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管理和国企改革问题，我认为目前主要集中在经济体制和运行效益两个始终交融在一起的方面。从俄罗斯来看，它一夜之间就把转变机制问题那一页翻过去了，剩下的是如何提高运行效益的问题；而联邦德国兼并民主德国可能用了五年的时间。我国国资管理和国企管理的问题，从转变机制这个角度来讲，已经搞了十多年了，好像还翻不过去，还看不出这个问题哪天结束。国企改革和国资管理的问题将一次又一次成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甚至是焦点问题。

刚才几个报告人分别对国企改革和国资管理问题做了很精彩的阐述，他们提出的许多观点和建议，使与会者得到不少启示。有些观点我很赞同，比如凌主任提出国资管理实际上是我们国企管理的一个基础，如果这个大的体制问题不解决，国企再怎么搞也没方向。另外，在国资、国企管理的总体判断上，凌主任提出了，中央189户大企业中至今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改制，还存在一股独大；还在使用任命制；约束机制也不强等等问题，这都说明我们对国企和国资改革过程中转变机制与运行效益的问题的解决还要走相当长的路。转轨问题在当前依然是比较突出的问题。尽管上海、江苏等地国企改革已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有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无论是领导决策者，还是学者、专家，甚至是普通百姓一讲到国企的问题，心头的那块病还没去掉——转变机制的问题实际上至今还摆在大家面前，我们只是寻求通过发展把它带过去。

从转变机制这个角度来讲国资、国企管理问题，我觉得实际上还是老问题，就是如何坚持市场化的问题、如何政企分开、如何解决传统体制的这些问题等等。这里面反映了很多国企改革方向最简单、最明确的目标，我们在具体的改革过程中似乎有点模糊。我们国资改革、国企改革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不要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把方向忘了。

我讲三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我们的国资、国企改革始终要有明确的目标。国有经济是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并列的，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以前讲两个手段，我讲这也是一个重要手段，是三个手段。国家通过总量经济规模的调整，可以提高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率，这应该是我们改革的目标，如果我们以前的国有经济、国民经济运作效率很高，我们就不要搞改革了，正是因为它的低效率，所以我们要改革。我们改革的目的不单单是把国有经济搞上去，而且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因此，国有经济的责任就很清楚。它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国有资产的性质和功能实际最终限制了我们国资管理的目标和管理体制。最近上海市国资委明确提出了国资管理的总体目标，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虽然还带有一些过渡阶段的性质，但无疑是符合国民经济和国有经济的长远发展目标的。

第二个观点，虽然是老调重弹，但还是应该提出来。就是我们的国资国企改革应该坚持市场化取向。我们原先整个社会经济结构是政府的一元结构，所有的问题集中在政府的行政管理层面上。传统体制对现在实行的市场经济最大的不利影响就是政企不分。很可能我们的产权制度做了调整，产权也逐步倾斜了，但是，行政权力仍然通过产权这个链条继续贯穿下去。所以会出现换汤不换药、改制只是形式的这种局面。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取向，如上海控股公司的改革，原来的国有控股公司虽然经过了改革，具有发挥积极作用的一面，但是它政企不分的弊端越来越突现。由于受原来整个国家管理体制的影响，当时地方政府只能是分级管理，不能是分级所有，所以没有办法对公司的主体进行多元化改造。中共十六大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已经为这类改革扫清了理论和时间上的障碍，我觉得应该大大加快步伐。

在这里，我想提一个建议，即国资管理要实施管资产、管人和管事相结合的原则。我想，国资委在实施管事的过程中，应该明确界定管事的范畴。如果没有明确界定，那么很可能国资委又将变成二政府。所幸的是，刚才上海市国资委凌主任已经提出了，主要是抓战略发展、预算管理、契约管理，即做老板应该做的事情。我想这个方向是比较明确的。我们如果还是一统到底、样样都抓的话，那么就会出现出位或者是越位，定位上有问题。

第三个观点，我们的国资国企改革还要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这与我们的国资国企改革这一页为什么总是翻不过去有关。上海的705家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实际上未改制的，或者是改制后形式上仍然是国有独资形式的还很多，约有200多家，占到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30%左右，而且其中的人员几乎要占到一半。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对于社会稳定将要产生很大的负面效应。我建议，现在上海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同时中共十六大又有了理论上和实践中允许突破的范畴、空间，我们应该抓住大好时机，用好多年来积累的这些力量，尽快处理好传统体制遗留的问题，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这需要有比较严密的、相配套的政策来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