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已有25个年头了，可是，其总体状况依然不佳，仍陷于困境之中，这是为什么呢？

一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不适应于市场经济改革，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根本无法结合，外国如此，中国同样如此。

那么，为什么宝钢、上汽、长虹等国有企业，能取得改革与发展的如此杰出的成绩呢！？

有人的评议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成功是偶然，不成功是必然。

以偶然与必然的哲学观点来评议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有点意思，但问题在于如何分析这中间的偶然与必然。

如果是指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改革中“不成功是必然，成功是偶然”，那就必须进一步说明，什么是成功的“偶然”？持此论者的解释无非是：政府的特殊优惠与关怀，垄断的环境等。

事实是否如此呢？就以改革与发展成功的宝钢与长虹为例，来分析这个“偶然”吧。

宝钢是在沪的一家中央企业，是中国钢铁行业中的佼佼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许多方面的改革都跑在国内企业之前，如按照国际规范进行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分离大批冗员进入服务产业等，都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其在国内外的快速发展，都是以企业内扎实的管理基础为条件。如果在这里有“偶然”或者说“特殊”，那就在当年宝钢集团董事长是由冶金部的一位副部长兼任。这就决定了不仅地方政府不会干预它的事务，中央部委对它也可能是鞭长莫及。于是，企业就必然循着市场经济的轨道，按照企业发展的需要去运作。

长虹本来是一家中央部属的军工企业，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军事订货业务大减，有关部委就把长虹厂放给地方。由于企业的困难，四川省就进一步把它放到企业所在地绵阳。正是行政隶属上“连降二级”这一“偶然”，却给企业提供了重大的发展机遇。中国这个社会是太讲究行政级别了，绵阳市政府不会去干预这家从中央放下来的企业。于是，长虹根据原有的技术基础，选择相关的电视机产业作为主攻方向，经过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与对外市场拓展，很快地成为中国电视机行业的龙头老大与中国家电行业的名牌企业。

无论是宝钢还是长虹，如果谈它们的“偶然”，则只是“偶然”地获得了企业自主的条件，使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智与能力，而没有任何其他的特殊优惠。不过，在这偶然中却隐含了必然的因素，即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要求，或者说作为市场经济基础与主体的企业应该享有的基本的生存条件。

宝钢与长虹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成功的意义在于，证明了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完全能充满生机和活力，证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完全能够结合。

不同观点者可能会说，25年改革，成功的只是宝钢、上汽、长虹等少数企业，这怎么能说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呢？这就涉及到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的如何评价了。

应该说，在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已经讲得相当明确：将传统的国营企业改制为自主经营、自负亏损、自我发展、自我制约的市场主体。可是，无论是70年代末的扩权让利、80年代初的利改税，还是80年代中一直到90年代初还在实行的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只是政府对企业的部分放权，只能算是改良而谈不上是真正的改革；1993年推出的现代企业制度，尽管就改革理论来说是比较彻底，但实践上却是阻力重重，甚至是一些国有控股的上市企业，在一些关键领域仍得不到企业的完全自主。

所以，国有企业的总体困境，应该归因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严重滞后。由于改革的滞后，大批国有企业长期没有获得市场经济主体应有的自主权利，只能是捆着手脚被推向激烈竞争的市场，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非公企业是天生的市场经济派，而国有企业改革却至今不能到位，这也是为什么改革初处于资源劣势的个体、私营企业能迅速发展，而大批国有企业却不断丧失资源优势并陷于困境的原因所在。在竞争激烈、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只有充分自主、灵活应变的企业，才能够获得生存与发展，这是最浅显的道理。

那么，国有企业改革为什么如此难呢？原因在于国有企业改革不仅是一场经济领域的改革，更是一场涉及到政府体制或者说政治体制的改革。传统国有企业的主要问题是政企不分，政府直接操纵企业的经营与管理活动，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结果。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求企业成为市场的自主主体，这就必然要求实行政企分离，让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充分自主。但是，正是这一政企分离，或者说政府体制改革，却显得何其艰难！

首先是碰到观念上的阻力。

“既然是国有企业，政府怎么不能管自己的企业？”国有企业传统管理体制必须否定，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经营与发展的严重后果不能再继续了。这不是说国有资产所有者不应该管自己所投资的企业，问题是怎么管，以什么形式来管。

“企业内部人控制的情况大量存在，国有资产在大量流失，政府怎么能彻底放手？”内部人控制，是国内外企业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不是中国国有企业所独有。从某种角度看，内部人控制问题可能也是对政府过度干预企业的一种惩罚。至于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情况就更复杂了。应该说，二十余年来，因政企不分、改革滞后所造成的大批国有企业陷于困境，是中国国有资产的最大流失。

核心还是政府机构改革实际运作中的困难。

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应该是政府体制改革中的一大创新，让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成为专司国有资产的管理职能，从根本上割断政府职能部门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基础。而成立中央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却是经过多年酝酿和争执，在2003年才正式成立的。

以政资分开来保证政企分离的实现，关键还在于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要以全新的方式，或者说是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方式，去管理所投资的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对所投资企业的管理，主要是通过自己所派遣的国有资产代表即董事与董事长，从企业内部通过市场经营去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不是延续原有政府部门行政管理的老套，对企业经营活动横加干预。

国有企业经营者的任免问题，也是当前使大批国有企业陷于困境的一个致命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营者的传统任命制度能保证中央计划的顺利完成。在市场经济的环境里，经营者的才能与素质，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在“谁给我这顶乌纱帽，我就对谁负责”的体制下，国有企业是不可能有多少生命力的。市场经济要求企业经营者必须有驾驭市场的能力，必须有对市场、对企业发展负责的精神。从而，经营者必须由企业董事会从市场中加以选拔，这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党管干部原则必须与这一市场规范相适应，相结合，这是国有企业干部人事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上海等地尽管在这方面已做了多年有益的探索，但是进展状况实在太慢了。

我国的改革，是采取了由上而下、有领导有组织、局部推进的渐进式改革路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改革主要是在体制外进行，但是，自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开始，意味着经济改革已进入到体制内，要求政府体制改革予以配套。改革从来是权力与利益关系的调整。如今，改革已经改革到原来领导改革的改革者的头上，这就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所在。但是，这是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跨越的障碍。正像当年朱镕基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改革必须有一点“壮士断腕”的精神与魄力。

多元产权的改造，混合经济的发展，对于处于困境中的大批国有企业，当然是一条可行的发展之路，但这仅仅是“搭便车”行为，关键之关键还是要让大批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自由翱翔，激发国有企业的内在活力，让宝钢、长虹的经验由“偶然”变成必然，由特殊变成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