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

我们所有的演讲者讲了这么多有创新的、严谨的观点，对目前的制度改革、程序改革提出了有益的意见，对改制的目的等都做了精彩的演讲。

从我的角度看来，我觉得首先就像胡先生今天早上讲到的那样，我们必须要了解为什么要改革国有企业？为什么要给国有企业改制？我非常同意他的意见。国有企业改革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提高整个中国的经济水平，作为整个国家宏观经济的一部分，国有企业是其中的中流砥柱。姚洋教授的研究指出，正在进行改制的这些国有企业，他们的损失的工作是比较少的，而改制之后工作机会的增长又很大，整个的效率、生产力等，也得到极大的提高，这是改制之后。同时，袁教授也提到，我们有很大的国有企业，比如宝钢，是非常成功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国有企业的改制实际上已经带来很多好的结果，说到刚才提到的国有企业改制的目标，是提高整个国民经济水平。但是另外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就是现在整个收入差距特别大，比如说，东西部的差距。刚才，宋教授已经提出了，在重工业基地，比如吉林，很多人失去了工作，他们正在承担着整个改制的后果。因此，国有企业改制的目标不仅仅是提高整个国民收入的水平，同时还要提高整个国民经济水平的质量。那么时间表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有一些很赚钱的企业，政府必须要有能力通过税收、利润分享等等来收集足够的资源，确保失业人员的生活。同时希望政府能够建立起一个比较强大的坚实的社会保障系统，这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表。那么，如何让我们的国有企业改制变得成功呢？从国民收入提高的角度，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宏观的，一个是微观的。

我们亚洲公司治理协会是在北京与香港有办公室的。实际上我们的目标就是在微观的角度进行工作。我们都知道，即使现在有很多困难，只要我们负责任，只要愿意付出辛苦劳动，我们就会有发展的空间。这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些国有企业的高管必须了解他们的利益，他们必须要让他们的企业成功，在这上面，他们是有责任也有利益的。就是说他们不仅仅要提高自己的收入，同时，他们必须对全民的利益负责，比如说，提供服务，为员工提供就业机会，为老百姓谋福利，为整个社区谋福利。因此高管人员，管理上即便有许多障碍，但实际上，他们还是需要很多手段的。比如说让董事会，让所有的社会成员一起精诚合作，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悠久的文化实际上是有为人类、为老百姓造福的愿望的。我确定只要我们高管人员愿意承担责任，愿意做出贡献，肯定会雇佣到比较好的独立董事，也是称职的独立董事。我们还可以建立我们的企业道德，不要做坏事，要有正义感，要有信用，而公司资源的滥用、腐败等等，都是应该避免的。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从微观的角度讲，如何让我们的国有企业有效率地更成功地改制，这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都知道，从微观角度能做的事情实际上是很有限的。从宏观讲，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根本的改变。正如刚才的演讲者都指出来的。①要有很清楚的政企分离界限，国家还是占统治地位的股东。实际上，我承认在任何一个国家，股东的权力要是很大的话，那么决策方面它会有很大的影响。我们都知道，我们国有企业的主要股东是国家，而公众是相信管理层，就是说他相信董事会，他授权董事会为企业进行投资，进行决策，因此，国家这个主要股东、管理层、董事会，三方都必须确保公司要对得起公众对他们的信任。因为公众的信任对企业以低成本得到资本是很重要的。刚才提到一些国有企业的资本方面遇到很多障碍，银行不愿贷款给它们。但是要是得到公众的信任，从资本获得的角度来说，就会容易一些。主导股东——国家有权力来影响企业的方向和战略。但重要的是，国家一定不能干预企业自己的决策，比如人事政策。我想，国家有权力来建议，但最终决策权，不能放在主导股东——国家那里。②高管人员的工资必须由市场决定。要保住高级人才，要有一个很好的奖惩制度，这样才能保住企业的长期盈利性。③必须要在人事资源上好好投资。要有一个接任的机制，让整个企业成为让人激动的工作场所，因此企业文化也是很重要的。企业文化必须是鼓励变化的，要让大家觉得，变化是让人激动的，像刚才说的那样。

中国实际上在过去的20年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取得诸多成就。同时我们在国有企业的几百万人下岗后，整个社会还是保持了稳定，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我们都知道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在过去20年的基础上，我们还面临很多的挑战。整个的挑战在于体制，在于人们的心态，人们的思维方式，因为这种改变是制度上的改变，从人治到法治的改变。不仅仅是要有好的立法，当然整个立法必须建立在透明公正的基础上的，还要有称职的权威机构来执法。

更重要的是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不管是领导还是老百姓。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未来是让人激动的，但是为了迎接这样一个未来，我们必须接受一些现在面对的痛苦，党的十六大是一个很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