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以来，俄罗斯经济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混合经济原则和市场基础结构开始发挥作用，混杂的双轨银行体系得以建立，金融市场已经产生。改革为搞活企业提供了动力。发展成为自由经济主动性意义上的经济进步的基本要求。

然而，在改革进程中，破坏性的发展比创造性的发展步伐要快。8年来，生产持续下滑。生产的持续下滑，伴随着生产结构的恶化、现代经济的技术核心的毁灭以及国内和国际市场份额的显著丢失。经济生活中的犯罪活动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

到目前为止，向稳定增长和高效率的国民经济转轨的条件尚未出现。通胀率从1995年的130%下降为1996年的22%，这主要是通过大规模的欠帐实现的。这种欠帐，扰乱了经济秩序，扼杀了制造商和潜在投资者的主动性。到1997年年初，工资总欠款（48兆卢布）和养老金债务（16兆卢布）明显地超过了零售存量（38兆卢布）。

内债和外债急剧增加，总债务占年度GDP的60%。深刻的金融危机显而易见，这种危机反映在实际经济部门欠款的连续增加上，反映在银行体系危机和政府不能保证可接受的最低税收水平上。这使得通货膨胀有可能不可控制地急剧提高。

近两年来，制度改革进程实际上已被延缓。政府所有的努力都旨在填补漏洞，扑灭随时燃烧的大火。俄罗斯人口减少的进程已持续数年（平均寿命预期下降4年）。生活水平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就某些重要的社会指标（包括动物蛋白的消费、人口的自杀和痴呆率）而言，俄罗斯已经超出限度。贫富差距已经拉大，乞讨和无家可归的人口数量仍在增加。社会底层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正蔓延到俄罗斯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他腐蚀着国家的道德准则和个人的私人生活。大量自上而下扩散的有组织犯罪迫切要求扩展对国家各种经济、政治和执法部门的控制权。文化、教育、卫生和科学处于困境之中。

由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失败所引致的社会问题的规模越来越成为经济变革的障碍。

俄罗斯遭遇的悲剧有多种原因。一定程度的影响是由过去的经济和社会矛盾、苏联解体、政府错误以及转轨不可避免的成本所产生的。然而，到今天显而易见的是，这一切并不能完全解释现期衰退的深度和范围。主要的原因在于改革进程本身，这些改革进程直接而明确地偏离了唯一的目标，该目标将使得改革有意义，并确保改革的成功。这个目标，即社会市场经济，已得到宣布，但实际的改革进程从开始到现在都与之毫无共同之处。

因此，当务之急是迅速修正改革进程，使其服从改革目标。人们希望，对经济增长、生产技术创新和更高效率的强烈激励的发展，只服从于无条件地承认社会目标的优先性。强化改革的社会潜力和国家的社会责任，应该成为进行制度变革和灵活选择市场配置、政府调节经济工具及现代公民社会制度的结合形式的最重要的理论根据。社会各阶层的最终利益也应该成为对外“开放”俄罗斯经济计划的基础，这一计划应该得到充分考虑，并与对国内制造商可靠的保护制度相结合。

改革战略和战术的更新并不能被立即执行。这需要对多年计划进行认真的培训、开发和执行。该计划应该吸收俄罗斯和国际经验的所有最优秀的成分，应该立足于明确形成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目标及优先权。这种目标和优先权应该得到公众的理解，并为国家领导社会进步所享用。

由俄罗斯联邦经济部开发的“重组和经济增长”这一初始的长期计划，在1996年3月的俄罗斯联邦政府的扩大会议上得到考虑和批准。最后形成了一项政府计划，明确而不含糊地承认了需要“显著提高政府的作用和责任，以确保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正常运行”，制定了“政府使用市场经济中适用的所有手段，以执行积极的产业政策”的任务，认为产业政策应该旨在“发展俄罗斯经济结构，使之满足发达工业国家使用的标准”。非常重要的是，政府在许多方面已经认识到如下事实，即：就经济运行特点来看，在激进改革进程中发展起来的经济体系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相差甚远。在这个进程中，希望使经济向经济增长转换、进行更强烈的社会改革，是唯一可以被支持的。

我们认为，政府提出的措施整体而言是不够的，在某些领域甚至是不可行的。执行这些措施并不会扭转经济下滑趋势。

考虑到自己的职业义务和公民义务，俄罗斯科学院经济部的学者决定提出克服衰退概念，并称之为“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期计划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