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大学规模必然也面临着扩大的必要。近年来，大学持续性的扩招，成为大学规模扩大的最重要的标志。大学扩大招生规模，一方面满足了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发展对各类、各层次人才的需要，也给大学的发展带来诸多问题。采取科学的态度正视这些问题，有利于大学健康、和谐地发展。本论结合我国学界关于大学扩大招生规模的重要讨论，谈了作者的一些见解。1193252

关于扩大普通高校招生规模与拉动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曾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诸多专家、学者持论有别、各抒己见。其中有两种代表性的论述令人瞩目，一为北大课题组发表的“如何看待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对短期经济增长的作用”的专题报告（《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8月6日）（以下简称报告），另一为徐滇庆、汤敏、左小蕾等专家先后发表的关于利用扩大高校招生规模来进一步启动内需的文章及他们针对北大报告所发表的回应文章（《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2月19日，6月4日，10月1日，10月15日）。针对徐、汤、左等专家回应北大课题组的意见，笔者在一些方面有不同的看法，谨以此文谈谈我们的观点。

（一）徐滇庆认为：“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将对国民经济增长产生相当积极的影响”，而报告之所以得出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对短期经济增长的作用很有限的结论，是因为：第一，报告在计算增加学费会影响到高教的需求时，忽略了学生毕业后的收入变化；第二，在得出教育部门对国民经济总产出的拉动时，采用了简单的投人、产出分析的理论，而没有描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有必要首先对报告所持的基本观点作一个简单的分析。笔者认为，报告的基本观点是，在肯定高等教育对我国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也肯定了目前扩招的必要性的前提下，指出了扩招对短期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有限性，其意在于提醒人们注意大规模扩招可能带来的潜在问题，进而提醒人们在扩大招生时应当考虑到必要的供给条件，特别是在考虑高等教育成本的补偿时，应估计到人民群众支付费用的承受能力。显而易见，报告本意不在否定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而是讲在短期内高等教育扩招并不会对国民经济变化产生重大的影响。应当说，报告所持的这一观点无可厚非。而徐文之所以给了报告以否定性的意见，以笔者之见，主要在于徐文对报告中所讲的基本观点缺乏全面的理解和认真的分析，因而导致了逻辑上和认识问题的方法上两个方面的错误。从逻辑上看，徐文避开了报告中的主要观点，把高等教育对中长期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对短期经济的拉动作用混同在一起来谈论；从认识问题的方法上看，他又机械地运用了经济学中的公式，忽视了由基本理论演绎出来的假设和通过实证性研究获得证实的假设之间所存在的差距。在这里，所涉及的关键问题有二：

一，报告讨论的着眼点究竟是什么？笔者分析认为，报告的着眼点是研究短期内教育自身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因而报告所得的结论基本明确无误。而徐文似乎既没有弄明白报告讨论问题的着眼点，也没有很明白地告诉人们自己的着眼点。也许正是由于其在这一关键问题上的模糊不清，才导致其得出了似是而非的结论。

二，如何准确地估价和预测在短期内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及其对高校毕业生需求增加的问题？笔者认为，不能单凭主观的善良愿望，过分乐观和理想化地苛求我国的经济在短期内一定会有一个跳跃式的飞跃和发展。经济的确需要快速发展，但我们理解的快速发展应该是稳步的，不应该也不可能会是“跳跃式”的。如果经济的增长像扩招一样，每年按照40%的幅度提高，那么，这一奇迹也势必会使它滑向相反的方向，甚至导致严重的危机。事实上，我国的经济多年来一直是处于稳步发展的状态中的，如1986年～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率为7.9%；1991年～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率为10.8%。由于经济的稳步发展，决定了从业就业的相对稳定。如1986年～1990年，从业人员平均每年增长5.1%，职工人数平均每年增长2.6%；1991年～1998年，从业人员平均每年增长1.1%，职工人数平均每年增长-1.6%。这一现象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即：如果经济的增长是稳步的，那么，在有限量的产业升级和扩大的社会现状中，理性的私人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集体、国有企业为了追求职工平均收入的最大化，他们是不会大幅度地增加其生产中的劳动力成本以抬高其平均可变资本的。也就是说，由于经济发展的相对稳定性，使得劳动岗位在短期内难以得到大幅度的增加，况且，我国经济改革主要采用的是通过资源优化、结构调整、资产重组等方式提高生产力，并非通过新建企业、增加劳动力人数这种方式来进行。因而社会无法在短期内满足所有毕业生就业的需求。当此同时，大学毕业生也不得不在排队、等待、托关系、走后门的困惑中去寻找适合于他们的工作了。正是由于因毕业人数大幅增加而导致了未来就业情况的极不确定性，因此，在没有对人才需求量进行充分论证的前提下，不应该盲目地得出他们毕业后一定能得到较高预期收人这一肯定性的结论。相反，按照劳动力市场需求的碰撞模型，当毕业生人数增多而工作职位不能随之同步增多时，毕业生平均工资水平还将会降低。同时，超常昂贵的学费，会使我国大部分地区学生的家长在做出最优化的投资选择时，必然会考虑到孩子毕业后如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使投入的数万元学费变成沉没资本所蒙受的损失。即使有些家长确信他们的子女在大学毕业后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即他们的收入能如期兑现，他们也会同时考虑到所失去的机会成本会有多少，即如果他们把用于上学的五、六万元费用直接去进行其他投资活动，会不会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当他们这样考虑问题时，放弃学习机会便是可能的。近年高考录取中，有部分上线学生录取后不去报到，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威慑于交纳高昂的学费。特别是由于我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并非完全竞争型，而是制度性分割型，劳动力的配置具有行政性、非流动性、非竞争性等特点，造成教育收益率往往并不很高这一事实，因而，在大幅度提高学费水平的情况下，会使个人接受教育后的收益率较之以前更为降低。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现实的角度去看报告的观点，便会自然地得出与徐文恰恰相反的结论。

（二）几乎与此同时，汤敏、左小蕾也对报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和批评。汤、左认为：报告之所以会得出与他们的“扩大高校招生来进一步启动内需的建议”很有分歧的观点，在于报告和他们的思路不同。“报告的各个数据、各种计算以及推论基本上是按照现行的制度与思路进行的。”“而换个思路，通过建立大规模的助学补助、助学贷款系统来解决低收入群体的学费负担；通过增收学费来提高教师的待遇与学校投资不足的问题；跳出大学办社会的框框；通过商业化、社会化的途径来增加对高校的资源供给，则我国的扩大招生还大有潜力可挖。”单从思路本身来看，无疑具有很强的开拓意识。问题在于，按照这样的思路，有可能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产生什么样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起积极作用呢，还是恰恰相反。在这些重要的方面，都应该给予足够的分析和充分的评价，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得出符合实际的而不是空中楼阁式的结论。而汤、左恰恰在这些关键的方面做得不够深入。这一点，只要我们把二者争论的主要焦点做一比较和分析，便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问题症结之所在。

笔者认为，双方争论的主要焦点有二：一是老百姓有无能力支付每年一万元的学费；二是三年之内，大学有无能力扩招一倍。报告持否定观点，而汤、左则持肯定观点。

报告认为：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居民不具备支付每年1万元学费的能力，在目前的供给状况下，百姓的支付能力应控制在每年3 000元左右为宜。而且，我国大部分高校目前也不具备三年内扩大招生一倍的条件，否则，便只能以降低教育质量为代价。而汤、左则认为：报告的需求分析大大低估了老百姓的支付能力和付费愿望；虽然，每年1万元的学费会给低收入群体带来沉重负担，但这一负担可以通过助学贷款的配套机制来解决；同时报告也低估了高校的各种制度进一步改革后对供给的影响，“两三年时间对修建三峡大坝来说是短了一些，但对建一些教室、生产一些教学仪器来说却是足够了”，如此等等，一句话，三年内学校足以有扩大招生一倍的条件。

透过上述争论的焦点，笔者发现，双方之所以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并不完全如批评者所讲的在于思路的不同，而主要在于立足点的不同，看问题的眼光和角度不同。报告立足于政策的可行性，汤、左则立足于改革的理想性；报告更着力于从长远发展眼光看问题，而汤、左则着力于从解决近期经费的困难上看问题；报告更注重从社会学和教育学的角度看问题，汤、左则更注重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正是由于这诸多的不同，才导致了在如何扩大招生规模这一问题上意见的不同。谁是谁非，孰轻孰重，只有对争论的焦点作进一步深入的分析，才能看得更加分明。

首先，关于我国大多数居民能不能负担得起每年1万元的培养费问题，对这一事关民生的大问题，不能只凭个人主观的估计，而必须立足于调查研究给予实事求是的论证。为了客观地解释和说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需要对我国广大地区的居民——不仅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而且包括不发达地区的居民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方能得出真实的结论。以笔者了解到的情况和看到的有关资料，认为报告中计算出的每年3 000元左右的学费额是比较合适的。这一额度应是对目前我国广大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人民的承受能力的基本估价。1999年《中国统计摘要》指出：1998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全年总收入为3018元，而人均全年总支出为2457元（其中主要用于衣、食、住、行及生活消费支出和家庭经营费用等项支出，文教娱乐支出仅为159.41元），收入在平均线以下的省（市、区）占全国的55%；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为5458元，其中可支配的收入仅为5425元，而家庭人均全年消费支出为4331.61元（其中主要用于食品、衣着、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等，用于娱乐、教育、文化服务仅为499.39元），收入在平均线以下的省（市、区）将近占全国的58%。不少人在指出高等教育应实行高额学费时，都无一例外地要谈到我国居民储蓄总额已近6万亿元的事实。但我们也应注意到，我国内地目前年收入超过5万元的家庭有530万户，而其存款已占全国总额的4成。在储蓄总额中，还有公款私存约1万亿元，一般居民的储蓄总额仅为2万多亿元，平均每个家庭万元左右。这万余元储蓄是一个家庭十几年，甚至数十年积蓄所得。那么依汤、左提出的高等教育每年1万元的高额学费，对一个家庭而言，意味着除了拿出所有积蓄外，还要借、贷4万～5万元才可，其间还不能有诸如家庭成员医疗等重大事件发生，试想这种超前的、高度负债的局面有多少家庭可以接受？再换一个角度考虑，这5万～6万元投资于其他渠道是否能获得更大回报？这些是每个家庭都不得不面对和深思的问题。汤、左的文章显然是不切实际地估计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既包括物质方面的，也包心理和精神方面的）。恰在此时，有人又提出了教育上的“温州效应”，似乎给了汤、左以理论上的佐证。然而，招生是全国之举，全民之事，而非一家一地之事；就全国来看，又有几个温州呢？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汤、左谈到的另一个重要观点，即“以建立大规模的助学贷款系统来解决低收入群体的学费负担”。应当承认，汤、左助学借贷的思路的确是解决低收入家庭学生就学负担的一种办法，但由于缺乏对社会现实的调查论证，使得思路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空想的色彩。在这里，我们不妨也来算一笔粗账：如果按汤、左认为的通过银行系统可以得到助学贷款的学生为20%～30%，那么当招生扩大一倍后，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将超过700万人。于是，我们可以得知，每年可享受贷款的人数将多达140万～210万人，按每人每年申请贷款1万元计，银行每年固定提供的贷款额需达140亿～210亿元。按照偿还利率可延长至十年计，则银行贷款额至少需要500亿～600亿元。由于银行系统目前尚缺乏对借贷人日后收益的监督机制，因此，当出现借贷方一直拖欠或根本无意或无力偿还借贷的情况时，这数百亿元人民币是由国家贴现呢？还是由银行自己承担？汤、左会说：“借贷学生毕业后每月连本带息只要付400元～500元左右，十年内不是便可以将借贷全部还完了吗？何用国家担忧！”然而以1998年为例，我国职工月平均工资仅为623元，特别是中西部广大地区的职工月工资更低，即使国家行政人员、教师及其他企事业单位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职工，在参加工作的前十年里月最高工资额也仅是700元～800元。如果扣除水、电、电话、房租、医疗、交通等费用，实际工资至多为500元～600元，按汤、左的算法，大学生毕业后的前十年，除了还贷以外，只有继续依靠父母生活了。生儿育女、文化娱乐等一切都只有靠边站了。我们且不说他们为了还贷要承受多大的精神负担和心理压力，单就接受高等教育本身来说，不是毫无意义和价值了吗？如果银行考虑到这诸多因素，特别是考虑到还贷能力时，会不会还愿去冒此风险呢？以上是在假设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都愿意借贷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其实，还有另一种情况，即由于受传统文化和社会心理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当学生考虑到毕业之后还要背上十年还债的包袱，他们宁可放弃上学机会也不愿去借贷时，我们又该怎样地去帮助他们呢？

不仅汤、左助学贷款的思路目前缺乏实施和操作的条件，就是其助学补助的思路也难以得到具体的落实。按汤、左的设想，考取大学的学生可以享受助学补助。如果补助是低额的，比如数百元至上千元，这对学生的高额学费来讲无疑是杯水车薪。因而汤、左所指的补助显然应该是高额的，比如3000元～7000元，否则更多的贫困学生便不会进入大学校门。当补助成为高额补助时，在高额补助金强大诱惑力的作用下，使得学生会争相获取，这不仅影响了学生的学习，而且会给学校管理工作带来一系列的麻烦。尤其是，在国家投资额不增加而学生人数成倍增加的情况下，补助金额能否满足学生的需求，还很值得人们怀疑：再者、如果50%以上的学生能享受到助学补助，20%～30%的学生能享受到助学贷款，那么余下的20%～30%的学生会心甘情愿比别人多拿数万元么？批评者会讲，怎么不可以？今年（指1999年，笔者注）不是一举扩招了44%么？可是大家应该知道，今年（指1999年，笔者注）大部分省（市、区）学生的交费额均控制在报告所论证的3000元左右，远远不是汤、左所强调的1万元。即使如此，扩招也是在录取分数有所降低的前提下才得以实现的。由此可知，汤、左设想中的助学补助的思路也是很难行得通的。

其次，关于三年之内普通高等学校有无扩招一倍能力的问题，笔者认为很难，即使实现了一倍量的扩招，也必然会以牺牲质量为代价。为保证高等学校具备办学的基本条件，以使人才培养的各项环节都能有保障，教育部颁布了《核定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规模办学条件标准》，在师资、校舍、图书资料、仪器设备、服务设施等诸方面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以目前高校的在校生规模来看，绝大多数高校已处于“满员”状态，这从教育部对全国100多所普通高校进行的“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活动中可见一斑，这些高校面临的共同困难便是校舍紧张，仪器设备不足，图书资料匮乏，日常教学经费不能随在校生数的增加而稳定增长在很多高校中，国家拨款和学生缴费除去人头费开支外已所剩无几，这就使得扩大招生带来诸多无法解决的困难。1999年国家普通高校招生数较1998年增加44%，于是校外租用校舍、扩大班级规模、增加走读学生比例等一系列应急措施也接连出台，与此同时，学生饮食、洗浴等服务设施更加紧张，实验、实习等教学环节更无法轻易解决。且不说扩招后学生生活上的种种不便，关键在于他们无法获取应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基本训练（部分处于租用校舍的学生将得不到校园文化的熏陶，班级规模扩大使得学生缺少了教师的关注和引导，实验实习每组人数的加大使学生实践的机会大为减少等），如果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是为了让更多的学生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拉动经济的增长，而得到的却是教育质量的下滑，这就是一种得不偿失的结果，与我们的良好初衷背道而驰了。徐、汤、左等专家认为如果每位学生收取高额培养费，每生每年I万元，则高校自身建设和发展就有充足的资金，这一点显然也是脱离实践的理论观点。对每位大学生的培养过程而言，每增加一位学生需要新增基本建设投资3. 8万元左右，学生所缴纳的1万元学费仅仅是其接受教育的教学成本。我们现有的高校条件是建国50年来建设发展的结果，寄希望于在未来短短3年内便把高校规模、条件扩大一倍，那么所增加的近百万学生所需的额外的（学费之外）基本建设经费近2千亿元资金将从何处解决？

我们认为，不能用孤立的或片面的观点去看扩招问题，而应该用联系的、整体的观点去做充分的论证。为此，目前在扩大高校的规模时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第一，在判定学校的扩招能力时，要注意到学校之间的不平衡性，不能以部分有一定扩招能力的学校推及到其他学校；第二，扩招必须以提高质量为前提，绝不允许出现扩招以后，因教师比例的下降而造成班级规模的扩大和老师对学生“注意”不足所引起的质量下降等情况；第三，在依据师生比判定招生额度时，应立足于我国教育的客观实际和社会的现状，既要考虑到我国师资队伍流动性不强对教师总数带来的影响，还要考虑到教师专业结构方面存在的不均衡性，同时还应考虑到现代教育技术比较落后，客观要求教师总量提高这一实际现状；第四，在确定教师工作量的大小时要尊重高校教育活动自身的特点，不能单纯以教学工作的饱和程度为据，而要重视到教师从事于科研的时间和从事社会活动、社会实践和政治业务学习的时间；第五，扩招应顾及到不同层次的学校以及同一层次学校内部不同专业之间结构的合理性。此外，在确定校舍扩建时，不仅要考虑到用于建教学楼、图书馆等基础设施、场所的资金，还要考虑用于购买土地和用于补偿土地损失的资金。如果我们能把这些因素相互联系地、统筹兼顾地做周密考虑和系统考察，那么要得出3年之内高等学校具有可以扩招一倍能力的结论恐怕是很困难的。

第三，也许不少人会说，扩大普通高校招生，实际上是推迟了劳动力就业的时间，减轻了就业的压力，同时大幅度地提高了国民的素质，有什么不好呢？我们认为，要解决好就业、上岗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建立终身教育制度来实现，通过组织大规模的在职培训和成人脱产学习来解决，而不宜把学习时间都集中在普通高中后这段时间。高等教育扩招不宜单单集中在普通高等教育这一主要形式上，还应该放在成人教育和社会教育上。目前，普通高校按一定增长比例进行扩招虽然也是十分必要的，但由于就业的不确定性以及就业岗位和毕业生期望值之间的较大差距，使得各种社会问题往往极易出现。而成人教育大多属于在岗学习或离岗进修，就业压力较小，且就业从业方向明确，学习过程针对性更强。不仅会减少教育浪费，也不会产生很多的社会问题。所以，从长远上看，普通高校招生还是要强调适度发展为好。所谓适度，就是讲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应该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扩招量应以社会对毕业生的接纳能力为基本依据。

关于扩招率问题，早在80年代原国家教委对我国2000年社会对专门人才需求的深入调查中做作过预测。预测认为：从长远上看，高校毕业生社会拥有量的增加率应低于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率。如果我们不是按照当时预测中所讲的低方案、中方案，也不是按照高方案，而是按照预测中的超前方案，即让专门人才的增长超过经济的增长，那么到2000年，高校招生年增长率也只能达到9.5%。笔者认为，这一预测结果虽然反映出为了确保质而在量的发展上略显一些保守，因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等教育的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单纯为了量的发展而忽略质的提高。因此，这一数据虽是来自十几年以前的预测结果，但由于它在预测过程中采用了比较全面的统计方法，因而这一结果对我国目前的招生工作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然，在近期内（本文写于2000年，作者注）如果能够对我国下世纪初的几年或十几年的专门人才不同层次和不同结构的需求重新做一科学预测是再好不过的事了，但在没有进行科学预测的前提下，采取稳定发展、适度扩大的措施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必然带来高速发展以后的严重停滞，造成人力资源不必要的浪费。

总之，在考虑扩大普通高等教育规模时，切不可用主观的良好愿望替代面临的客观现实，我们并不是否定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会给学生、高校、社会带来巨大的收益，而正因如此，才更需要采取既积极又谨慎的态度，使我国的普通高等教育事业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健康发展。只有这样，才是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要坚持三个面向方针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