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就像我在中国参加的其他会议一样，考察了一些非常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现在一直遇到的，也是正在解决的问题。我还是第一次参与如此激烈与健康的讨论，这有助于我们达到我们的目的，那就是思考我们的改革，并向中国介绍公司治理。这也证明了中国有愿望向别的国家学习经验，学习别国的经验来支持中国的改革。我非常高兴能够在此做这个总结。

来自中国的代表的发言，让我学到了很多。我想，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改革经验。让我从吴敬链和钱颖一最近合写的一篇文章开始吧。这篇文章认为中国在新世纪的头几年最重要的是要尽政府所能建立一个高效的现代企业系统。我特别要强调尽政府所能。只要我们意识到现代的企业系统的不存在，就会非常同意这个看法。很自然，想让公司治理很好地发挥作用，今天会上强调的支持性的基础设施，也就是基础产权制度必须得到很好的运作。

其实，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的决定，是来自于1993年十一月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在那个文件的第十五条中提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基本的经济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我们要改革生产企业系统，要改革金融系统，尤其是银行系统，要建立社会安全保障系统，要恢复公共融资。它们当中的每一个问题都相当关键，但就我看来，只有它们一起被完成，才能说是成功的。这些问题常常纠缠在一起，以至于一个人说要只改革其中之一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比如说，一个手头没有足够资金的政府，要很好地运行社会安全保障系统来供养那些由于国有企业改革而被迫下岗失业的工人；而在同时还必须完成加强金融纪律约束——在改革过程中，这对建立竞争体系中的公司治理是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我想我们将做这样一件事情，也就是在最近的世界银行出版的一本书，正如杨先生指出的，在世界上不存在这样一个完美的系统或者模式的公司治理，可以让中国拿来就用。无论杨先生谈到的是什么，我们的改革都必须逐步来，必须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来，我们有我们的中国特色。

经过这两天的讨论，我们还是可以从别的国家的经验里面学到很多东西的。在这，现在作为一个总体评论者，我尤其要提到五件事情。第一，是要在那些自由竞争肯定失败的领域进行改革，要公平竞争。我再强调一次，我想昨天的介绍部分已经提到了，竞争是关于治理能获得的最有效的工具。我在Charles Piggott的论文里面也能找到一些支持。在他那篇关于法国经验的文章里，他指出了法国国有企业的表现是市场约束的结果——法国的国有企业是暴露在整个欧盟的竞争之下。正是这种竞争的压力才带来了我们想要的行为方式，当然也是市场经济想要的行为方式：商业化的表现。中国台湾地区的于教授强调我们不应该给国有企业加上经济使命或任务。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可以清楚地在中国台湾地区的介绍中看到，私人企业就没有公平竞争的机会。为了确保竞争的领域是公平的，你必须使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一样的方式运作。当然，来自中国台湾地区与法国的经验是很重要的。因此，要建立公平的运作环境，使工商业者的表现最优化。第二，国有企业要有退出机制，私人企业中，刚开始创办的企业也大部分是不成功的，重要的是要有让企业自动退出游戏的规则，要有退出和淘汰机制，就必须有公平的竞争环境。第三，要努力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国家社会保障机制接过了一部分社会保障责任，其他的要实现市场化，即破产、清算机制的市场化，其中银行要有第一要求赔偿权利。第四，发挥企业家的独特作用，其中不使企业家受到太大的压力是很重要的。政府干预，特别是在调配干部上，经营者报酬机制上要处理好。对国资委人员的工作也要考核，也要使其业绩与报酬挂钩。第五，要保护产权，建立产权立法、执行和预测等机制。要谨慎地实施私有化。政府退出要注意：政府要做自己应当做而且擅长的事，把具有直接经营效益的事留给私人企业，将立法者与经营者分开。在进行私有化时不可以将债务公有化，债务若由政府接收，将可能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此外，还要处理好工会与企业产权转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