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黄晓勇（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尊敬的沈志华教授、各位来宾、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荣幸地请到了著名的冷战史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兼职研究员沈志华先生来做报告。

沈志华先生1950年出生于北京，可谓我们中国史学界的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沈先生早年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着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工作，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世界历史专业。后来，沈先生由于某些原因，离开学术界到南方经商，并小有斩获，成为一名富商。到了20世纪90年代，沈先生又回到北京，回到了学术界，并成立了民间的历史学研究机构，以他自己特有的优势、智慧、勤奋和丰硕的研究成果，确立了自己在国内冷战史研究领域举足轻重的地位。

沈志华先生现在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并且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一些著名学府担任客座教授，在苏联史、中苏关系史和国际冷战史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有目共睹的重大研究成果，特别是在对苏联的档案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方面做出了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突出贡献。苏联解体以后，沈先生斥巨资购买了苏联的解密档案。这些档案不仅为沈先生自己的研究工作所用，而且还非常慷慨地为青年学子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提供帮助。沈先生在中国史学会下面设立的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一方面从事研究工作，另一方面资助史学著作的出版，并且因为主持《资治通鉴》白话版的编写、出版和发行而名动一时。1996～2002年，沈先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组织翻译、整理出版了36卷《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引起了史学界的高度关注。目前，沈先生已经发表的史学论文和研究著作等有百篇部。2009年，他主编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上中下三卷，再次引起史学界的轰动，被认为是相关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的学术巨作。

沈先生视野开阔，履历丰富，学识渊博。苏联解体后，购买苏联的解密档案，这个非常需要胆识，当然更需要实力。今天沈先生来作演讲，大家已经是期盼已久，从后面站着的那么多同学，我们就能感觉到这么一种期盼。昨天，我们请了日本早稻田大学前校长来给我们作演讲。关于早稻田大学，我给大家透露一个秘密，早稻田大学有一个校内文化很有意思：它叫作“中退一流，留年二流”。意思是说，中途退学的是一流的学生，留级的是二流的学生，按期毕业的学生是一般人，希望大家都做一般的人。今天沈先生将以《读书与人生》为主题，向从事各学科研究的青年学子们讲述自己的治学理念和为文心得。下面，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沈志华先生为大家演讲。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著名中苏问题研究专家）：黄书记讲得太有意思了，显然我就不是一般人，因为我从来没有正常毕业过。

黄晓勇：我这个就是为您准备的。

沈志华：这次说不上什么报告。上次和黄书记他们聊一个研究项目的问题，顺便就谈到让我在这里讲讲。其实，我主要是想给大家讲一讲我自己的人生体验，我虽不算很老，却也年过花甲，还是有一点人生经验。把自己一生当中经历的事情，特别是和读书联系起来，也许是个不错的话题，大家都是读书人嘛。关于人生，我还真是很有体会的，想的也比较多，虽然没有很多时间可以用来想事情，但是有时候喝点小酒后，想想还是非常感慨的。

我们那个年代读书是有很多限制的。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曾经批判过“读书做官”论。中国的读书人和西方的不一样，西方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一个比较独立的群体，但是中国多是“官本位”的，中国人读书主要是为了将来能做官，十年寒窗也就是为了博得一个功名，所以中国有这种传统。我们上小学那会儿，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第一个批判的就是“读书做官”论，就是你读书不是为了做官，不应该是为了做官，主要不是为了做官。那我们读书是为了什么呢？我那时印象非常深，就是为了国家要贡献自己。

你有没有本事，是看你读书读得好不好，你书读得好，就有可能为国家做出比较大的贡献。我那时是打算怎么为国家做贡献呢？我当时想当科学家。1950年有一本书叫《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不知道在座的朋友有谁听说过没？这本书讲的其实就是现在的事，预测的是现在科学发展的程度。但那个时候什么人造卫星、人上月球，都是幻想，那个时候人们想象中的人登上月球都是和嫦娥奔月联系在一起的。那个时候，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将来依靠我们这些孩子去创造，所以要好好读书，将来能做科学家，为国家做贡献。

在这种情况下，我那时最大的心愿就是上清华（大学）学习。我的中学是在北京四中读的，当时北京四中上清华北大的升学率非常高，而我对化学、物理等自然科学都非常感兴趣，我就一心想当个科学家，而且我觉得我一定能当科学家。事实上，我在这方面学的是挺不错的。

然而，到1966年，我学业中断，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业中断以后，谁也不知道未来的命运如何，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干什么。

这里有一件事情要先交代一下。“文革”之前有一次空军招募飞行员，学校动员大家都去检查身体，因为国家需要飞行员。那次，我们学校派了200多人去检查，筛选来，筛选去，最后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学校就想让我去当飞行员，我说我不想当飞行员，我将来要上清华，要当科学家。然后有人和我说：“那不行，为了国家的利益，你必须去当飞行员。”我想了想，一个人开个飞机在天上飞翔，也还不错，就同意了。就在这时，赶上“文革”，飞行员的事被耽搁了。

“文革”一年过去后，第二年再征兵，还是让我去了，是海军航空兵。不料这回我改为地勤兵了，从开飞机改成修飞机了，我想想还是觉得不错，就同意了。那个时候，你不当兵就得插队，我是1968年2月份走的，1968年底就在全国动员上山下乡，除了少数知青留工厂，大多都下去插队了。

到了部队以后，我发现所学的知识还是很有用的，这点我深有体会。我们是海军航空兵的技术兵种，技术性比较强，所以刚到部队的时候，我们先进了教导队3个月，为的是学习一些必要的理论，比如说飞行的原理、空前动力学等相关知识。一进教导队，北京四中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我学了一个半月，就成老师了，开始教其他的士兵。当时，大部分的士兵都是农村来的，没上过初中、高中就当兵了，哪里学过什么波动率定律，连什么是波动率定律都搞不清楚。我有四中的底子，学的比较快，老师发现后，说：“你行啊，你这学一个半月就可以当老师了，我歇着了，你来教吧。”

那时我在部队还是很受领导重视的，19岁我就是代理机械师。你们可能不知道，在空军里，机械师的权力最大，因为只有机械师签字，飞机才能上天。同时，机械师的责任也是最大的，飞机失事掉下来，第一个先把机械师抓起来。机械师统管飞机上的一切仪器，比如说无线电、雷达等重要设备都是机械师负责保养。我们那时候负责的是轰炸机，E28，苏联的轰炸机。每次飞机出任务，只有机械师可以站在牵引车上指挥飞机的前进方向，后边一帮人跟着飞机，就我一人在飞机前头，心里非常骄傲。而且轰炸机和歼击机还不一样，歼击机是一个飞行员一个飞机，人机是固定的。而轰炸机少，不是说哪个驾驶员就必须开哪个飞机，大家都是轮流开。谁飞你的飞机，就是你（负责的）这架飞机维护质量的一个标准，如果你的飞机经常是首长来飞，那就说明师里对你的飞机性能很信任。我的那架飞机不是师长就是团长来飞，可见首长对我很信任。你想想，师长从飞机上下来后，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维护得不错，将来你就是中国航空兵的未来啊！”我当然是非常得意。

我能有这样的成绩，其实都是读书得来的。你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那时候是不让读书的，所以部队非常重视读书多、技术好的士兵。部队当时一天到晚就是学“老三篇”，学习《毛选》，不开展技术培训。我待在部队那几年，飞机老是失事，领导也非常着急。而我知道技术的重要性，作为技术兵种，首要的任务是学好技术，不学好技术，这兵就没当好，可惜部队当时不组织学习，除了老兵带新兵的传统模式以外，没有学习的氛围、制度和规定。要学好技术，我只能是自学，部队规定比较严，每天九点熄灯，熄灯后什么也看不见，我每次看书都得趴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看。当然有时候，我也会看点小说，但主要还是看技术方面的书籍。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分析总结那些有关技术方面的数据和案例，这样我的技术才不断地得到提高。

本来师长和团长都非常看重我，他们认为我比较聪明能干，是个好苗子。我心里也有点得意，以为入党提干、留在部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是航空兵的未来嘛。不料，1971年2月份突然开大会宣布——沈志华复员。我从来没有经受过这种打击，你们想想，一个年轻人特别奋发向上、春风得意的时候，“咣啷”给你当头一棒，一时半会儿地谁也接受不了。我记得散会后，人都走了，就我一个人坐在那里，一直没有缓过神来，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后来指导员找我，跟我说：“小沈啊，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也不清楚，这是师政治部的决定。但是我们知道你在部队已经没有前途了。”

“那我这一生不就没前途了？”我问他。

“不”，他说，“你回到地方还可以发展，但是在部队不行了。”

我始终也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一天晚上，我一个人跑到机场抱着我的那个飞机痛哭了一夜。我一直想，我这么年轻，也这么好学上进，工作做得也不错，在航一师那是技术尖子，怎么国家不需要我吗？我真是想不明白这点。

昏昏沉沉的，我就复员了，去了石景山发电厂，当了一个钳工。我的工作从修飞机改成修锅炉了。这一去，我就修了6年锅炉。在这6年里，也是发生了很多事。

“文革”时，大学停止招生。不过从1970年开始，大学又可以招工农兵学员，有这样的机会，我还是想去上学，以便通过上大学重新获取新的知识。航空技术咱不捣鼓了，咱来研究动力。我们那个发电厂主要是靠锅炉燃烧带动电动机发电，所以我想研究热力学也挺有意思的。所以我就报考大学，想学习这个专业的知识，但是申请得不到批准，还被告知没有资格上大学。我就奇怪了，我是复员军人，怎么就没有资格？也没人给我解释到底什么原因，就是不行，我料定其中必定和我复员这事有关系，否则我在部队干得那么好，没有理由让我复员，复员的理由又成了丧失资格的理由了。

事有凑巧，1972年，我原来所在部队的指导员到北京出差，把我叫去了。他告诉我：“你（复员）的事，我搞清楚了。”我就问他是什么事。他说：“说来也是荒唐，现在你的档案里头有一摞材料，材料说你是杀人犯，你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杀人了。”接着，他就给我了讲了一个大概的经过。

“文革”有一个“五一六”组织，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当时这个组织被定为反革命组织，为了弄清楚都有谁参加“五一六”了，便展开了全国性的调查。调查波及了部队，关于这事，林彪有个指示：“五一六”分子一个不能留，必须清除。但是谁是“五一六”成员，也没人知道啊！部队也开始调查，可我们那个东海舰队航空兵部都不知道什么是“五一六”，我们那儿从政委到政治部主任都不清楚。可是不知道谁说了，“五一六”就是那个联动（就是北京那时一个叫“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组织），说“联动”大部分是干部子弟，那“五一六”的成员大部分也都是干部子弟。而我们那个师里一共就五个干部子弟，我是其中一个，自然便成了重点调查对象。你说调查就调查吧，可巧的是，师里到北京来调查，在一个监狱里遇到一个小子说认识沈志华，并且还揭发说沈志华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参加“联动”，还打死人了。当时负责调查的是我的指导员，他就接着想问清楚什么时候在哪里打死的人。结果那小子说不上来，就胡编说大概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这样子，公安局就介入调查了，调查一圈之后却发现没这么一回事。师里调查的人回来后向领导报告了这个情况，师政治部商定了这么一个结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存档。”最后在讨论复员的时候，部队一些领导也不知道怎么办好，说沈志华杀人了，实际调查没这回事，你说没有，又有人揭发。后来还是决定先把这些材料搁在档案里。于是，这么一摞子材料就给存我档案里了。

指导员告诉我，如果我不能把这些材料清除，我这一辈子都得背着这个黑锅。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我为什么突然复员，为什么上大学被告知没资格。我就问指导员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乱说话的）人是谁，指导员告诉我是北京二中张某某。有名字就好办了，我马上去找，还真让我找着人了，因为恰好我哥哥是北京二中的，这人虽然不认识我，可认识我哥。然后，我哥带我找到他家，进门后我俩一握手，我就问他：“你认识我吗？”他说：“不认识。”我说：“你不认识我就说我杀了人，你这不是害我吗？我就是沈志华。”他一听，“扑腾”就跪那儿了，说：“大哥，实在对不起，那时我也是年幼无知，被困在牢里，没有出路，才乱说的。”他心里还是记着这事的。我说：“得了，这事就算了，你的处境我能体谅，你在牢里肯定也着急，好不容易逮着个机会，赶紧编个瞎话能出去，挺好。但是你出去了，我进去了，你不能害我啊。”说完，我只要他给我写个证明，说明当年他是胡编乱造的。他说行，然后马上就写了，写完我又看着他投进邮筒，寄到了我们那个石景山发电厂的政治部。回去，我就去找我们的政治部主任，我说我们部队的指导员过来跟我说了，我档案里有个东西，现在已经证明这个事纯属胡闹，希望领导考虑一个年轻人的前途，把这份诬陷材料销毁。我们那个政治部主任还不错，为此开了个会决定把那份材料从我的档案里撤出来了。

之后第二年，我又报名上大学，这次报的真就是清华。而且1973年那次和前两届不一样，前两届不考试，光推荐，领导让谁去谁就去上大学。而1973年不同了，这一年需要考试，光推荐不行，你还得考试过关才能上。考试是我最希望的，没考试显示不出我的水平啊。你想，我从部队复员回来1972年到1973年两年，我每天晚上要花4个小时做数理化习题。我不但把初中数学、物理、化学全部复习了，而且复习了微积分和高中的一部分课程。我做这么多就等着考试，等着有一天能出人头地。果然，这机会就来了，1973年那次考试（需要说明一下，那次考试还不是全国统考，而是按部门，如电力部门、钢铁部门等部门考试的）考了四门，我四门成绩在京津唐电网全部考生中都是第一名。我准备多充分啊，例如，我数学考了100分，而大部分学生的数学没超过20分。其实题目非常简单，就是一元二次方程、二元二次方程，几何也是特别简单的题。考试对我来说，手到擒来，很快交卷，同屋的考生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我就已经出去了。物理、化学一张卷子，语文一张卷子，政治一张卷子，我考得都很好。所以，考试成绩一下来，我就高兴得不得了，这回上清华没得说了。清华大学的老师都到石景山发电厂去找我，说他们判卷以后非常惊讶，没想到还有考这么好的一个学生。我说那是当然啊，也不想想我天天4个小时在干什么。那个时候（“文革”期间）上班和现在不一样，除了正常的8小时上班以外，还有一个半小时的政治学习，这个黄书记应该记得，这样算上班时间长达九个半小时。为了更好地自学，我晚上都没有回家，住在集体宿舍，下班洗完澡后就一直看书。这样的付出才换了四个第一。

我报的是清华大学热力系，清华的老师来跟我说：“小伙子，我们太需要你了。”不过，没说我是另一个未来。这个老师的话非常鼓励我，也让我很激动。眼看着我就又可以走进学府，又有书可读。可是，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张铁生，他和我同一期考试的，系统不同而已。这个张铁生数学一道题也不会，末了他把卷子翻过来，在背后写了一段话，大致说这次考试就是在摧残工农兵，嫌弃工农兵没文化，专门拿个难题考他们（其实这题一点都不难），这种考试是什么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等。

后来，这张“特殊”的卷子被江青看到了，江青大加赞赏。《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一篇文章《一份令人深省的答卷》，讲的大概也是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之类的话。这下遭了，这录取通知书本来都排好队了，我是第一个，这么一闹，变成最后一个了。我们厂子是找了一个起重工，他四门加一起，十五分。领导让他去了清华大学，把我留在厂里接受批判，还说我是白专道路的典型分子，看不起无产阶级，不安心本职工作。面对这些话，我实在也是想不通，我哪里不安心本职工作了？自从进这厂子以后，我没有请过一天假，年年被评为五好职工，而且我认真研究热力技术的改进工作，做了那么多的事情，难道就是因为我考试成绩好，我就是轻视无产阶级、不安心当工人？说我不安心当工人是不错的，我当然不想当工人了，我觉得我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更何况，我工人当得也不错啊，发着高烧，我还坚持上班，就是怕被别人说闲话。我有更大的能力，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不好吗？国家不需要吗？但是那个时候是“文革”，你没地儿讲理去，对我的批判照样进行。种种事端，气得我一夜之间把所有的数理化的书全部烧了，索性不学了。中国原来有句话，“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我的体会是：学了数理化，一步都迈不出去。理科我不学了，一把火烧掉，学文科。

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可那时找书都很难，不像现在到处是书店，还有网上书店，想看什么书就有什么书。“文化大革命”有点像焚书坑儒，把很多好书都当成“封资修”的东西，给烧了。特别是文科的书很难找。我想学点哲学、政治经济学、逻辑学、心理学和历史学，苦于没书，只能到各家去收集。但我还是一点点在坚持着，我当时就想解答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党究竟是想干什么？对于这些问题，我真是糊涂了。把几亿人从水深火热当中给解救出来，然后就是为了又把他们推到火坑当中去？一个国家没有文化，不需要知识，这个国家能发展吗？既然想不通，我就想看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到底是怎么说的，那《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都说了些什么。说实话，我原来对这些东西一点都不关心，我一心想科学救国，我觉得只要把科学技术搞上去，多搞一点发明和创造，这个国家就能富强。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这其中的道理我还没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怎么走？

我们那个时候的年轻人是很有社会责任感的，老觉得天下都是属于自己的，毛主席也说过：你们要关心天下大事，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才是八九点钟的太阳。虽然，我那时都已经“十点”了，不年轻了，但还是很有上进心，很想为国家分忧，为社会承担责任。我从小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我父亲母亲给我讲得最多的故事是“岳母刺字”：岳飞在离家之前，他母亲在他背上刻了四个字“精忠报国”。那个时候我们那一拨年轻人真的是想“精忠报国”，无奈这个国家老不要你，我们心里着急啊。

科学技术不学了，咱们来探讨政治问题。从1974年开始，我学马列，学文科，学着学着还真让我悟出点道理。刚开始，我重点关注的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几个阶段，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正好那时，张春桥给毛泽东提建议，在全国提倡读马列原著，所以那时候马列原著倒是发的很多，不愁没书。这方面我确实也读了好几本书，像《国家与革命》，读完这些书，我就更多地思考一些问题了。

我学这些东西，不由自主地就要关心政治了，原来我是不关心政治的，对于什么派别之争也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我学会了观察。一看，我知道林彪一伙是一拨的，后来林彪下去了，王洪文上来了，又变成一拨，周恩来他们是另外一拨的。只要稍微留意，这些政治事件慢慢你就能看得挺清楚。你关心这个，并且懂一点，当你在社会上游走交往的时候，大家难免会就此讨论点什么。走着，走着，我又走进坑里去了。

1976年，周恩来去世，党内矛盾异常激化。当时的老百姓，特别是在北京的老百姓对周总理都非常崇敬，总理去世以后，老百姓对江青一伙的很多做法不能认同，大家私下里讲的也非常多。不过，那个时候传播小道消息，议论中央的事情都得格外注意，跟现在环境完全没得比。现在你一上网，网上全是中央的事，这些事都成网民们的家事了。那时要讨论政治，都得小范围的，别说那时没网，就是有网你也不敢讲，只有在非常亲近的人面前才敢讲。什么张春桥想要当总理，江青和老干部们的矛盾又怎么怎么样了，这些讲的很多。结果又出事了，有一天公安局的人来了，“咔嚓”一声，又把我拷走了，原因是我传播分裂党中央的重大政治谣言。

我再次糊涂了。我们党是光荣的党、伟大的党、正确的党，我一个小小的年轻工人，我能分裂它吗？我要是能把共产党分裂了，那我们这党还是什么党？那个时候，依然不讲理，无论有没有道理，我还是被关进了小屋里。进了小屋，我才发现，关监狱虽然有诸多不好，非常孤独，非常困苦，一天两个小窝头、一碗白萝卜汤。但是这种环境对读书非常好，没电话，没人找，没人干扰，一天到晚时间很多。所以我就向监狱管理人员反映，想要读书。可他们让我好好考虑我的政治问题，读什么书啊。我说我得学马列，不学马列我认识不到我的问题啊。他们无话可说了，就问我要学什么，我说先拿一套《资本论》，再拿一套《列宁选集》，我要深刻认识我的问题，好好学习马列。“文革”那时，你说这话，没人敢反对，监狱的管理人员也都满足了我的要求。而我的《资本论》就是在监狱里读的，在那里我能静得下心。可是说实话，《资本论》真的不好读，我在监狱里住了几个月，居然都没有把这本书读完。勉强读完第二卷之后，第三卷我真是读不下去了，因为那时候，我的知识背景还是比较浅薄的，翻过来倒过去地看，也没有理解多少。

当然，后来他们也没有查清我是怎么传播分裂谣言的，我一个小工人大不了是从哪里听说后再传出去的，把我抓了没什么用。既然我没什么用，也就没人理我了，把我扔在那里没人管，一下子关了4个月。到1976年的7月28日，发生了唐山大地震。那天，我正好一个人被关在小屋里头，半夜看到那房子晃来晃去，这不是地震吗？可是小屋门上挂着那么大一铁锁，咱也没办法出去，我就等着和《资本论》一块儿葬于此地。幸运的是，这房子没塌，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就有人把我叫出去了，说：“你现在可以走了，但是问题还没有完，先回厂监督劳动。”看起来，似乎是地震把我给震出来了，其实后来我知道是我父亲找人跟他们讲：“你们不能老把人这么给关着，要是有问题就把问题弄清楚，搞不清楚就别关了，你说关里头要真让地震给砸死了谁负责啊。”于是我出来了，回到煤场劳动。

我是8月初被放出来的，刚一出来，就被发到唐山去抗震救灾，从8月到10月，这两个月我在唐山干活。你们看过《唐山大地震》那个电影吧，整个一片瓦砾，真的就那样，我们是地震发生几天后就过去了，所以能看到那个被严重破坏的场景。等我10月份再回北京，“四人帮”就倒台了。随后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天安门事件”得到了平反，1977年的高考也开始报名了。我终于又等着机会了，我就赶紧报名。出乎意料的是，我居然又被告知没有资格报名。我就费解了，“四人帮”也打倒了，“天安门事件”也平反了，我怎么没资格报名了？谁知道他们跟我说：“所有人都平反了，就你没有平反。”我就接着问为什么。他们说不知道，让我自己去问公安局。

然后，我就去了公安局，跟他们说：“‘天安门事件’都平反了，为什么不给我平反，我还是‘天安门事件’前就给抓进去了，怎能说我策划‘天安门事件’。”可公安局的人居然说：“我们没有抓过你，怎么给你平反。”真是越来越奇怪了，我就说：“你们没抓我，我这4个月住哪儿去了？我《资本论》在哪儿读的，不就在你们这儿读的吗？”他们说：“你不要急，我们查遍了整个公安局，也没发现逮捕你的手续和档案，没手续，我们没法给你平反。”

我真急了，回去后我就找到厂里去了，问有关人士：“当初他们过来抓我走的时候，你们谁放的？”他们就说：“我们谁敢拦啊，人家一来就把你给拷走了，我们也没办手续。”这下好了，厂里不认，公安局也不认，那我这段历史怎么算啊。因为这样，我不能参加考试，看着人家77级的学生考上大学了，只能干着急，而且还得在煤场劳动。

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9月27日，突然《北京日报》登了一篇文章。北京市公安局大批判小组写的文章，是批判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的。文章里讲了一件事，大概是说刘传新和“四人帮”勾结，要陷害老干部，然后就顺藤摸瓜，抓了石景山发电厂的一个年轻工人。企图通过这个年轻工人来整叶帅的黑材料。我一看就知道这个年轻工人说的是我，但我弄不清楚，我怎么又和叶帅黏上了。我知道这个报纸说的是我，于是我就拿着报纸去了一趟公安局，问他们如果没抓过我，这是怎么回事？他们马上就说，我的档案被找到了。这里面是这么一回事：刘传新确实和“四人帮”的关系比较近，后来查“四人帮”分子查到北京市公安局的时候，他开枪自杀了。本来公安局局长家没人敢搜的，但是这回可以了，结果在搜查他家时，在他的私人档案柜里头发现一大摞“沈志华档案”的材料。关于我的事，材料中有比较清楚的记载。你们猜逮捕沈志华是谁批的？张春桥！他们真是把这事做成大案子了。经过查证，发现他们确实是想整叶帅的材料，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没别的，就是因为我妈妈和叶帅的秘书是朋友，这么个简单的关系，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顺着这个关系，就把我给抓了，当然抓我也没对他们的目的有什么作用。不管怎样，这个事总算弄清楚了，我到这个时候才终于得到平反。可惜平反完后，已到1977年底，上大学的时机已经错过了。

后来，厂里在讨论我的事情时觉得很不好办，当时抓走我的时候就没履行正式的手续。在这里，我得先跟你们说一个人。你们也许不知道当时厂里的党委书记是谁，他就是李锡铭，后来是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我的关系特别好，他觉得我这小伙子好读书，谈吐不凡，不是我自吹，确实是他说的。那会儿他也住厂里，我经常去他家喝点小酒，其实有很多话都是我们俩私下里谈的，你们说，我进了公安局能随便说吗？那不是出卖同志吗？所以，他后来上去了，我也是立功了，我要是在公安局一说：“这些话我都是听李锡铭讲的。”那他就毁了。鉴于这么多原因，李锡铭当时是不主张处理我的，但是那个时候政治情况非常复杂，有很多造反派坚持要处理我，他也很无奈。现在正式平反了，我的事却不好办了。一开始，李锡铭把我安排在党委宣传科，我从监狱出来后，被发到煤场监督劳动，现在平反后，有了这么个矛盾，不知道该把我调回党委宣传科，还是让我继续留在煤场修磨煤机。不过事还是有转机，当时，我们的上级单位是北京市电管局，局长是谁呀？李鹏！李鹏说：“小沈调局里办报纸。”然后我就从石景山发电厂被调到北京市电管局。因为那时李鹏想要办一个北京电力报，就把这事交给了我。因此，我一个人办了一张报纸。不过，说实话，我办的那个报纸和现在的媒体报纸不能比，那纯粹就是一种宣传小报。

不管怎么说，这也是领导赏识你，我就在那个岗位干了一年，这一年我的工作做得还不错，对于报纸，李鹏同志也很满意。但是，我自己不太满意，主要是我不太习惯国家机关里的那种工作气氛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条条框框。里面全部是官，见了面很不好处理，见了官比你大的，你得低着头走，见了官比你小的，你不能再低着头，得是他低着头，而且见人就得笑。总之，弄得我是搞不清楚该怎么处理，我只是跟我们那个政治部主任关系特别好。后来，我就跟他讲：“李主任，我不习惯在这儿工作。”主任和我说：“小沈，你现在是局里最年轻的干部，你很有前途，你就留在这里，将来一定飞黄腾达。”我说：“我实在是适应不了，我还是想考走。”也是喝了两次小酒，主任比较理解我：“年轻人嘛，有自己的志向和抱负，我能理解，只要你能考走，我不拦着你，你把工作交代好就行。”

就这么着，1978年底，我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时值“文革”十年过去，社会上积累了大批的人才，而中央各个研究机关都是青黄不接。我记得，1977年、1978年和1979年这三年从社会上招聘各方面的研究人才。当时，我担心竞争激烈，可能考不上，我就报了两个部门，除社科院外，还报了新华社北京分社，因为之前我办那个报纸，和新华社的人比较熟。结果，两个都考上了。一个是社科院的世界史所，一个是新华社北京分社。在做出选择之前，我就问我爸：“我两个都考上了，去哪一个比较好？”他说：“你呀，还是去社科院吧，就你那张嘴，去了报社，你还得进去。”所以，我就来到了咱们中国社会科学院。

到了社科院以后，我才知道，在这种学府没有学历是不行的。我是12月份报到的，到了第二年3月份我就报了研究生。在那年，研究生院招生是第二届，但是世界史所招研究生是第一届，1978年世界史所没有招研究生，原因我也不太清楚。

这一考，我又考上了，你们想想我当时的感觉，我奋斗了这么多年，上学对我来说太难了，也不是我不努力，我为此做了这么多准备。这回终于算是如愿以偿，进了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院，《北京日报》头版头条登出文章，说什么沈志华从初中生考上研究生，连升三级。那个文章中，还提到了一个人——王蒙。所以，任老师在来的路上和我讲，第一次是王蒙讲的，我还觉得挺有意思。你们查查那天的报纸，具体日期我忘记了，就是1979年的《北京日报》。为什么要把我们当作典型来宣传呢？因为“文革”以后，很多人都没有上过学，没上过学将来道路怎么走，大家可能会迷茫。宣传我们是为了告诉大家，没上过大学，也可以有出息，比如说，王蒙没上过大学，当了什么部长；沈志华没上过大学，读了研究生；还有一个没上过大学，当了工程师。大概就是这么个励志的意思。

在社科院读书的这三年，我还是很努力的，不信，你们现在问问所里的一些老人家，他们可能知道我当年是非常努力、非常刻苦的，一心想着早点毕业。那时刻苦读书，真不是想当什么官，当什么干部，就是想追求一种学术研究。如果说，还有一点政治上的考虑，那就是，所里当时给我选的硕士论文就是关于苏联新经济的政策，主要是为了给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历史上的借鉴。

那时，我是我们班里成绩最好的。哲学我不用上，政治经济学我也不用上，那些基础课都是老师讲完了，我再给大家讲第二遍。同期学生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学过这个，特别讲到《资本论》中的劳动剩余价值理论的时候，他们满脑子都是问号，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而我知道，他们就会过来问我，我再给他们讲一讲。我的论文提前半年就写完了，不仅写完了，而且还有时间，每年还得发表一两篇论文，或者帮着同学修改论文。那个时候，我们是所里招的第一届学生，所里没有答辩的经验。后来，所里就决定拿沈志华的论文典型引入，将来答辩怎么进行，先拿沈志华的论文做个试验。我那个时候，特别得意，学习成绩不错，在所里又很受重视，还发表那么多文章，特别是我在读研究生前写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及其他》那篇文章，这其实就是我1974年转到文科后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在我读研究生之前给写出来了。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哲学研究类刊物登载，马列主义经济学刊物也登，转载了好几个地方。文章中涉及了一些与社会主义道路相关的过渡理论，恰好，那个时候，整个理论界都在争论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到底是什么，所以很有些影响。差点忘了说，因为这篇文章，我落了一段非常好玩的故事。差点因为这篇文章，研究生院没有要我。黄书记那会儿不在，所以不知道，你回去查查档案，肯定有这回事。事情是这样的。

我考试成绩很好，是所里的第二名。我们那个朱所长和赵书记就找到我，说：“小沈啊，这次考试你的成绩已经过了，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就在我的办公桌里，但是我不能发给你。”听完这话，我立马就傻眼了，我都走到这一步了，还会出这样的事。我是没有“透视镜”，要是有“透视镜”，我就只能眼睁睁看着我的录取通知书躺在我面前了。我当然得问为什么了。他们就跟我说：“邓力群同志说过‘沈志华是个持不同政见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培养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是培养持不同政见者的’的话。你这事很麻烦，我们没办法解决，你要是想上学，直接找邓力群同志。”那个时候，社科院的院长是胡乔木，但是邓力群主管研究生院的工作，都是他做主。

事情紧急，不得不采取特殊方法，我就直接找到了邓力群的儿子，我说：“淘淘，你带我去见你爸，我有重要的情况要向他汇报。”那天晚上，我就去了他们家，一开始找个茬，弄了一帮朋友在他们家聊天，还喝了点小酒。过了那么一会儿，淘淘跟我说：“我爸现在有空，你跟我来吧。”然后就引我到了邓力群的书房，进门之后，邓力群就问我是谁。我说我是沈志华。邓力群就说：“哦，你就是沈志华，我正在看你的文章。”他说的这个文章，就是我写的那个《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及其他》。接着他让我坐下，这时我也看到他拿着红笔在我的文章上面时不时打问号。这问号不免多了点，显然是不同意你的看法嘛，所以我心里就有点发凉。过了一会儿，邓力群和我说：“你呢，看起来是很有功底，文章写得不错，对马列主义学习得也很好，但是你这结论有问题啊。你说中国不是社会主义，我们都不是社会主义，那世界上还有社会主义吗？再说，我们党奋斗四十年是图什么呀？”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说，中国这么多年这个政策为什么总是激进‘左’倾，就是因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理论到实践有个差距，而我们没有认清这个差距，总用原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理论概念来套我们的现实，所以老是超前，老是犯‘左’倾的错误，这就是我的本意。”然后，我和邓力群又就此讨论讨论，我觉得我也把我的意思表达清楚了，他也开始面露微笑，这个事比较愉快地谈完了。然后，邓力群问我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我父亲1937年到延安，上过抗大，现在在公安部工作。他一听就高兴了：“哦，自家的娃嘛，有什么问题，你说。”我说：“别的事没有，就是听说我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下来，您说不能发给我。”他就发话了：“有这样的事吗？你回去吧，我帮你查查。”

第二天，我们书记就让我去领录取通知书。还真别说，这事过后，我和邓力群成了莫逆之交。虽然我俩有些看法不太一致，但是他非常鼓励年轻人踏踏实实做学问，这点我非常佩服。前不久，我还去他家看他，我们的关系依然很好。

这段插曲就是这样。刚才说到我毕业前十分得意，现在接着刚才的话说。眼看还有十六天就要论文答辩了，突然一天晚上，又有一帮警察进了我们家，又把我给拷走了。在路上的时候，我就想啊，我这人忒倒霉了，上个学对我来说就这么难吗？眼瞅着都要毕业了，还被人抓走了。这回的事大发了，不是一般的事，涉及中美关系。这事说来话长，咱们长话短说。

1981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你说里根当总统和我有什么关系呀，可偏偏就扯上关系了。里根当总统以后，开始调整对华政策，来个纺织品禁运，来个售台武器，弄得中美关系很紧张。其间，美国在纽约机场抓了一个中国人，说他盗窃美国的机密情报。作为回应，中国这边决定采取外交对等报复，限定北京市公安局一个月之内在北京找一个美国间谍。你说找间谍就找间谍吧，怎么把我给找出来了，原来他们找错人了。

北京市公安局是找了一个美国人，那个美国人那时在外语学院当教师，其实也是过来做博士论文的学生。那个时候，在中国的外国人不多，这个美国人中文说得很好，又喜欢到处乱窜，就被认定为间谍了。我认识这个美国人，我知道，他就是一个学者，我认识他主要是因为他研究中国农村包产到户，与此同时，我正好在做苏联农业改革的研究，又参加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小组。这方面，我们谈得来，所以我经常和这个美国人一起讨论中国农村的一些事，我们是这样认识的。

实际上，不只是我，凡是这个美国人认识的全部抓了。如果这个人真是间谍，即使我们不知情，也有关系，那我们这帮被抓的也是难逃法网。那个时候和现在不一样，现在是无罪推定，搞不清楚有罪没罪，不可以随便抓人。而那个时候是有罪推定，不管你有罪没罪，先抓起来再说。先抓再审，发现这人没罪，公安局就把他给放了，这人接着回美国了。他回美国了，我们本来也跟着没事了，负责审讯的人都找了我，跟我说：“小沈，这事就到此为止，你出去什么都不要讲，就当是什么也没发生过。你回去赶紧答辩你的论文去。”我这不正求之不得嘛，就急忙表态：“对！这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全给忘了，您就赶快把我放了吧，我只有十来天就答辩了。”不瞒大家说，那个审讯的人和我关系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他把我所有的文字类材料都搜走了，我的日记和笔记，他全都看过。看完后，他跟我说过：“抓谁都不该抓你呀，这么一个热血青年，热爱国家，刻苦学习，一心想为党做贡献，怎么就把你给抓了呢？”我觉得这个人是很有同情心的，他知道即将放我们的消息后，就提前告诉了我。把消息告诉我之后，这个人就走了。可问题是，一天过去了，没人来，两天没人来……一个月，两个月，还是没人来，我又被关在小屋里，没人管了，这一关又是两年。后来，我出来后，当然想弄个明白，就去找这个人问个明白。哦，这个人姓周。我问他：“我怎么也搞不明白，我为什么坐这两年牢？”他就跟我说：“你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倒不是为别的，主要是因为那个美国人回去后受到里根的接见，说中国蓄意破坏美中关系，侵犯人权，还在报纸上大肆宣扬，结果中国就下不了台了。你让中国怎么说，难道让中国政府认错啊。这肯定不行，所以领导后来做了个决定‘将错就错’。”直到听完这个人的话，我才明白，为什么审判的时候，那个审判员跟我说过那么一句话，最后给我定了泄露国家重大机密罪。说到这里，顺便给你们说说我的审判过程。

你们知道是什么材料说我泄露机密吗？就是咱社科院的杂志，说我把这12本杂志给美国人看了。后来，我就让我的辩护律师去北图找这些材料，北图都有。我的律师到北图把我给美国人看的材料复印了一遍，在法庭上呈上去，说明这不是他们所说的国家重大机密。没用，没人理，照样宣判有期徒刑两年。审判结束后，法官让所有人都走了，然后把我叫过去讲了一句话：“现在这个事情只能这样处理了，为了国家的利益，你就认了吧。”我一直想为国家尽忠啊，没想到是以这么一种方式。算了，咱就认了吧，命运就是这样，落到你头上，你躲也躲不过去。我只能赶快调整自己的心态，监狱也有监狱的好，安静，好读书。

在监狱那两年，我一点没白费，《苏联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的道路》40万字都是在监狱里写出来的。我给监狱就提过一个要求，把我要的所有书都给我送过来。监狱方面答应了，把我的书全给拉进来了。那么大一间牢房，一半是木板床铺，床下堆的全是我的书。为此，有人戏说，北京第二监狱的图书馆就在沈志华床底下。

在监狱里，我不仅自己读书，我还把牢友都动员起来读书。中国的监狱和外国也有所不同，是按刑期分牢房，比如说5年以下的搁一块儿，10年以上的搁一块儿，这样便于管理。所以我那个牢房什么人都有，小偷流氓为多，不过都是些年轻人。为了激发大家的兴趣，我就提议给他们讲世界史，从“二战”开始讲起，每天一堂课，好家伙，把他们全部给听入迷了。这课不能白听，他们得给我做卡片，那时候没电脑，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就把我书中画线的重点部分分给他们分别抄写，这样一来，他们既给我付了讲课报酬，自己又练了字，还长了知识，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时间久了，我们那号房竟成了模范号房。你想啊，我们那屋子牢友全都在学习，也没有打架闹事给监狱添麻烦的。监狱方面觉得我带的很好，就让我当了班长。

1984年刑满释放，我本来是想回社科院的，但是政策不允许。我们所里也很想让我回去，朱所长还专门找我问能不能找点政策空子再回所里和大家一起做研究。为此，我跑了很多单位，都不行。确实也不行，我每周都要去派出所汇报近况——报告政府，本人这礼拜没有做过违法的事情。

一年过后，没办法，我就离开北京，到深圳做生意去了。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北京、上海都还比较保守，南方却比较开放，深圳那个地方英雄不问出处。我1985年到的深圳，那时深圳虽然还比较落后，但是环境非常宽松，适合做生意，我一下子在那边做了8年生意。8年中，我做过进出口贸易，还办过一个工厂，倒卖过黄金（合法的），总之我做过很多行当。但是这么多年，我心里一直有件事（做学问）放不下，我就觉得我的命运太坎坷。其实我真的觉得一个人应该对国家付出，应该对社会付出。我记得我考社科院的时候，就考两门，一门外语，一门语文。外语我才考44分，不及格。但是我语文那篇作文写得特别好，不知道社科院里还有没有档案，当时是当作范文，作文题目就是《我的志愿》。这篇作文，我那天上午一口气写了5000多字，讲的就是我前半生的经历，为什么一个年轻人一会儿要当科学家，一会儿又当飞行员，一会儿又改学文科，其实就是想告诉别人，无论你做什么，你都要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负责，要付出你的心血。

人到世上来，一无所有，你能成长起来，是这个社会关注了你，培养了你，造就了你，你应该回报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回报过程就是人生价值增值的过程。我写的那篇作文，说来说去就是这个道理。当时世界史所录我，很大程度上冲着这篇文章，我外语都没有及格嘛。我自信自己有能力，而且我也努力，就是生不逢时，种种的灾难都落在我的头上。人的一生，就看你自己能否把持得住，你把持住了，就能渡过难关，你若把持不住，你便被命运击倒了。

我做生意那8年一直在想这些问题，当然做生意也不是不好，赚那么多钱有什么不好的呢。但是，这跟我的理想，跟我原来的追求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我知道我的这个特殊身份哪个单位也不敢要，所以我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我就得自己开辟一个路子——自己成立一个研究所。在深圳和广州，我觉得条件倒是具备了，可是没那个环境，南方毕竟没有北方的这种文化底蕴。当时我要离开南方的时候，我们公司几个老总一块儿开会，大家说：“老沈，你不能走，你一走这公司可就要倒台了，我们可以给你在这成立一个研究所，你就在这里搞你的研究。”我说：“这你们就不懂了，搞研究得有一个好的环境，难道我每天和你们讨论？再说，这里既没有资料，信息也不足，所以我必须得回北京。”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回的北京，返京后的头两年，还兼做生意，因为公司不愿意放人，赚钱主要得靠我嘛。公司那边给我在北京安排了一个办事处，让我一边做学问，一边兼顾公司的生意。我答应了，条件是，这只是一个过渡阶段，这种状况最多维持两年到三年。我这人办事比较投入，做事一心一意，既然答应了，就一边做生意，一边整理《资治通鉴》。稍不留神，又赚一把，我原本以为《资治通鉴》是赔钱生意，不料稀里糊涂竟赚了几百万元。

这事之后，我就决定彻底不做生意了，一门心思做学问。那一年是1994年，彻底脱身之后，我上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俄国档案，因为回到北京后我发现苏联的档案解密了，这对我研究苏联史很有帮助。我记得1994年，我还在深圳开了一个苏联东欧史协会的全国会议（整个会议的开销都是我个人负责），会议就商量一件事，搜集俄国档案。没有档案，历史研究没法做。我们原来对苏联历史的理解太片面了，基本上是按照苏联编的那个苏联史的框架和材料走的，而苏联史的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又受了联共布党史解密教程的影响，非常片面，很多史实都不符合历史真相。鉴于此，我们必须重新找档案，重新解构这个历史。会上，大家都赞成这个提议。

开会回来后，我就找了王忍之谈和社科院合作的事，我们一谈就谈拢了，跟社科院的合作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众多具体的研究项目也一一步入正轨。有了档案文献的积累，做什么都比较容易，可做的题目也很多。与此同时，我决定设立一个基金，因为那时候，我的资金很充裕，20世纪90年代初万元户就给登报了，而我有好几百万元！

设立基金，主要是考虑到，那个时候年轻人出书非常难，没有资助，没有补贴，根本就出不了书，所以我就想在这方面给年轻人提供一些帮助。从1994年成立补贴出版基金开始到今年，这17年中，大约资助了近100本书。很多人就是因此评上了教授，或者得了什么奖之类的，总之挺不错的。看到这些成绩，我个人也很有成就感。除了基金之外，我也会资助一些学术会议，社科院很多会都是我出钱帮忙筹备的。当然，这只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当时，一个教授一年的经费才几百元钱。这点钱，什么也干不了，开会连个车票都买不起。没有资助，有些会就开不成了。所以，我看过我的那个账单，大部分都资助开会了。

2000年以后，国家加大了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力度，开会也就无须资助了。出书的话，原则上讲，问题也不大，都有支撑经费。不过，还是有一点值得注意，通过观察，我发现年轻人的活动经费非常少，然后，我把资助内容改成资助博士生去找档案，只要你说得出你在做什么，需要找什么档案，我就出钱资助。每年获得资助的博士也不少，当然我们这里也有一套手续啊，你不能说你去美国华盛顿找什么档案，然后在那里转一圈回来说：“没找着。”那可不行。现在网上的档案很多，我一看就知道你下没下功夫，在网上就能找到北大有什么，首都师大有什么，华东师大有什么，东北师大有什么，这些档案国内很多的，如果这些你都说不出来，说明你根本没下功夫，我不会给你资助。对那些真的很用心的年轻人，他们确实需要钱，我就会帮助他们。钱嘛，咱也不多，我就想用在特别需要的地方，这样能够帮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发展。现在，我的这个基金主要就做这些事情。

其实，我的基金并非我想象中的那么充裕，到前年，我的钱就用光了，我是没想到物价涨这么快啊，你们说现在几百万元算什么啊。我原来是想，算了，钱没了，基金就不做了。后来，我到上海认识了很多企业家，他们跟我说：“老沈，你做这事太好了，你没钱没关系，我们有啊。”然后，这个给一百万元，那个给五十万元，在他们的帮助下，基金又得以继续运行。

同学们，谁需要什么，说话！

我讲这个“读书与人生”，主要是跟自己的人生经历结合起来讲的，不是谈读书的技巧。至于你怎么读书，怎么取得学术上的成就，这其中是有很多技巧，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我今天讲这些，也正如那天我和黄书记说的，就是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够真的有那么一种为国家、为社会、为民族贡献自己的精神。我是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不大一样，很多人都没有这种奉献精神，而是太自我。自我，是需要的，我沈志华没自我，能有今天的成就吗？但是自我一定要跟身处的社会环境及历史背景结合起来，必须正确认识人生的价值在哪里。你们说，我有这么多钱，我是不是可以过非常舒适的生活？当然可以，但是我现在天天在上海吃食堂，每天早上三四点钟起床干活，为什么？是我不知道享受吗？我还真不知道享受。这不骗你们，我去了广州、深圳那么多年，我记得清清楚楚，到歌厅不会超过五次，而且都是陪客户才去。我自己实在是懒得去，对那些地方也没有一点兴趣。有时间就是想看点书，增长点知识。只有你有了这种为社会做贡献的心，你才能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路，你才能体现自己人生的价值。

这就是今天最大的主题，就是把读书和自己的人生结合起来。讲得不对的地方，希望同学们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韩育哲：非常感谢沈志华先生刚才讲的自己的读书经历和人生经历。沈志华先生书读得非常好，人生经历也非常丰富，而且特别有成果。下面，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学生甲：非常感谢沈老师精彩的演讲。我提的问题还是中苏关系方面的，这个问题比较大，您简单说说您的思路就好。20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内力主要是什么？另外，20世纪80年代以后，苏联和中国都进行了改革，但是改革的成果迥然相异，您认为中苏两国改革的最大区别在哪里？是不是这些区别恰恰导致了两国不同的改革结果。请您就此简单说说，非常感谢。

沈志华：中苏关系走向正常化，我想是从1985年以后开始的。其实，苏联很早就有这个提议，20世纪70年代末勃列日涅夫就有这个想法，但是中国拒绝了。中国之所以拒绝主要不是因为内政，但也不能说跟内政毫无关系，而主要是外交的原因。因为邓小平当时要搞改革开放，主要是想吸引美国的资金和技术。而美苏那个时候是对立的，所以不能显得中苏关系太近乎，否则我们就没法达到吸引美国投资的目的。

后来，中苏开始接近，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采取了一些缓和措施。其中很著名的就是阿富汗撤军，当时中国提出过几个问题，一个就是阿富汗撤军，一个就是柬埔寨问题，苏联撤军阿富汗让我们对苏联的印象有所改观。另一个就是，中美在发展关系的过程当中，经常出现一些矛盾。为了牵制美国，我们在美苏关系当中寻找一些机会，以化解或减少因改革开放与美国产生的矛盾。这也是邓小平改变思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正如邓小平说过的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透彻。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时候，邓小平曾说过：“当年中苏论战，我们说的都是空话。”《人民日报》在登这句话的时候，还觉得很为难，怎能说我们自己说的都是空话呢。其实，邓小平意在淡化意识形态的作用。这句话涉及国家关系当中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建立国家间关系的政治准则是什么。原来的中苏关系，看似在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这么一个意识形态的包装下，其实里面矛盾重重，这些矛盾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所以，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就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过程，注意，这里先恢复的不是两党的关系。你们看看中苏同盟是怎么建立的，中苏同盟是中苏两党先建立关系，然后才开始建立国家关系。其实，我认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过程非常值得研究，只不过因为现在档案解密还没到那个阶段，很多内幕的信息，我们看不到。因为没有档案，你看我们那个《中苏关系史纲》最后一卷主要都是根据公开的文件和回忆录写的。

至于中苏改革的差别，我觉得还是挺明显的。苏联想做经济上的改革，做不下去，导致整个社会崩溃、国家解体。这个未必是他改革的一步，但结果确实是很坏的。改革后至少有5～10年时间，俄罗斯非常困难，但我去俄罗斯转了几次以后，发现这个国家底气太厚重，只要渡过目前的难关，假以时日，俄罗斯早晚有一天要翻过身来，现在我看，俄罗斯已经在崛起了。

俄罗斯改革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就是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国家解体，不一定是它改革的一个预先的选择，但是无论如何政体变了，政治上的动乱在一定时间内必定会给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破坏性的影响。从长远来看，俄罗斯还是很有发展潜力的。

现在我们来看中国，我认为，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应该一步一步交替着往前走。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就像一个人的两条腿，不可能单靠经济改革这条腿，政治改革若总是跟不上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变化，那这人就站不稳了。

学生乙：沈老师，您好！今天能听您的这个讲座，我心情十分激动，我觉得您的人生经历就是一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典型例子。其实在听您的讲座之前，关于您的一些经历，我在网上都已经查过了，但是网上记录都不如您今天现场讲得这么深刻。我前两天看过一本书，书中有一句话的评论，可以用来形容您今天的这个讲座，“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奇特”。

我是一个女生，也没有研究过历史，所以我关心的问题更感性一点。您在讲您的这些经历的过程当中，虽然是笑着跟我们讲，我们也是笑着在听，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也看到，在您心目当中，这些经历在您心里还是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在我看来，这每一次的经历对您来说可能都是灭顶之灾，当您在面对这些遭遇的时候，我想问您，您觉得什么时候是最难的？您在最难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轻生？然后，在最难的时候，您是怎样说服自己，让自己心态平和的？这是我的问题。另外，我想向黄书记提一个请求，咱们以后还能不能有机会再请一下沈老师就他的专业内容给大家再做一个讲座？谢谢。

学生丙：沈老师，您好！我的问题和刚才那个同学的问题很相近，第一个问题是，还是想请沈老师简单谈谈您对信仰的看法。第二个问题，我发现大家都不说，我非问不可。这个问题是情感问题，您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恋爱的？喜欢什么样的异性？这个不是很礼貌，如果情感问题不好回答，就回答信仰问题，谢谢。

沈志华：情感问题，喝完了酒再说，先说说信仰的问题吧。刚才这个女生提到一些问题，其实我问过自己很多次，我也回想过很多次。我最难的，觉得过不去的坎儿是第一次受到的打击，就是我20岁被宣布复员的时候，那时，我很年轻，而且精神特别饱满，每天发奋学习，而且听到的消息都是那么好的消息，突然被宣布复员。其实这个结果在现在看来无所谓，不就是部队复员回到地方嘛，有人那时候还想复员，不想在部队干。但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真是灭顶之灾，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的承受能力弱。我从小一直是一帆风顺的，父母是干部，家庭生活比较优越，幼儿园上的是公安部的幼儿园；小学上的是香山慈幼院，那原来是一个私人小学；中学上的北京四中，到哪儿都是学习拔尖，周围一帮人围着，一直非常顺利，没有经历过什么波折。即使到了部队，也还是个尖子，打击突然降临，所以我一时无法接受，可以说，这是我最困难的时候。

我是怎么从这次打击的阴影中走出来的呢？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回家以后，昏昏沉沉，大概有半年时间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就一下迷失了方向，就好像一个人特别努力在追求人生理想的时候，让人一棒子给打回去了，我抱着那么大的理想想为国家做点贡献，谁知国家根本就不需要我，所以我迷茫了很长时间。

直到我父亲跟我说了一段话，一下子让我想开了。他说：“我理解你现在的感受，知道你现在想不开，但是你知道吗？人生最大的悲剧不在于怀才不遇，有很多人有才，就是没机会，施展不出来，非常痛苦，这不是人生的悲剧。人生的悲剧在于，国家给你提供条件和机会的时候，你自己上不去。所以，你现在还缺乏很多准备，你还得继续学习，将来一旦社会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条件，你就能展现你的能力，实现你的理想。”听完这话，我就想清楚了，所以又开始学习，为自己的将来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从客观上看，最大的打击是第二次进监狱。第一次进监狱实际上更严重，我差点被枪毙，但是我自己不知道，所以没那个恐惧感。我那时候还天真地觉得我爸是领导干部，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但是，那时候政治斗争非常尖锐，我差点就成了牺牲品。这些都是后话，反正当时我感觉不到。第二次进监狱，被判两年徒刑的时候，那真是痛苦，眼看着所有的理想都能实现了，突然从顶峰掉到谷底。不过，经历了之前的不少打击，到了那个时候，我的承受能力已经比较强了。

其实，我在监狱的时候，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了，但我关在监狱，对外面的世界还不太了解，就以为自己出去后没有什么前途了。不过我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就看用在哪里。我当时就设想，出了监狱，我远离大城市，到一个山里去教小学，数理化、文史地，我一个人什么都能教。当我出来以后，才发现不是我想象中的情况，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改革开放已经初具规模，社会百业俱兴，我就去了南方，后面的你们都知道了。后来，有一次，当我看到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我哭了，电影里的场景就是我在监狱里设想的场景。

所以，人是要有信仰的，没有信仰，我不知道依靠什么坚持到现在。

学生丁：沈老师，您好！我想问两个关于中苏关系史方面的具体问题。第一个问题是，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的国内外政策有所调整，中国对这些政策有所反应。据我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中国的反应主要体现在，通过张闻天这个当时的赴苏大使的一些记录以及毛泽东的相关批示得到一些信息，我现在觉得仅有这些信息是不够的。苏联调整国内外政策，对中苏关系后来的发展应该有很大影响，至于有什么影响，我觉得需要更多的信息来补充研究，所以想问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信息。还有一个问题是，1956年苏联和日本复交的问题。当时，中苏同盟确立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抵制日本。而苏联和日本于那年复交，对中苏关系未来的走向是否产生了影响？如果有，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沈志华：你是要做这方面的论文吗？

学生戊：我不是要做这方面的论文，我在读书的时候想到了这些问题。

沈志华：其实，1953年以后到苏共二十大之前，苏联的消息通过很多渠道传过来，张闻天大使那里不用说，你到外交部档案馆去看，这方面的材料非常多，他们也经常会报道一些。比如，斯大林生日本来是要上街游行的，现在取消游行了，本来要挂什么像，现在不挂了等类似这样的现象。

还有就是，对中国比较大的影响就是“贝利亚事件”枪毙了贝利亚以后，苏共中央作了一个报告会，报告会是单独向每个党传达的，中国是派高岗去的。在那次讲话当中，莫洛托夫就讲了一系列的问题，当然这个会议仅限最高层人员参加。还有一个是经济方面的，苏联的经济政策在发生变化，向国家计委发过来的报告中也有涉及苏联的经济政策。无论是从表面上看《真理报》上登的一些大使馆发过来的消息，还是从最高层所获得的消息来看（像高岗去开会回来向中央所作的汇报），中国都应该预感到苏联的政策，不但在政治制度方面，还包括在经济制度方面，都在发生变化。

你说的那个，1956年日苏和谈的问题，其实是这样的，这个和谈并没有谈成。关于这个日苏和谈的档案，现在我们都收集到了。苏联当时答应把北方四岛邻近日本的两个岛还给日本，如果当时日本接受了这个条件，也就签约了，日苏关系就恢复正常化了。但是日本并没有答应，日本的意思是要给就四个岛一块儿给。我想，没有谈成的原因最主要还是美国人的因素，当时美日同盟，美国不想看到日本突然和苏联建立这种比较友好的关系，否则整个东南亚的格局都要发生变化。

这里面还有一个大的问题，我没有找到材料，就是苏联和日本在做这种交易的时候，我没有看到苏联跟中国商量这个事。按道理讲，中国的地位已经提升得很高了，你们看《中苏关系史纲》就会知道，那个时候，赫鲁晓夫很多事都得求中国帮忙。或许是苏联觉得这是苏联自己的问题，跟中国没有关系，或者是我们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材料。这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

学生戊：沈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阅读政治史或历史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人类历史经常会出现一个宣扬普世价值和一个宣扬国家主权至上的观点冲突。中苏关系亦有这样的问题。我想请问，在国际事务的政策决策中，有多少成分是基于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抑或仅仅是基于一个国家策略的考虑。

沈志华：从理念上讲，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共产党宣言》出现，一个基本的理念是工人无祖国。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整个世界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国家关系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并不重要。这个理念的存在前提是要爆发世界革命，而世界革命的结果是要出现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里是没有国家的，也就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国家的。没有国家，当然也就谈不上主权问题。这是一个理念的问题。

第二个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以中国实际的例子来讲。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目标是夺取政权，一般来说，当时的执政政府越软弱、越混乱，越便于被取而代之。所以，毛泽东跟斯大林说了这么句话：“蒙古独立的时候，我们是举双手赞成的，因为这样对革命有利。”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要夺取政权嘛，对革命有利，就是对夺取政权有利。可是当他知道政权要到自己手里的时候，认为领土不能都分出去，都分出去，将来自己执政后，就没什么可以管理的。所以，1949年，毛泽东开始惦记这些问题，什么东北问题和蒙古问题都惦记着。这就是毛泽东出于实际的需要而改变态度和政策的原因。

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这一类国家，比如，我们原来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关于主权的观念其实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原来，这些共产党是在野党，甚至是地下党，主权和他们没关系。但是，他们夺取政权以后，就要当家了，当了家，当然要触及主权问题。但是，当他们要处理与主权有关的，比如公民的问题、边界的问题、民族的问题时，又跟马克思主义的无国家理念发生了冲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是不承认主权的，连国家都没有，又哪来的主权啊。所以，那个时候的口号是“国际主义”。国际主义就成了一个与民族主义对立的概念，不仅理论上对立，实践中也常有冲突。但是在共产主义理论实践的过程中，出现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理念的异化——国际主义从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共产党共同追求的一种信仰变成了社会主义阵营领导者的工具，或者说是为其利益服务的一个堂而皇之的口号。苏联就是这么做的，苏联凡是要批评对方的时候，说你一定是民族主义，苏南冲突的时候是这样，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是这样，苏联占领匈牙利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不能明目张胆地讲你得服从我的利益，他这样讲没有合法性啊，人家没有理由服从苏联的利益。所以，苏联就说，你要服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其实，大家想想，中国也是这样，当中国跟朝鲜发生冲突的时候，中国跟越南发生冲突的时候，也不是说要朝鲜或越南服从中国的利益，而是说，你要服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

这个异化的开始，应该是1924年斯大林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国际无产阶级的概念已经被偷换了，已经不存在了。你都建成社会主义国家了，不是世界革命了，还哪来的国际无产阶级。到现在更明显了，现在跟中国拉关系的是美国的无产阶级吗？最烦中国的就是劳联和产联，你把别人的工作机会都给挤占了，谁赞成你呀。现实其实很早就预示出来，只不过我们现在才看到。我们必须解开1924年的这个扣，才能知道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这种冲突其实就是共产主义理念变化的现实反映。

主持人：我们今天下午请沈先生就“读书与人生”给我们做了一堂非常精彩的报告。读书贯穿了沈先生迄今为止60余年的人生，沈先生60余年的人生因为读书而丰富，因为读书而精彩，因为读书而传奇，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向沈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下面，由我们的学生代表向沈先生献花。

（录音整理：黎越亚 初稿整理：薛显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