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在后危机时代一直是最为重要的话题，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国和美国的再平衡将向何处去？两个国家的发展战略之间有什么内在关联和相互影响？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G2代表着时下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北京和华盛顿或许并不喜欢这个称谓，但是两国占全球GDP 32%的这一事实，却是客观存在着。在这个金融危机水深火热的时代，G2还代表着最大的不确定性：两国政府都在专心致志地解决国内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而它们的决策毫无疑问将对彼此和世界其他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当前美国总统大选的背景下，对华关系问题又被做了无数文章，但这却无妨中美经济关系依旧紧密且互利。两国之间贸易往来在2011年达到了5390亿美元，在过去的10年中增长了4倍——这并不是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单方向增长，美国向中国的出口自2000年以来增加超过了500%。如此之大的贸易规模，两国之间存在争议是在所难免的。无需担忧美国在WTO与中国的贸易争议，其涉及的贸易规模仅为美欧之间贸易争议规模的一半。

不可否认的是，中美经济关系在近年变得更加紧张，有超过半数的贸易争议发生在过去4年中。这部分反映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所获得的特权正在消退，另一方面也反映美国商界对于中国经济模式越来越多的关注——包括为国有企业量身定制的游戏规则以及对外国投资中国市场的相关限制。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登陆美利坚，为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贡献了力量，但也引发了对美国国土安全的担忧。

搁下上述话题暂且不表，中美经济关系紧张的核心仍然集中于严重的宏观经济失衡。只有双方都致力于为降低这些失衡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中美的互惠互利关系才能在长期内得到维持，尽可能缩小两国的争议。

对于美国而言，当下最为急迫的调整莫过于渐渐逼近的“财政危局”。约5500亿美元的支出削减和税收增加将在2012年12月31日之后生效，如何小心地避开这一危局是摆在美国大选之后的最重要议题。这一争议只是表象，其内在的深刻内涵是如何为美国找到一个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较少依赖于政府和私人部门消费，更多依赖于投资和出口。

美国经济再平衡对于全球经济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对可持续的美国经济增长来说，从消费向储蓄的结构性转变是关键，但这也意味着美国不再成为全球需求增长的引擎。更进一步，如果依据奥巴马总统提出的2015年美国对外出口翻一番的目标，美国还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新的需求来源。这无疑是更大的考验。

反观中国，中国在2006～2011年间为全球经济贡献了近25%的增长，但是其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却使得其在创造全球需求层面扮演的角色相对较弱。伴随着世界上主要的发达经济体深陷泥潭，中国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与此同时，中国正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国得以与发达国家在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上竞争之前，其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已经在渐渐消散。

中国能够克服这些挑战，并且仍然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但这有赖于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投入艰苦卓绝的努力。能够克服出口依赖型增长的诱惑，并将经济增长的重心更多地转移至内需，特别私人消费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成功的再平衡将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做出贡献，美国消费导向的转型和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去杠杆化可能带来全球需求枯竭，而中国创造出的需求将为此提供新的源泉。中国新一届政府能否完成这一改变，现在还没有答案，但是毫无疑问这一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得到了中国的重视，并体现在新一轮的五年计划之中。

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落实再平衡战略？改革金融体系应当成为首要目标。在当前利率管制的背景下，消费者往往过度储蓄。许多评论者已经提及（包括世行报告“中国2030”），有必要放松利率管制以使中国的储蓄者能够享有更高的收益，并将他们收入的更高比重投入到消费中。建立更加深化和高流动性的资本市场，从传统国有银行向私人和外资金融机构倾斜，都能使中国的金融市场更有效地配置资本，以加速再平衡的过程。

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中国也许能减少来自美国的压力，因为金融改革能够帮助中国货币进一步升值。欠发达的金融市场和资本管制使人民币难以反映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金融改革的其他好处还包括使人民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

中美各自承担着自己国家未来转型的使命，但是互相之间也存在着互利关系，这是因为一国的再平衡意味着两国之间更大的平衡。这对于促进两国的可持续增长和良好关系大有裨益。因此，合作对于两国是明智的选择。无论是G20还是G2，中美两国都应当在再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本文原题名为“Growth and the G-2”。本文作者为CSIS资深研究员。本文于2012年8月31日刊于CSIS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