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谈几点看法。

第一个问题是党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角色。海外的专家、学者都十分关心这一点。海外的观点是，中国改革很成功，但国有企业改革没有成功。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一直在呼唤政企分开，但是很困难，其原因就是党在企业中发挥的作用不清楚，党的第一把手，党的领导的作用是什么？“政企分开”很困难。十六大报告说：党在企业的领导要继续加强。现在一方面国有企业要市场化，另一方面党要控制（任命国有企业的领导），其中有没有矛盾与冲突？过去国有企业政企分不开，党在决定政府人选与政策的同时，也在决定企业的政策与人事。本人希望这次会议，也能对党在国企改革中的作用有所讨论。提倡国企治理要改革也是中央的决定，中央的组成是各地的领导者，党的决策是要往改革的方向走。在海外我们也看到，中国的改革要依靠组织的力量，中国唯一有力量推动改革的只有党，党有机会作改革决定并推动改革。现在党处在十字路口，一头是走传统计划路线，继续政企不分开，党来操作一切，这样十六大决定就要落空；另一条路是党来领导，动员各种力量，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改革国有企业制度，如果不执行市场规律，党要站出来说话，要执行自己做出的改革决定。

第二个问题关于国有企业的战略调整。现在国有企业的范围太广，战线过长，让国资委（中央的国资委、地方的国资委）来管理、来监督国有企业，因为数目太多了，事实上很仔细地监督是办不到的，因此必须缩短战线，必须减小范围。在这两天的会议上，我们很多位嘉宾都对政府所应该做的事情和政府不应该做的事情提出了建议，企业应该分开，不应该做的事情应该怎样去掉它，政府不要管。今天我们听到扬先生的报告就是很好的例子，对于公用事业与市内交通，很多国家都认为非得由政府来做不可，可是我们听到扬先生的例子就是很成功的例子，就是私营企业也可以做。所以我们需要对过去的观念进行修改，怎样在公用事业里引入私营企业的竞争，使得国有企业能够改进，这是很值得我们考虑的。过去是由党和政府决定抓大放小，其实，合理的想法应该是按照企业的性质来看，是否应该政府来管，而不是以大还是小来决定退出和改善。我们更应注意的是设法缩短国有企业战线，减小其范围。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国企解困。昨天听到吉林大学的那位教授，讲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困苦的情况，使我非常感动，我们在海外看到国内很多的困难的情况，尤其是国家几十年来投资造成的环境，现在市场环境改变了，造成了东北这么多的工人的这种很大的困难。昨天我曾与人详细地谈到东北的问题，我们也是十分关心，这与我们讨论的问题关系密切。因为要国企改革，就一定要先解决穷困的问题，而穷困里最困难的是东北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一个关键点是现在很多的工厂是有价值的，可以在市场上变卖，这里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旧债太多；二是员工福利。这两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先说旧债的问题。旧债是几十年来人民储蓄的钱，被银行或是受政府的支配投资后，就今天来看，已经是浪费的资源了。这些浪费的资源、旧债，只代表过去的投资、过去的储蓄，今天已经没有用了。对今天没有用的东西，如果用今天的财政来弥补，那会是很大的错误。现在的财政收入，是现在人民的负担，如果要付利息的话，则是将来人民的负担。过去的债务已经是过去了，而且是政府和政府之间的交易，这是很容易注销的，一笔勾销。和我讨论的先生说，这怎么能做呢？我回答是两点：他所关心的是有一个MORE USER’S POWER，将来其他的企业也都引用这个办法，怎么办？我的回答是：我们在这里做个特例，要审查它过去五年的财产状况，的的确确是实在没法维持的，东北很多这种情况，只有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才准许勾销，硬倒闭，而且我们有办法防备借倒闭的名义来逃债。如果我们用的是五年的资料，想做假账就不容易了，也许五年不够，但总会有办法的。不能够因为困难，就让旧债成为解决不了的问题。第二点是现在的职工问题，我觉得有两个办法，第一个是旧债的问题先解决——勾销，勾销之后就比较容易变卖，拿这个钱来给员工办福利，就是给要退岗的人、给要转业的人；而且卖掉企业可以把东北的企业搞活，所以，这是有办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