间斗争的苦头。有时间就想一点办法把经济搞上去，想一点办法把环境搞上去，不要有时间想一点办法把某一个人搞下去，这个想法就错了。人吃尽了这个苦头，你自己再要参与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我说我不会站在你这个立场上，去搞他的。我要支持T书记，所以说后来他当了副书记以后，同我的矛盾也是很严重的。”

问：“那（19）84年来的书记现在在哪里？”

S：“现在在康乐公司当经理，乡镇企业。”

问：“那你们现在这个董事长哪年调来的？”

S：“现在董事长（19）88年调来的。同他原来那个（单位）对调的。”

问：“你们这边村委委员哪年开始选举的？”

S：“（19）88年开始的。”

问：“你们那时选举是怎么搞得，比较规范嘛？”

S：“（19）88年的时候，选举是村民代表选举，到（19）92年时候选举，是老百姓选举的。”

问：“（19）88年是我国刚刚通过《村民自治组织法》，（19）88年实行？”

S：“好像是（19）92年一次，（19）95年一次，（19）98年一次。”

问：“都是全村选的？”

S：“是全村的。”

问：“你威望比较高啊？”

S：“威望是没有的，他们知道的。可能是年龄关系，年轻干部上去，（19）88年，我们书记来同我讲，他说，‘老S啊，新的支部要更加强大，你年龄也大了，不要去抢。新的职位增加了两个，一个是当团支部书记，一个是当主任，还要选个副组长，你也不要去抢，我们这个妇女主任现在当副厂长，你嘛，就是村民委员会委员，给你弄到退休为止，好不好？’我说，‘谢谢，这样最好，我愿意为你们做做事，给村长、书记做做事’。那么在工作上，我排在六七位，报酬上我排在第三位，村长、书记后面，乡里、全镇都知道的。

我们党委书记同我讲，你要当好你们村长、书记的参谋长，我说我一定不辜负你的厚望，所以说重大的事情，书记会先同我商量，商量好了以后，基本上商量好了以后，再到会议上去讨论，同我商量好了后再和村长商量，然后到班子里去讨论。在班子里讨论时，我们书记很聪明的，他说我同村长商量，怎么怎么样，他不好提起我的，提起我的话，忌妒心就来了，后面就要出事情了。所以说我们这个书记，他文化是不高的，但他很聪明，其实这个事情是我拜托他的，他就想出这个办法。他说，每件事情都我们两个人商量，商量好后，好的，那么再谈，我再出面到村长那里谈论，在会上，他就说同村长谈过，所以我觉得他很聪明。”

问：“我看你还是比较能适应新环境的哦？”

S：“所以我当过副总经理、领导小组副组长、厂长、财务科科长、办公室主任。这个工作要比在企业里烦得多，给老百姓办事情，你给他办事情就办好了，影响到正面的事情。所以去年3月16日，拆违的事情我们多次提出，拆违的时候老百姓把我臭骂一顿，打是没打，后来保卫科两个人让我出去了，逃到外面去避一避。‘你是怎么当书记的，到外面去避难！’好在是提早15分钟出去，否则被会打得鼻青脸肿。后来那些违章房子就被拆掉了。14户人家，批不上的，违章建房，来了300多个警察，资源管理人员。当时我出去的时候，现在党委副书记，原来是副主任老杨，把我拉去关了起来，然后拉到交通中队中队长的车子里，然后保卫科长的车子来了，把我接出去。因为自己的车子不好开，因为车子是认识的。到了办公室后我想开个指挥会，‘我要出去一下，搞好工作’。结果，那两个保卫科的人了不起，他们不让我开，叫我马上走了，结果是5分钟，他们马上到了，把我的办公室砸得的乱七八糟。”

问：“事后有没有追究呢？”

S：“事后我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派出所所长，（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写了下来，应该说我对老百姓的这样子冲动是理解的，当时我对派出所有看法。因为我们保卫科科长对站在旁边的派出所副所长说，‘我们书记被他们围攻了’。叫他来看看，他说不来。后来去找公安分局，派出所把几个（闹事的）头头抓了起来。十天后我回来了，我们党委书记和派出所所长都到我这里来征求我的意见说，这几个头头，区政府、区公安要抓，你的想法怎么办？我说，我的想法很简单，老百姓冲动，我在信里讲过，是十分理解的。至于这几个头头他们组织反抗，教育一下就好，把砸坏的东西赔一下。我是重视老百姓的，作为一个书记，我的老百姓这样子，我要负一定的责任。我不能看到我的老百姓被抓进去，你们要抓进去的话，我也要把他们保出来。后来那三个头头，一个一个地到我这里来表示道歉。我说，‘算了，算了，道歉也不用了，您知道就好，知错就改就好。下次不要发生这种事情。”

问：“平时你们老百姓有事情找你们区里，你们当众解决吗？”

S：“全不在这里，晚上会到家里来。”

问：“比如说他们一些私人的事情，什么就业、上学之类的，这种事也都要来找你？”

S：“也来找的。”

问：“是帮助解决还是求人帮助？”

S：“帮助解决。假如是就业的话，我们居委会是没有工作岗位的，一个，我们帮着你们到企业区调查一下情况，看他们是不是要招人。第二，通过劳动保障室，有没有招工单位，要什么样的人，劳动保障室得到消息后，马上拿出核单，什么样的单位要几个什么样的人，要他们自己去联系。有些人，我们通过区政府和有的厂长商量好，去年还带了5个人。”

问：“我发现你们村年轻人在家里闲着的多，他们都不太愿意去工作？”

S：“有几种原因，我们中村，就原来的村来讲，他不是要找工作，他们是要选工作，选工作当然要比找工作更难了。没有技术，没有文化，怎么可以选工作？所以说他们的工作很难选。六七百元的体力劳动他们不要做，家里的钱是够他生活的，这种人的工作没有办法。所以老百姓提出来，怎么你们区里都是外地人？一个老百姓来问我，上海外地人有什么好？我说，好在你不是杭州市长，要是杭州市长的话，把外地人都赶跑了。假如我们这里的工作，不让外地人做，他到杭州来干吗？他难道从家里拿了钱，到杭州来花完？他不是来花的，他来杭州是来赚钱的。你不让他工作，难道让他们住你们家？按照你的想法，把外地人全部都赶出去，那么你家里的4000～6000元的房租就没有了。把外地人都赶走，那么外地人的工作都要本地人去做，你愿不愿意去做？六七百元、五六百元一个月的工作你愿不愿意去做？他是死活不愿去做的。我们么保护好外地人，不但要保护好本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还要保护好外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使他们安安心心地在我们社区安家落户，搞经营或打工，这样子我们的经济才会发展起来。我们自己现在是2000多人，3000人不到，外地人有2万人，没有这两万人，这里的老百姓怎么生活，怎么样子过？2万人给我们创造了条件，你对外地人这么歧视？你知不知道，你租了房，收了房租，我们要做的是多少事情！我在房东会上讲过，外地人一多，治安问题复杂，2万外地人不可能都是好人。通过法律来讲，90%以上的外地人（是好人），这是一个事情，我们要搞好治安工作。外地人对环境卫生怎么样，本村的、社区里的居民还是农民观念，对卫生意识还是很淡泊的，外地人是来自山区农村，这种卫生意识也是很淡泊的，我们在卫生方面要落实好，花多少钱也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外地人一来，计划生育工作要搞好。2万多个人里面有三四千个育龄妇女，要抓外地人的计划生育（工作），这个计划生育（工作）要搞好是不容易的。”

问：“实际上你们现在管理工作很困难，是不是？”

S：“在治安、卫生方面，今后的工作治安要摆在第一位。我说，你们有了钱，有了这么好的环境，有了这么好的房子，如果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的话，你是不幸福的，你不能安居乐业的，心里不安的，钱再多也没有用。作为我们来讲，要对你们负责，也要对外地人负责。所以说，要求老百姓一户一户人家自己管好自己家，同他们外地人多联络，多联络感情，多了解他们的事情，帮助他们解决一些事情。我们保卫科的20几个同志都是这样觉得的，外地人有困难我们要帮他们，不要歧视他们。外地人做坏事我们要管。”

问：“你们保卫科的人都是本地人？”

S：“都是本镇的。我讲得很明确，要执行党的政策。我们中村的老百姓在改革开放以前，全部的资产合拢也造不起一个老百姓的房子。现在我们中村的老百姓比过去勤劳了？比过去俭约了？比过去聪明了？我说都不是。应该比过去还懒，在家里搓搓麻将，打打老K，苦的活不肯去做。吃，节约谈不上，鸡鸭鱼肉吃的还不要吃了呢，要讲究营养了。穿的，要讲究品牌了。难道你是勤快了，节约了？不是。这个是天上掉下来的？这是中央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所以说共产党的领导在我们中国应该是永久性的思想中心。没有党的领导，翻不了身。没有党的领导，包括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你都没有。你过去有没有？没有改革开放，就更加谈不上，经济也发展不了。这么好，这样子还对于政府的政策，对胃口的你接纳，不对胃口的你极力反对，你找一找你自己的良心何在？你对不对得起共产党？严格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这是党的要求。但我们作为老百姓，必须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必须要服从党的领导。你不能对胃口的就接受，不对胃口的就反对。如果我们出台的东西，我们所做的工作，对90%的老百姓有利，对10%以下的老百姓不利的，我们就要做。江书记讲的，最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最广大的，不是少数部分的人的利益。这个我们要把工作的宗旨搞清楚，不能满足了一家，损害了很多家。现在老百姓就有这种观念，损害集体也不管，损害别人他不管，损害社会他不管。我真正到村里工作是（19）77年。那时候领导班子中最高学历是初中，但是素质是相当差的，这是一个。下面还有四个，加起来也没有读上三年书。书记也是不读书的，大队长、支部委员、管财务的，连字也不会写，都不识字的。现在我们五个人的文化结构基本上都是初中。J主任他是初级医生，小医师，医务室来的，（19）88年同我一起进班子的。村长早，他是（19）72年来的，老T是（19）84年来的，他上来以后就是副村长，以前是村民，一上来就是副村长。我们保卫科长是初中生，是20世纪90年代的，是乡办企业酒厂的车间主任。副大队长，老Z是（19）82年进班子的。凭资格，（19）98年时我们保卫科凭资格，他们都比我资格老，所以我当时很担心，怎么样。当书记也是这样子，我第一步工作就是抓班子，抓百姓、抓下面都没用。当时最关键的就是抓班子，各个科室组建起来，把制度建起来，把干事的抓起来。我在第一次开会时就讲，班子在群众当中实力要强，因为老百姓看党和政府的事情就是看我们的事情。老百姓看不到党和政府的，政策都落实到我们这里。我们的形象不好，老百姓认为那就是党和政府的不好。我们不要给党和政府抹黑，这是第一。第二，班子成立后，听说很多老百姓送东西。哪一个成员收老百姓的东西，要么不要让我知道，让我知道的话，你自己看着办好了，打报告，辞职。你工资比老百姓高，家庭经济比老百姓好，我们为什么要吃老百姓的东西？你吃了这些东西，解决不了问题呀。就抓一个严字。在抓好一个勤字的情况之下，再抓严字。在生产队改革体制以后，我从企业回来。在企业我主要管财务，当会计的。后来我当厂长以后总结报告是我作的。我不喜欢静下来，一静下来就感觉无聊。过去没有评上劳模，但评上了党员积极分子。当书记以后，党员积极分子我也不要评了，因为我本身就是积极分子，要不然我怎么当书记？”

问：“工作之余您喜欢干些什么事？”

S：“看杂志，从政方面的。报纸是看时事性的，不看其他的，都看与工作有关的。现在没有精力了。村里变化最大的是社区环境建设，道路、河道，还有老百姓的盖房，百姓的收入，之前，每一户人家每年2万元的租金，现在平均每户人家有5万元左右的租金，翻了一番多。原因主要是盖了房子，我们抓紧给老百姓批房子。15户人家和镇政府马上打报告到城建科。有的老百姓他们自己不打上来批，也没有办法。我们应该给老百姓办事的，你不办事，在这儿干吗？所以不要听好话。即使办了事，也不要听好话，因为是我们应该做的，不是算给他们帮忙的，这谈不上帮忙。”

（任强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