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我想讲几点想法。

一是我们这次会议开得相当成功，可以说每一场讨论都有特点。这首先要感谢1990学社的推动，感谢沈坚白和程杭生先生的热情支持。2004年初，当程先生来访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时候，我向他介绍了当前国内所普遍关心的一些重大经济问题。程先生也介绍了美国1990学社的一批专家极其关心中国改革和发展情况，并希望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做些有益的事情。基于这一共识，我们商议了召开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治理国际研讨会的意向，并获得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左学金教授与美国1990学社团组董事长沈坚白先生的认可。会议的组织相当成功。国内外专家的精彩发言，特别是国外专家对法国、波兰、俄罗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有关经验的评价，给了我们很大的启迪。

二是我们会议的这个主题，即中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问题，是关系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后关键或者说要害问题，是市场经济环境下公有制的改革与发展问题。而当前中国的公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分量，实际上已经比重不大，因为农村的“大包干”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所有制的实际含量已经相当少，有些学者已将其称为中国几千年农村个体经济的活化石，城市中的集体与合作经济同样是屈指可数。从而，当前中国的公有制的主体绝对是国有经济。中国经济改革取向是市场经济的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与市场经济如何结合。这是一个难点，是我们至今没有完全解决的难题，也是国际社会一直没有解决的难题。当年的苏联、东欧等一批国家，都在这一探索过程中倒台了。现在的中国仍在继续探索这一结合之路，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问题与难点仍然很多。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思路与政策相当明确，即要在市场经济基础上构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的构成如何呢？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有经济、个体经济、外资经济，多元的经济形式共同组成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或基本经济结构，其中国有经济处在主导地位，并要发挥其对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作用。要发挥国有经济控制力作用的基本前提，就是我们的大批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国有经济要有活力。如果我们的国有经济、国有资本、国有企业已经所剩无几，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没有活力，最后只剩下一些仅仅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企业，那么，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与控制力作用也就不存在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就不复存在。与此相应，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就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发生了变化，到那个时候，政治等上层建筑也必然会随之改变，中国与俄罗斯将要殊途同归，这都是不言自明的道理。所以说，国有经济改革能不能走通市场经济的改革之路，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今后的发展方向。

三是我们所讨论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问题，正像会上许多专家所提到的，实际上包括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内部结构当然很重要，内容也很多，但对当前的国有企业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外部环境问题，特别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对中国国有企业而言，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其实不是外因，而是最重要的内因。应该说，中国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是没有成功的例子，如上海宝山钢铁总公司、四川长虹电器集团等一批企业，改革与发展都相当成功。其成功的共同原因是较早地取得了政企分离的基本条件，但却又是在比较特殊的环境，或者说一般企业难以享有的环境中取得的。比如，成功的宝钢是一家中央企业，其所在地的上海市政府不可能去管它。由于有一位冶金部副部长坐镇宝钢担任其董事长，从而中央的冶金部的职能部门实际上又管不了它。这位副部长级的董事长，由于身在企业，总是作为企业的经营者而不是首先作为中央的副部长来思考问题，这就决定了宝钢的生产与经营决策，必然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范进行独立运作，而不是像多数国有企业那样受制于政府的干预。四川省的长虹电器何尝不是如此呢，改革前的一家军工企业，完全是按指令性计划行事。改革一来，由于军工任务大幅度削减，中央将长虹下放到四川省，省又进一步将其下放到綿阳市，成了市一级的企业。大概是由于绵阳市的行政级别并不比长虹企业的行政级别高，所以绵阳市政府也不会去干预企业经营，从而，从原来的雷达生产转向生产电视机，一系列的市场化运作与技术创新，以致成为了中国第一大彩色电视机生产企业，这都是得益于企业下放后独立运作的特殊条件。所以，国有资本、国有产权、国有企业不是不能搞好，关键是政府的不干预。只要政府不管企业的生产与经营，企业就搞活了。实际上在西方，如美国的企业大量的是社会资本企业，经营者不一定持股，同样可以搞好。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怎样使政府职能归位。我们成立国有资产监督与管理委员会，其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但问题是现在的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仍在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仍沿袭原来政府的管理模式，这就麻烦了。香港证券期货委员会主席沈先生的一个观点是相当好的，关键是要建立“产权基础设施”，要解决政府退出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今后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要实行“国有民营”，即企业中的事要让企业家去做，让企业家经营。

在此，我还想讲一个观点，当前，在中国的许多外资、民营企业正在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国民待遇，因为这些企业在融资、产业进入等方面不如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要求国民待遇的想法完全对的，中国加入WTO以后，我们要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但是与此同时，我们更要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大声疾呼的是，国有企业也同样要有国民待遇。在当前的中国，实际上，国民待遇最差的是国有企业，而不是外资、民营企业。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得不到市场经济环境下作为一个企业应有的最基本待遇，而是被管头、管脚管死了。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25年来，外资、民营经济，几乎每年都以百分之二十、四十甚至六十几的速度高速增长，而国有经济却是增长缓慢，大批国有企业还陷于困境呢？原因是非公企业是天生的市场经济派，在市场经济的改革环境中如鱼得水，而大批国有企业却长期缺乏自主，是捆着手脚被推向市场，不断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从而，改善国有企业的治理环境，振兴国有企业的当务之急，是真正地、切实地搞好政企分离，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中的自主主体，在中国真正创造一个合理的、公平的市场经济环境，对所有企业都能一视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