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纪，人类不仅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而且还与各种局部战争及其他天灾人祸相伴而行。有数据显示，在20世纪发生的373次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中，共有超过1亿人死亡。在这种背景下，如何书写人类的灾难历史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不仅关乎历史，而且关乎未来。与西方相比，中国在近代以来遭受的苦难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创伤记忆书写一直受到有意或无意的抑制，它常常让位于另一种被认为更富激励性的历史书写模式，即英雄主义叙事。职是之故，无论是创伤记忆研究，还是创伤记忆书写，中国都没有取得与自己灾难深重的历史相称的成绩。为此，《文化研究》关注的核心话题之一即为创伤记忆问题，截至目前已经组织了几个研究专题，以期推动国内创伤记忆研究的发展。在本刊主编陶东风教授等人的推动和组织下，2013年5月27日至28日，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三个北京市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联合举办了“创伤记忆与文化表征：文学如何书写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共收到80多篇参会论文，本专题内的大部分文章都是从中选取的。

宋伟的《事件化：哲学反思与历史叙事》一文分析了20世纪创伤记忆研究兴起的学理背景，即事件哲学的转向。文章认为，伴随着当代西方文化思想的转换，“事件化”的思维方式逐渐激发起思想家的兴趣，事件哲学因而成为理论和知识建构的当代形态。从政治视域看，事件哲学力图重启批判理论的政治学实践，以取代价值中立和知识论立场。在20世纪的诸多历史事件中，最具症候意义的两个事件分别是“奥斯维辛”和“古拉格群岛”，对它们的分析和诊断，意味着对18世纪以来建立起的现代性的分析与诊断。可以说，这篇文章对创伤记忆研究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进行了深刻的阐发。

以下的三篇文章分别聚焦于抗日战争、上山下乡运动和纳粹大屠杀，分析了文学艺术作品在书写创伤记忆过程中呈现的症候和问题。钱坤的《后国家和前国家时代的纪念与忘却——近年华语电影对抗日战争的描绘》以近几年出现的三部电影文本为例，分析了抗日战争这一创伤记忆在海峡两岸的不同呈现方式：在大陆，《南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钗》都脱离了原有的民族国家叙事，呈现后国家时代普世化的人文视野；而在台湾，《赛德克·巴莱》既认可了现代化也歌颂了原住民的反抗精神，这种内在的逻辑矛盾反映了前国家时代台湾人身份认同的困惑与焦虑。梁丽芳是知青文学研究的专家，她在《知青文学的一个盲点：论知青小说中红卫兵经历的处理》一文中敏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无论是知青文学作家还是其笔下的知青主人公，在上山下乡之前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红卫兵运动，然而，知青小说对红卫兵经历的描述却是零星散碎的，甚至是完全空白的。作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文革”后对红卫兵运动的负面历史评价，使得参与者（从打砸抢到尾随者）羞于启齿、千言万语欲说还休。这也生动地印证了对集体记忆的书写是有选择性的。钟志清的《“艾赫曼审判”之后：1960年代以色列本土作家的大屠杀书写》一文提出，“艾赫曼审判”是以色列社会重新建构大屠杀集体记忆的一个转折点。由于建国之后的国家政治话语总在宣传大屠杀中的英雄主义，年轻人认为犹太人在大屠杀期间并非是遭屠戮的羔羊。然而在审判中，大多数证人都是在日复一日的恐惧和屈辱中幸存下来的普通犹太人。这使以色列年青一代意识到，犹太人在大屠杀中并没有像在以色列“独立战争”中那样取得以少胜多的胜利，而是像“遭屠宰的羔羊”一样被送进焚尸炉。这种集体记忆的转变也影响了文学书写，唤起了作家对历史浩劫与民族创伤的重新反思。这一案例在印证了集体记忆的建构性的同时，也向我们揭示了国家意志在集体记忆塑造中的重要作用。

文学可以书写历史，但这种书写不是一种实录，而是少不了各种文学技巧和修辞的参与。因此，在对这类作品进行分析时，我们应该进入文学作品内部，注意分析作品的语言、叙事、结构等形式特征。就此来说，裴尼柯的《“由侧面切入”：历史创伤与叙事模式》一文做出了可贵的尝试。作者从卡尔维诺的理论中得到启发：文学在书写历史，尤其是伟大的、创伤性的历史事件时，不适合以直接的叙述方式去面对，而应该“由侧面切入”。在卡尔维诺看来，儿童视角能够更好、更自然地表达人们对创伤历史的一种态度。不管是卡尔维诺本人，还是中国作家莫言、苏童和王朔等都经常采用儿童视角。不同的是，卡尔维诺为了和创伤保持距离而经常采用第三人称叙事，而中国作家为了不同的表达目的则更常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在我们看来，从叙事角度对创伤记忆书写进行研究，在中国是一个有待掘进的方向。陈全黎的《文化创伤与记忆伦理》一文则关注了另一个常常被忽视的理论问题，即记忆伦理学问题。正如作者所说：对于同样的过去，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记忆，我们究竟应该聆听谁的声音？我们应该记住怎样的过去？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就必须引入记忆伦理学的研究视角。与创伤建构理论不同，记忆伦理学主要关注的不是集体记忆的选择性和创伤记忆的再现过程，而是记忆主体的道德立场、评判标准以及记忆实践的伦理内涵。显然，对于中国的创伤记忆研究来说，这些问题都是亟待厘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