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个单元有人提到秦始皇的事，我也有同感。今年二月份，我与我太太到印度去度假。我们到了印度的南边与北边，在那儿，我才发现我们中国人欠秦始皇一个非常重要的债。怎么说呢？印度以前是几百个国家，每个城市是一个国家，到今天为止，印度还是有十六种语言，英文是十六种语言之一。你懂一种语言不等于你懂其他的语言，所以印度是一个很难沟通的国家。北边的印度人与南边的印度人完全是两回事。历史上，印度人没有一个传统国家的感觉。直到英国人独占了整个印度半岛，才有了印度这个国家。其实，India，这个词从哪来？是英国人听 Hindi（发音）听错了，以为是India，所以India这个词是英国人发展起来的。我回来以后，我才感到秦始皇的伟大。这是我今天想说的小故事。

我觉得新加坡模型是很有趣的。他们创造了一个层级来分割市场调控者与持股者。我觉得一些模式里面的确有一些东西值得思考玩味。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新加坡是一个千万人口的城市国家。相应地，它的管理相对直接与简单。在这部分发言中也指出了，在新加坡的经济中，跨国公司有着更大的影响，甚至在淡马锡持股公司中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我想在我的结论中，会归结到一些直到今天还没有被充分讨论的事情，就是有关于人的事情，会归结到人的素质与相关人员的伦理道德行为。在美国，我们喜欢谈论法治，我们喜欢谈论制度的透明度，及我们如何被既定法律所管辖。但在此，我们有自己的环境。所以当行为人是一些不认同伦理道德的人时，他们总是会找一些新的方法来逃避管辖。

在中国有这样一种说法，我想这种说法相当程度上概括了我们必须从非常基层去应对的一种环境。这种说法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态度必须被改变，我想我们能够通过整个政策框架来改变。这种政策框架必须是：不能让任何个人，任何团体，在只让国有企业付出代价的同时自己获得国有企业改革的好处。这包括所有的工人，所有的退休人员以及所有的持股者，在此指国家政府。因为我们中国人很擅长于想出对策，所以与其制定让某些群体想出对策的政策，不如制定统一的政策。如果你很善于通过抵触法律来获得好处，这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人们必须能解释清楚他们所做的事情。正如已经在匈牙利例子中提到的，在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应该把这些普遍的指导原则引入中国的具体环境。我这样说不是意味着应该存在平均的利益分配，因为利益的分配应该与责任与风险的大小成比例。举例来说，如果你要进行一个管理层收购，经理们必须占有更大的股份，更大的利益，获得更大的激励来承担在管理层采购中显示出来的风险，但不应该在他们管理的企业的损失里获利。

我在这里还想谈一下自律问题。自律不仅仅是一个自愿行动或者说个人的自觉立场的问题。自律还有不利的方面存在，包括面对公众的名誉损失、不能再继续职业生涯的可能性、金融利益等。正如在匈牙利例子里提到的，这里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在于透明度和定价的自由。因为如果你有定价的自由来反映经历，来反映不平常的表现，那就能回报你不平常的行为。

至于公司治理，我认为，不论是私人企业还是公有企业，任何企业在考虑公司治理时都应该基于它们本身的利益。对每个国家来说，好的公司治理都符合它们本国的利益。原因在于，如果你考虑一个良好的宾馆服务，或稳定的高质量产品，这一切都要求保证稳定的顾客，稳定的销售。而这又是与强有力的公司治理相关的。所以一个人可以把公司治理看成很严格的事，但公司治理其实是对每一个相关的人都是有益的。

我很关心当代中国社会的问题。我听说一些年轻男士，打断腿骨通过手术来增加他们几寸高度，我还听说一些年轻女士通过一些整容手术来变美丽，而一些美容组织是反对这些做法的。这些发展很让我担心。因为这预示着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社会的某种倾斜，而这些在我看来都需要我们去对付。因为每一个思想的变化都会以某种方式影响到我们讨论的公司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