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大会主持人及各位嘉宾，刚才沈联涛先生（Andrew sheng）和肖建安先生做了很精彩的演讲。我很荣幸对他们精彩的演讲做一个点评，并谈一点感想。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我想讲三点。

第一点，我觉得两位的演讲搭配得很好。沈先生讲的是资本市场，肖先生讲的是劳动力市场。我们知道，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是要素市场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沈先生讲的是香港，肖先生讲的是上海。我们知道香港是东方之珠，上海是东方明珠。这两个城市是我国最重要的商业城市，双城辉映，相得益彰。因此，我觉得他们两位的演讲搭配得颇有韵味，这体现了大会主办者的智慧。

第二点，我想简单评说一下对肖先生演讲的看法。肖先生运用大量的数据详细地介绍了上海人才市场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对上海经营者人才队伍的发展做了展望，并提出上海经营者人才的发展目标和结构分布，最后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是一篇建立在大量调研、全面分析基础上的课题报告。1993、1994年我有幸参加了上海市人事局组织的“构筑上海人才高地”的课题，该课题的负责人是人事局研究室的沈荣华主任。十多年过去了，上海以其宽广的胸怀、海派的文化吸引了大量的优秀人才。目前仅经营者人才总量就有60万人左右，初步构筑了人才高地。我觉得，上海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是比较成功的，市场机制已经在全面发挥作用，市场已在劳动力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每个上海人，准确地说是每个在上海生活的人都感觉到了市场的压力，都在拼命地工作，努力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就这一点而言，上海越来越像纽约了，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正渐行渐近。

但是，在中高级劳动力市场上，尤其是在经营者人才市场上，我觉得还有需要进一步改善的地方。首先，是总量的问题。即经营者人才的数量还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二是质量问题。能统率上百亿、上千亿资产的高素质的跨国型大企业家还比较缺乏。第三，在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聘用方面，行政手段好像还在起主要作用。政府事实上还在直接任命国有企业的主要经营者。当然，作为大股东，作为出资人，这样做无可厚非。但是，以往的事实已经证明，这样一种机制非常容易造成低效率的问题。第四，是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套评估、考核、激励、约束、监督机制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委托代理关系中的道德风险、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正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

昨天听了很多专家的见解，但感觉无论是法国还是波兰、俄罗斯，他们都没有找到一套治理国有企业的很有效的办法。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确实是个世界难题。可喜的是，沈联涛先生给了我们一个很有价值的建议，即建立稳固的产权基础设施。因此，接下来讲第三点。

第三点，我想对沈联涛主席的演讲做一点评论。1998年，在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先生的帮助下，我有幸邀请了梁定邦先生访问我服务的公司并在银河宾馆宴请了他。当时曹建明先生也在，曹先生当时是华东政法学院的院长，现在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并合影留念。时隔六年，又有幸目睹现任香港证券期货监督委员会主席沈联涛先生的风采，感到非常荣幸。沈先生讲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题目，是公司治理、资本市场与产权基础设施。

沈先生首先介绍了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主要靠三大约束，即自我约束、监管约束和市场约束。然后又介绍了香港通过制度结构、银行体系、证券市场实施的市场约束，接下来提出了一个核心的概念，即产权基础设施（property rights infrastructure）。产权基础设施的基本要素有三个，分别是建立产权的制度、产权交易的制度和落实产权并将产权不断清晰化的制度。他同时论证完善坚实的产权基础设施将发挥巨大威力，不牢固的产权基础设施会带来严重后果，比如说繁重的税负、不良贷款、资产的泡沫等。实证的例子有拉美国家。最后，沈先生提出，由于产权基础设施是公共产品，政府应该建立一个完善的牢固的产权基础设施，并建议大陆借鉴香港成熟的经验，构建及维持一个现代产权基础设施。我觉得沈先生的演讲专业性很强，逻辑性很强，环环相扣，论证充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最后落脚在政策建议上。不愧为理论研究及实务界的双料冠军，很是值得我虚心学习。

我们知道，资本市场有许多功能。微观上看，主要有投资功能、融资功能、价格发现功能、资源配置功能、风险分散功能、公司治理等功能。宏观上看，股票市场还有促进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作为国民经济“晴雨表”的功能。在我国新兴加转轨的背景下，我国股票市场还被赋予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使命。一个健全的资本市场对经济发展确实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美国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然而，考察我国的资本市场，我们遗憾地发现它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有人讲，中国股市的融资功能发挥得比较充分，是个“圈钱”的市场。事实上，这种充分也只是相对于其他功能发挥的程度而言。在我国，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发挥得并不够充分。有数字为证。在1996～2003年企业融资中，银行融资比例为93%，债务融资比例为3%，股票融资仅占4%。2003年，股市融资1358亿，银行新增贷款27000多亿，股票融资比例也仅在5%左右。目前，我国A股股票资产13000多亿，金融总资产26万亿左右，股票资产比例大约为5%。由此可见，大家认为发挥得很充分的融资功能事实上发挥得并不充分。而且这是在历次重大会议、历次重要文件都提出要大力提高直接融资比例的前提下发生的情况。股票市场其他功能的发挥就更不理想了。对公司治理的推动，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对价格的定位，对风险的分散，都很不理想。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股市功能发挥不充分呢？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股市的低效率呢？答案就在沈先生的演讲中，即缺乏一个完善稳固的产权基础设施，换一种说法就是存在制度缺陷，先天不足。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建立股票市场的。那时，不要说产权基础设施相当薄弱，就是关于产权基础设施的知识也少得可怜。那时，市场上的大部分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同时，那时建立股票市场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正因为如此，在起点依赖规律的作用下，我国股票市场从呱呱坠地开始就存在制度缺陷，先天不足。

在后来的发展中，我国不断完善产权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股票制度，有关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在发行方面，我国先是取消了额度审批制，改为发行审核制，目前又改行保荐人制度，和国际完全接轨。再比如我国颁布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推出了独立董事制度，以图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这些措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路径依赖规律的作用下，在利益集团的阻挠下，我国股票市场的一些根本性缺陷，我国产权基础设施中的两根支柱并没有得到改善和加强。这两根支柱分别是股权分置和监管制度不完善问题。

股权分置是今年2月1日《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几点意见》中的权威提法，通俗的说法是全流通。在我国，股票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而且非流通股占到总股本的2/3左右，这迥异于世界上其他股票市场，这是造成中国股市功能发挥不足、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监管制度不完善，缺乏对投资者利益的严格保护制度，造成了信息披露的不规范，操纵利润，财务做假，内幕交易，操纵股价，内部人控制，大股东控制等恶劣行为时有发生。郎咸平先生在研究世界各国股市历史后论证了股市制度有先天掠夺性。他认为如果缺乏教会企业的良心（也即沈先生讲的严格的道德约束），又缺乏严厉的监管制度，那么股票市场的前景不会光明，它必定会变成大股东侵吞小股东利益的场所。依我从事股票投资13年的经验来看，我完全赞同郎先生的看法。美国的股票市场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美国有十分严厉的监管制度，美国证监会的权力非常之大。香港也是如此。

因此，我国股票市场如要健康有效运行，如要充分发挥其各项功能，就必须像沈先生讲得那样，借鉴美国及香港成熟市场的经验，建立一个稳定的产权基础设施。当务之急，是抓住有利时机，补上两根支柱。一是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另一个是实施最为严厉的监管制度，让各种违规行为无处遁形。只有这样，一个健康高效的股票市场才会呈现在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