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两天，来自世界各国的18位专家，对国有企业治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大家介绍了法国、德国、波兰、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经验，这些发言的信息量很大，对于与会者有很大的启发，我尤其要说，我们的评论员的评论也很精彩，所以对这样的会议进行15～20分钟的总结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经过这两天的讨论，我想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国有企业的面到底多大比较好。现在根据我们大家介绍的情况，包括于院长介绍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查尔斯·庇古介绍法国的情况，看来国有企业的面可能要适当地小一些。上海市韩正市长昨天见我们的时候也谈到，上海的国有资产有6千多亿元，其中有4千多亿元是经营性的资产，还说到上海要在今后三年内将这部分国有资产进一步改制，实现所有制的多元化。我想上海的想法和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是一致的。从我们国家各省的经济发展和所有制结构关系来看，一般是国有制比重大的省发展的水平比较低，速度比较慢，比较典型的是东北三省。昨天宋冬林教授说到，吉林的国有企业占产出的比重从前几年的80%上升到82%，这可能是说国有企业的发达阻碍了非国有企业的进入。当然从国有企业比重和经济增长的表现来看，可能目前上海还是一个例外，但今后会怎么样可能还值得我们考虑。今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进一步实现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如何降低国有企业的比重，我想我们国家可以主动地来降低，通过出卖、转让国有资产，或者让国有企业上市。当然也可以被动地降低，但被动地降低就会没有竞争力，没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就会破产。比如上海的纺织企业，原来在90年代初的时候占上海产出的大约30%左右，有47万职工，可是到了1990年代的中期，大量的纺织企业因为外地纺织企业的竞争，倒闭了，目前纺织企业职工人数已经下降到10万多人。关于主动改制的情况，北京大学的姚洋教授做了一个很好的实证研究。如果是改制的话呢，又可以分为内资进入的改制和外资进入的改制，或者是两者兼有的改制。我想上海的外资进入的改制要高于内资进入的改制，所以各地方的模式可能不一样。当然还有一种结局是，如果国有资产我们不做什么事情，如果非国有资产的增长速度大大地快于国有经济，实际上国有经济在总产出、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也会不断地下降。从最近十多年的情况来看，这种情况实际上也在发生。所以说，我想国有企业的面不宜太大，这可能是从会议中得出的一个结论。

第二，就是国有企业治理的问题了。我想刚才我们的袁老师也谈到，国有企业治理要处理好的一个问题是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与企业的关系，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当然非国有企业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说企业治理问题、公司治理问题，从经济学上来说，并不是针对国有企业来说的，是针对所有企业来说的，特别是所有者和经营者是分开的、分离的这种情况，所谓委托-代理的问题。但是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这个问题更加严重。）我想政府面临的一个两难的问题是，如果对国有企业管的太死，国有企业就会被管死；但如果政府对国有企业管的太松，当然有可能国有企业会搞得很好，国家赚了很多钱；不过可能还会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国有资产也会流失。前几天有人向我反映，我们一家国有粮食市场的情况。政府在这家国有粮食市场投资了几个亿，后来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在境外成立了一家私营的公司，然后由这家公司来收购自己担任老总的国有粮食市场。在资产收购合同中，他把复印件给我看，买者和卖者是同一个人，只是卖者作为国有企业的老总签的是中文，买者签的是英文。但是，一看就是同一个人，就是把资产从左手卖到右手，而左手是国有资产，右手就成了私有资产。但我们可以想像，他是会如何定价？当然国有资产流失会有很多方式，和外单位合作、通过买卖都有可能，我们于院长也说了很多台湾地区的情况，所以，这个问题对我们现在来说，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这样就引出第三个问题，如果要管好国有企业，既不能管得太死，也不能管得太松。管得太死，企业肯定没有竞争力，因为老总什么都不能做。管得太松，就有国有资产流失。所以可能有两个问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如何有效地衡量经理或者代理人的绩效，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中国市场还不完善，还有很多扭曲，所以企业利润好，到底是由于市场不规范造成的利润好，还是经理的绩效造成的利润好？这是比较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在国有企业受到很多政府的干预的情况下。刚刚我们大众的老总杨国平说，领导衡量我们企业老总做的好不好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听不听话，这是一个很糟糕的评价体系。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上海有一个针织厂，是生产内衣的，大量做外销，品牌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市场的认知度。这个厂原来的老总做得很好，就是因为不听话被换掉了，新换上的一个老总“很听话”，却是一个腐败分子。他让自己的一个侄儿，成立了一家公司，然后他借口影响外销而将产品以低价卖给他侄儿这个公司。可惜的是他的侄儿不争气，其公司经营不善，导致产品卖不掉。于是，企业回过头再去找国际市场，但是国际市场渠道已经被他人占领，结果这个企业就这样破产了，有几千职工下岗。所以，听不听话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办法，这样就使得我们难以来评价一个企业的好坏。

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激励我们的经理有积极性来做好我们的工作，确实为所有者的利益服务。我记得大概10年以前，我们留美经济学会在上海的浦东开了一个有关国有企业的研讨会，林毅夫和张维迎有一个大会的辩论。林毅夫认为，国有企业的主要问题是，目前在中国我们无法有效地评价经理人的绩效，所以我们就无法确定到底是奖励还是惩罚这个经理，因为我们无法来评价他们，当然他讲到还有外部环境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做好国有企业，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要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管理环境，减少对企业绩效的扭曲的因素，同时他提出要将国有企业更多地集中在非竞争性行业。张维迎认为，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信息不对称，内部人控制很难避免，所以这里有一个剩余索取权的问题。如果你要让企业的老总做好，就一定要让他有一个合法的剩余索取权。这样为企业的经理提供足够的激励，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机制，就没法激励他把这个企业做好，他就会去做自己的事情。关于经理人激励，也有一个实际的例子，在我们云南有一个很著名的企业，叫做红塔集团。红塔集团的老总把一个很小的小厂、默默无闻的、产值大概只有几十万的一个小厂，搞成了一个全国最大的生产卷烟的集团，但他退休时，他对企业的资产是没有份额的，也没有相应激励。以后，他大概做了一些违规的事情，大概拿了一些钱，结果差一点被判死刑。对他的这个例子，学者有很多争论，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应该给他一些激励，他的个人的错误的行为跟我们体制设计不合理有关系。但是仔细想一想，如果他没有激励，他就没有这个积极性来做这个事情。但是从今天看来，这两方面的问题都很重要：如何来评价经理人员，如何对经理人员提供更好的、合法的激励，这两方面都很重要但都还没有解决。当然中国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董事会，常常也不代表所有者的利益。因为国有企业的董事会应该是代表全体纳税人的利益，但是我们这个问题更严重一点——因为全体纳税人太多了，也没法向他们提意见，这个问题可能也是需要注意的。我想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可能需要多方面的制约，今天上午沈联涛先生提到公司治理需要企业的自我约束、监管的约束和市场的约束，要几方面约束并举，我想这是沈先生对香港经验的很好的总结，这对中国内地今后国有企业的治理问题可能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也同意很多人的说法——我们的国有企业的治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可能没有一个现成的路线图。

最后，我想谈一个我个人的态度，就是我本人对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还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我的依据就是如果在竞争行业的国有企业变得更加有效、更加有竞争力，那么我们的改革就成功了，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变得更加有效，那么他们就会在竞争当中被淘汰，所以说不管怎样，国有企业在竞争行业，我想都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是可能更大的问题是在非竞争行业，我们国资委的同志昨天说到了，他既不管金融（金融是很大的一大产业，国有四大银行占70%的业务），也不管文化产业（现在娱乐、文化、新闻、电视都不管，但是这些行业都是不充分竞争的行业，还有医疗行业、教育行业和公用事业，大家现在对于这些行业到底是企业还是事业，还在不停地争论，但是至少有很多产业，都是可以作为企业来经营的，所以这些产业的治理问题可能是需要我们更多的考虑）。现在大家有一种说法，要对这些行业进行私有化，想对谁都私有化。比如对乡镇卫生院实行私有化，私有化如果没有充分竞争的话，并不能解决它的效率问题，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比如乡镇卫生院，3万农民的周围只有一个乡镇卫生院，它的经营如果是民营的，如何保证它更有效呢？因为它没有竞争的，实际上没有竞争。如果全市只有一个水厂，私有化就解决问题了？所以这些产业的治理问题是更加复杂一些。我想可能得有多方面的措施来解决，一方面要加强公众多公司运作的监督，政府也要加强监督。比如说水厂要提价，如果是因为成本亏本要提价，那我们就应该审查它的成本，并不是它说亏了就是亏了。还有一些垄断企业，我们如何在一定的范围内引入竞争，我感觉很重要。当然这可能不一定能实现充分竞争，但是尽量在可能的范围内引入竞争还是很重要的。我想今后我们在这个方面可能有很大的问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