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开始进入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阶段。当今中国各地层出不穷的拆迁问题、农民工诉求问题，以及工人维权、城市贫富不均、治安恶化、房价飞涨等问题，均是这一过程的伴生物。

这些问题在19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都曾出现过，有些的激烈程度还远远超过今天的中国。欧洲在19世纪中期进入工业化的黄金时代，并随之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恰好在这个时期，欧洲工人运动（包括共产主义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令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充满动荡和革命。

20世纪6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其名著《农民的终结》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32%的农业劳动者说参加过示威活动。这一数字看起来是可观的。当然，近10年来，设置路障、集会以及在省政府前面示威和聚众的这类活动增多了。有1/3的农业劳动者参加过一次这类活动，这表明请愿活动已经进入了农民的日常生活。1003309

一百多年前的美国，也同样经历了这一痛苦过程。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造就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的转型，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各个阶级、阶层、集团以及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农村的反抗、工人阶级如火如荼的运动、妇女和黑人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外来移民的适应与自我保护，都是不同阶级、阶层面对既定社会关系的变动而做出的群体性反应。

他们都在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战。作为普通民众的一员，面对城乡失衡、城市社会失序、社会不公，他们更多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和抱怨。因此，在19世纪的最后三四十年里，美国社会经历了一个“民众的喧嚣期”1003310。19世纪末开始的美国改革运动，更是揭开了20世纪初美国规模更大、更加深入、更加广泛的改革运动的序幕，成为“进步主义改革的前奏”。这些改革运动，使美国社会告别了权贵市场经济，走上了法治市场经济的轨道，建立了一个高效、现代的国家机器，为美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中国目前也处于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急剧转变的时期，就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来看，与一百年多前的美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无论欧洲、美国，还是中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这些类似的问题，似乎和东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无关，而只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冲击有关。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政治制度，对解决问题的路径选择，肯定会有所差别。

青岛各级政府建立的社会经济风险评估机制，就是有中国特色的解决问题的路径之一。

“涉及房屋拆迁与安置、土地征用、重要商品（服务）价格调整、职工身份转换等重大事项以及市、区（市）政府及其部门（单位）认为需要进行风险评估的其他事项，应当进行风险评估……”2010年5月，青岛市委办公厅、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的《青岛市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办法》如是指出，意在进一步提高各级党委、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水平，及时化解社会稳定风险，保证重大事项顺利实施，促进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