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我国的农业生产率？这是一个举国上下都十分关心的大问题，笔者对美国农业生产率1950～1970年的增长以及引起这一增长的因素进行了一点研究，得到一些很令人感兴趣的启示。

美国农业部自1957年起建立了一套农业总投入及若干项主要投入、总产出及若干项主要产出的统计。这一统计反映了美国农业生产率的变化，也反映了美国单位农产品的价值的变化（见表1）。

表1 1950～1970年美国农业投入—产出变化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总产出量在20年内增加，37%，平均每年递增1.58%；总投入量增加了2%，平均每年递增0.1%。由于投入量和产出量增长幅度相差如此之大，就使单位投入的产出量在20年内增长了1/3，平均每年递增1.47%；相应地，单位产出包含的投入量也减少了1/4，平均每年递减1.5%。

美国农业投入—产出比迅速下降意味着单位农产品价值迅速降低。为什么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这里的劳动生产率不仅是指人均产量，而且主要是指产出—投入比）提高如此之快？再请看美国农业总投入及各单项投入变化情况（见表2）。

表2 1950～1970年美国农业总投入及各单项投入变化情况

其中，各单项投入均以实物量为单位。从表2可以看出，虽然总投入量基本没有变化，但各单项投入量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美国列昂惕夫教授投入—产出经济学的理论来说，美国整个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中农业部门的技术系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由此提出一个新问题：使农业总投入量基本保持不变的原因是什么？很明显，有两个原因：（1）农场劳动的减少部分地抵消了其他投入量的增加；（2）各投入量单位价值降低部分地抵消了投入量的增加。在这两个原因中，哪一个原因是主要的？这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为了把这两个原因分别进行分析，先假定各个投入量的价值不变，仅仅考虑投入数量的变化，看投入—产出比变化情况（见表3）。

表3 1950～1970年在各投入量价值不变的情况下美国农业投入—产出变化情况

由表3可以看出，假定价值权数不变，总投入指数在20年内增加10%以上，而不是如实际统计数字那样基本不变，年递增率为实际递增率的6.6倍。下面再看表4中所列的按不变价格亦即假定价值权数不变计算的总产出数字。

表4 1950～1970年美国农业按不变价格计算的总产出

有了表3和表4提供的数字，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假定各项投入量和各项产出量的价值权数都保持不变，美国农业投入—产出比在1950～1970年20年间的变化情况。

从表5可以看出，假定价值权数不变，仅考虑投入和产出数量的变化，在1950～1970年20年间，总产出增加了23%，平均每年递增1.04%；总投入增加了14%，平均每年递增0.66%。由于产出量和投入量增长幅度相差不大，因此单位投入的产出量在20年内仅增长了8%，平均每年递增0.38%。相应地，单位产出的投入量也减少了7%，平均每年递减0.38%。

表5 1950～1970年美国农业投入—产出比（以1950年=100）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1950～1970年间美国农业投入—产出比的变化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假定各项投入量和产出量的价值权数不变，仅仅是因为农业技术水平提高带来的变化；另一部分是假定农业技术水平不变，仅仅，因为各项投入和产出的价值“权数”变化引起的变化。下面把这个分解情况列成表6。

表6 1950～1970年美国农业投入—产出比因素分析（以1950年=100）

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指产出—投入比，而不是产出—人时比）在20年间增加了34%，年递增1.47%。其中，因农业技术水平引起的增长率仅占8%，年递增占0.38%，约为总增长率的1/4，而因价值权数引起的增长率占24%，年递增率占1.08%，为总增长率的3/4。

从以上的结果出发，我们还可以对增长原因做进一步的分析。

第一，因技术水平引起的增长率是如何实现的？应该说，这是农场经营者采取先进技术带来的。换句话说，这是农业生产过程本身产生的增长率，比如，合理地施肥，土壤的改良，机械代替人力，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等等。应该说明的是，以上统计表中的投入数字仅仅是农场投入的总和，并没有包括国家、州等各级政府在农业生产技术的科学研究和农业生产管理等各方面的投入。如果把这部分投入考虑进去，虽然笔者囿于资料和计算方法，还不能准确地定量地计算出来，但是可以做出如下判断：如果考虑这部分投入，那么因技术水平引起的增长率，亦即农业生产过程本身产生的增长率比上述的0.38%要低，而且存在这项增长率为零甚至为负数的可能性。

第二，因价值权数引起的增长率是如何实现的？在以上所列举的六项中，属于农业生产过程本身的有：（1）农场劳动；（2）农场不动产中土壤改良（不包括建筑物等）。对于这两项投入来说，可以肯定，随着生产的发展，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单位劳动小时的价值权数是逐渐提高的，亦即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是逐渐上升的。关于土地一项，我们知道，天然的未开垦的处女地是不具有价值的，但是随着土地被利用，劳动（包括劳动和物化劳动）逐步地凝结在土地里，所以今天的土地已经不是原始的天然的未开垦的土地了。应该说，土地已凝聚了相当数量的劳动在其中，也就是说土地具有了价值！单位面积土地的这个价值亦即土地的价值权数，也是随着劳动的逐步投入而增加的。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因价值权数引起的增长率是因为价值权数降低而实现的，而在这六个单项投入量的价值权数中，属于农业生产过程本身的两项的价值权数是上升的，那么我们可以做如下两个判断：（1）农业生产过程之外的五项投入（因建筑物与土地共为一项）的综合价值权数下降幅度必然相当大，以致不仅抵消了属于农业生产过程本身的两项投入的价值权数的上升，而且最终使农业生产率增长率占总生产率增长率的3/4；（2）如果我们仅仅假设农业生产过程之外的投入的价值权数保持不变，那么农业生产过程之内的两项投入——农场劳动和土地——的价值权数的上升，就会使因技术水平引起的产出—投入比增长率趋近于零，甚至使其成为负数。

综上所述，对于1950～1970年20年间美国农业投入—产出比的研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其生产率的提高，或者说单位农产品价值的降低，主要是甚至可能完全是由于非农业部门对农业部门的投入的价值“权数”降低造成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只对劳动生产率提高起不大的作用，而这点不大的作用还被农业生产过程内部的投入的价值权数的上升所削弱，甚至完全被抵消。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总是逐步提高的，单位产品的价值总是降低的，不同的产品，其单位产品价值降低的机理是不同的。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单位农产品价值的降低，主要甚至全部是依靠非农业投入的单位产品价值降低引起的。

正确地认识这一客观规律将给我们提供一个制定正确的价格政策的理论依据。

美国不是中国，1950～1970这20年也不是1980～2000年。回到本文最初提出的问题，在今后20年内或在包括20年以后的若干年内，我国单位农产品价值将会以什么趋势发展变化？

囿于统计资料的局限，笔者无法对我国今后20年以及更长一段时间单位农产品价值变化趋势进行定量计算，仅想通过我国1980～2000年与美国1950～1970年农业生产情况的对比，对上述问题做一些定性的分析。

（1）美国在这段时间内农产品每年都有大量出口，“过剩”农产品的存在，使得农产品价格水平低到相对劣等土地不会被用来耕种，已经耕种的也会退出经营，政府的政策也鼓励土地休闲。同时，如果对已耕种土地进一步投资的生产率不能达到或超过目前现有的生产率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人进行这种投资。

我国则不然。根据我国农业发展规划，即使我国人口增长达到我们预计的水平，到2000年甚至更远的一个时期，我国农产品仍将是供应不足的。整个社会的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致使目前已经在耕种的劣等地不仅不会退出经营，而且还要投放大量资金和劳动开发新的劣等地，对已经耕种的土地的新的投资也是必不可缺的，即使这部分新投资的生产率会低于目前的生产率。

（2）美国在这段时间以前已经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在1950～1970年这20年间，农业机械投资已经基本上以更新为主，相对于1920～1950这30年农业机械逐步代替畜力时期，农业机械化的投资就大大减少了。

我国则不然。到目前为止，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是人力、畜力、机械动力三者兼备，人力在大部分农业作业中都是不可缺少的，更不用说畜力了。我国仍处于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初级阶段，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在1980～2000年这个时期内，仍然需用大量投资才能完成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一目标。

（3）美国的农业科学，包括农业技术科学和管理科学，在许多方面远远高于我国。这些因素也构成整个农业产品总价值的一部分。

（4）美国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很快。一方面由于美国非农业部门的科学技术水平提高很快，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对第三世界及其他国家进行不平等贸易掠夺了大量财富，使美国的单位非农业产品的价值下降很快。科学技术发展速度之快是人所共知的，而从对外贸易中掠夺的财富对美国单位非农业产品价值的影响很少被人们提及。其实，这一因素作用很大，比如在美国农业劳动力价格上升很快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美国用远低于价值的价格从中东等地购买原油的话，美国在这样一个不长的时间里实现机械化是不可能的。“在美国，按六十年代末的价格计算，一美元的石油等于4×10⁹焦尔的能量，而一个人维持中等活动需要的食物量是105×10⁶焦尔（250卡）。于是，一美元的石油就相当于一个3800劳动小时的能量。”1092943

我国的情况又如何呢？非农业部门的科学技术能不能在这20年内超过美国1950～1970年间的发展？有些部门可能，有些部门不可能，我国不可能也不会依靠对第三世界的掠夺来实现单位非农业产品价值的下降。

（5）美国在这段时间内农场经营者或农业工人的生活水平已经比较高，而我国则不然，我们在未来15年中，面临一项艰巨的任务：要尽快解决相当数量的农民的“温饱”问题。这种情况决定了活劳动补偿增长的速度至少在一段时间内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这无疑要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单位农产品价值的变动。

（6）美国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对劳动力大量的需求，农业生产的物化劳动的增加使农场劳动在1950～1970年这20年间减少了60%，农场工人人数从993万减少到452万，约540万人从农业转移到了非农业部门，而转移到非农业部门的单位人时的产出是大大高于农业部门的单位人时的产出的。这种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向劳动生产率高的部门的转移，无疑是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表现。要实现这一点，必须首先有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非农业部门积累水平的提高。我国农村有三亿劳动者，其中绝大部分是搞饭吃的。随着经济的发展，首先是搞饭吃的劳动力逐步向其他隶属于整个农业的“多种经营”方面转移；与此同时，整个农业的劳动力要逐步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据粗略估算，工业部门每增加一名职工需资金10000元左右，我国每年能安排多少扩大再生产投资？这些投资除了消化城镇自然增长的劳动资源以外，还能吸收多少农业劳动力？这是决定我国这个转移速度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农业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与农业生产中物化劳动的投入能够使多少劳动力成为多余的？可以肯定地说，我国1980～2000年这两个条件的平衡所形成的转移速度不可能高于美国1950～1970年间的转移速度。

（7）任何民族的经济发展（个别特例除外），都有一个原始积累的过程。所谓原始积累，就是无偿地剥夺农民，取得发展工业的资金，这种无偿的剥夺在很多情况下甚至使农民连简单再生产也维持不。当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就会转入工业创造的剩余价值流入农业的过程，这个转折点一般可以以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为标志。美国已经进入了这一阶段。然而，我国还处于“原始积累”的时期，且不说农业税，仅就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而言，农民无偿的“纳贡”额还相当大，而且从目前国民经济的情况推测，到2000年，“剪刀差”也不会甚至不可能全部“消灭”。当然，“剪刀差”只是涉及剩余价值再分配的比例，本身并不直接影响单位工、农业产品价值的多少，但是由于这种“剪刀差”造成剩余价值再分配比例的不同，对于工、农业扩大再生产能力以及工人、农民生活水平的差别，却影响相当大。这就必然影响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从而影响单位工、农业产品价值的变化。

通过以上七个方面的比较，虽然无法计算出我国在1980～2000年单位农产品价值变化的曲线，但是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考虑到美国农业生产率由于农业生产过程本身带来的增长率很低甚至可能等于或小于零，考虑到中国和美国在这两个不同时期的对比，特别是产品“过剩”和不足这一差别，基本上可以肯定，我国生产率在1980～2000年期间，由于农业生产过程带来的增长率必然是负的。

（2）考虑到美国非农业部门对农业投入的价值权数下降的幅度，考虑到中国和美国在这两个不同时期的对比，可以肯定，我国农业生产率的增长率在1980～2000年时期内将大大低于1.47%这个速率，甚至可能是零或负数——这将取决于非农业部门对农业投入的价值“权数”下降的幅度是不是能够抵消农业生产过程本身给农业生产率带来的负增长率。

（《农村经济文稿》198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