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导读

美国在1986年进行了一次税制改革。很多人知道其改革的内容，但没有把握住其改革的深刻本质。今天，回顾时任美国总统里根的讲话，实在让我们感慨万分：“新的税制将使我们进入技术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未来”，“将使美国更具有竞争能力并率先进入21世纪”。

1994年中国的税制改革对我们自己来说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但我作为总体方案主要起草人之一，不能不遗憾地承认，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制定总体方案时并没有把提高我国企业竞争力和整个国民经济竞争力作为设计原则。因此，生产型增值税、税前扣除严重不足的内资企业所得税以及其他种种损害企业和国民经济竞争力的税制就形成了。

多年来，我和一些从事财税工作或从事财税问题研究的同志一直没有停止对现行税制的批评。

1998年，由于税收收入增长困难，当时制定的积极财政政策理所当然地只限于发放国债增加政府投资以扩大内需。1999～2000年，税收收入增长速度大大提高了，要求减税的呼声就出现了。2001年，在多方努力下，总算形成了一个包括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内资企业所得税与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并轨等为主要内容的，旨在提高企业和国民经济竞争力的税制改革方案。但是，由于有一种不够重视企业和国民经济竞争力而倾向于财政控制的资源多点为好的意见的反对，这个“税收收入总体增长，税制结构有增有减”的方案被束之高阁。其实，本质的分歧是理论界对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不同理解。凡主张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只应限于发放国债增加政府投资以扩大内需者，当然不赞成一切具有减税内容的改革方案，尽管方案是“总体增长，有增有减”。其理由是：在通货紧缩时期政府支出需求太大，减税会影响政府支出，还不如收上来用于政府支出。而主张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包括“发放国债增加政府支出以扩大内需”和“减税以刺激投资和消费”两方面内容者，当然认为“总体增长有增有减的税制结构调整”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理由是：国债支出是“外生需求”，对“内生需求”有“挤出效应”。解决通货紧缩，最后要靠“内生需求”，而减税是刺激“内生需求”的必要的也是最好的手段。

2003年，好消息传来。新一届政府将“税收收入总体增长，税制结构有增有减”的税制改革纳入“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为了提高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竞争力，以增值税由生产型部分地转为消费型和内资企业所得税增加税前扣除这两项基本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体现“税收收入总体增长，税制结构有增有减”原则的若干税收政策在东北率先实施了。虽然这些提高竞争力的方案尚不能在全国实施，但一旦提高竞争力这一原则确立了，全面实施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企业所得税制的改革是当前税制改革中一项重要任务，如何拟定一个科学、合理的企业所得税制度，则是此项改革能否顺利出台并取得成功的关键。在当前关于新的企业所得税制度的讨论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我国今后企业所得税税率实行比例税率还是累进税率。本文拟对这两种税率做一比较研究，供进一步讨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