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刚刚四位学者给我们的非常精彩的报告，我想围绕他们所谈的一些问题，谈三点想法。

第一，就是刚才姚洋教授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对改制的企业效率的影响做了研究。在我们实际工作当中，如何评价国企改制的效率，怎么把握价值标准，不是简单的问题。可以从财务的标准，比如说净资产收益率，看改制前后的变化，是否由于改制效率改进了；还有另外一些角度，企业通过改制，国资实现增殖了；通过改制消化了很多历史成本等，所以这是非常复杂的事情。这些标准并不都是同方向的，有的时候是冲突的。举个例子，经常有人讲，国有资产尽快处置掉，加快处置进程，甚至在政策上可以松一点，可以加快进程。进程加快了以后，企业的效率提升了，实际上在里面的国资也是增殖了，这是有道理的。具体到实际操作当中，在政策把握的时候，会碰到这类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改制推动着的期望值，即期望国有企业通过改制，得到一个怎样的结果；涉及到一些相关政策的制订和操作中的一些问题。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如果是政策放松了，这里讲是国有资产流失；政策的度把紧了，又讲说政策比较死，限制了资产的流动，延缓了国企的改制。这个度是很难把握的。像我们的资产评估一套体系，市场价格体系不是很完善，资产定价本身就很困难，所以我认为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认为，国资流失不是效率问题，是公平问题。所以我们这里讲的效率，资产流失不是效率问题，是财富再分配。全体人民都拥有的一份资产，到了少数人的手里，这是不公平的问题，但是未必带来的是低效率，或者没效率。可能只有1个亿的资产在国企里面，慢慢地蒸发掉了，最后为零。但是流失到私人老板那里去，他用于兴办实业，去有效地经营，创造的社会财富，包括增加的政府税收可能还要大。所以这些交杂在一起，在政策实际的制定和实施当中非常难，理论上讲讲很容易，实际上非常难。另外涉及到国有企业的效率评价，我们经常把国企的效率、绩效，同其他的一些企业的绩效进行比较，个人认为这里的可比性不是很强。我们那么多的民营企业今天开张明天关门，生生死死，市场淘汰率是很高的，我们市场的退出比例是很高的，但要让一个国企死掉还真不容易，所以这就不可比。如果把那些死掉的民企都算进来，再来看它的平均效率，未必高到哪里去，所以这是怎么去比较的事情。

第二，讲讲我们国企改革的特殊性。公司治理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国有企业的治理有特殊性，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治理更有特殊性。特殊性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理论上讲我们国有企业要成为市场主体，实际上我们整个市场公司治理结构的推进，在政策导向上，是在向国外的私人公司的治理模式靠近，而不是朝欧美国家国有企业的治理模式靠近。我们借用的一些国际经验，基本上是来自于一些私人公司，特别是公众模式的一些经验。所以我们的国企跟欧美国家的国企不一样，我们的要求和期望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刚才胡博士讲的有道理：国企可能将来改革到位了，应该作为政府调控的工具，但是现实性的问题是我们大部分的国企还是处于竞争领域，到了过渡时期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特殊性，我们的国企分布非常广泛，形态千差万别，国企间差异非常大，不要说从整个中国来看，就从上海来看也是这样。我们如果试图寻找一种治理有效的模式来涵盖这一切，可能性不大或者不存在。从区域讲，不同的区域发展水平、整个发展环境、市场发育的程度都不一样，很难是一刀切的。所以在中国，国有企业的治理是不是存在一种有效的模式，未必，这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事情。

我们今天来讨论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治理，公司治理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外部治理，一方面是内部治理。外部治理，主要是一些市场的约束，实际上在整个治理的过程当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我们谈的治理结构更多是谈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我们缺乏外部市场的治理，我们在这个背景下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通常讲，对公司的内部人来讲，有两种约束：一种是用脚投票，一种是用手投票。我们现在用脚投票的机制是缺失，很不充分的，这是一个特殊性。就是我们的市场包括资本市场，包括人力资本市场，非常不充分。

中国的国企有一个特定的政治生态环境，这个环境不是具体的，不是形象的，而是抽象的，能感觉得到的。这里有几个问题：一是党委在国企中如何定位。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我们一些民营企业，甚至一些外资企业有党委，我们国企也有党委，但是这两种党委是不一样的。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还不仅仅是政企不分的问题，还有一个党企不分的问题。这并不是说要削弱党在企业中的地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对企业经营者，我们长期形成的官员化的管理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是当做官员来管的，不是当做要素来管理、配置的，当做人力资本来运用的。所以我们国企董事长，尽管我们在制度上，包括公司法，都没有给他特权，但是很多国企就是董事长一个人说了算。就是在我们的公司治理当中，除了我们所看到的，公司法、企业的章程以及一些有形的制度以外，可能很多起作用的是一些非正式制度或者叫潜规则。我们讲体制基础，一直讲不清楚体制基础到底是什么。另外我们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责、权、利的界定，责、权、利的协调机制更多的是通过行政协调的方法，所以有一些非正式制度影响甚至要超过正式制度，是与正式制度并行的，或者正式制度徒有其形式。

第三，解决国企问题的根本途径。主要有三个方面：①要大力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的调整。我们这么多的国企都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经过调整以后，留下的国企数量应该是不多的，规模应该是比较大的，分布的领域可能还有一些特别，上海可能有10800多个国有企业，我们把治理问题都解决是不可能做的，也没必要去做的。要大量的收缩。②要推进市场化。我讲的市场，不是产品市场，包括市场化的深度，就是公司治理，在法律和市场交易之间，哪些是由法律来解决，哪些应该市场交易来解决。我们的公司法，是一个公司监护人的心态，怕这个怕那个，实际上不需要国家去干预，不是涉及到公共利益的问题，只要给一个框架的指引作用就可以了。所以公司的章程包括一些主要的制度，通过市场要素——所有人的市场交易和约来界定他们的责、权、利。所以智慧还是在于市场之中。靠我们政府去设计，靠我们的法律专家去完善公司法，可能是一个歧途。③要改革和调整我们国企的政治生态，就是我们国企的一些软制度。今天有许多学者、专家谈了“国资”的事情，本人这些年一直从事“国资”管理的工作，我觉得国资委很冤，“国资”改革有不能承受之重，从国资委这个层面上实际上责、权、利是严重不对称的，它承担很大的责任，什么事情都是“国资”的事，但是实际它掌握的调控权是有限的，非常有限的，它自己的利益更不用说了。像我们在国资委工作的，可能收入是老总的几分之一，谁来激励国资委？国资委将来最好的出路还是成为一个事业法人。国资委又是一般理财高手，专家型的，不要到一个政府序列里去，但是这可能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且“国资”改革，哪怕就是解决了主要问题，不等于说我们企业的公司治理就全部解决了。解决了国有资产出资人的人格化的问题，接下来所有人和其他要素的持有人（包括人力资本）怎么去组合，怎么形成责、权、利的和约，要靠要素市场的深化来完成，要靠市场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