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快速城市化时期。城市建成区大幅扩展，旧有的街道坊巷翻新改造。在此过程中，经济效率和文化保护发生着激烈的冲突。城市空间的改造、经济效率的提升一定要以城市历史的遗忘、人文遗产的破坏为代价吗？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千城一面现象的出现，人们日益认识到，城市历史和人文遗产才是一座城市独特魅力的扎实根基、后劲动力的持续来源。传承城市文脉、彰显地域特色、提升文化实力，对于城市的长久永续发展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如何妥善处理城市经济发展、老旧街区改造与城市人文遗产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化矛盾为共赢，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城市发展亟须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201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考察工作时就强调：“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当前中国的城市化，正发生于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之中。中外之间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在城市空间中留下了历史的足迹。城市的发展，已不能忽视跨越国界的国际因素。同时，城市更新中人文遗产的保护，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城市人文遗产的保护，也需要借鉴来自世界的有益经验。

有鉴于此，2015年7月4～5日，“国际视野中的都市人文遗产研究与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此次研讨会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马学强教授主持的“城市人文遗产研究”创新团队发起、承办，上海音像资料馆协办。会议旨在打开国际视野，挖掘城市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国际因素，交流各国城市人文遗产研究与保护的方法和进展，推动国内尤其是上海都市人文遗产研究与保护事业的国际化发展。

研讨会在一段首次公开的珍贵历史影像中开幕。上海音像资料馆、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人文遗产研究”创新团队，利用上海音像资料馆珍藏的外滩早期视频影像，联合制作了一部纪实短片《世界的外滩》。短片中包括一段摄制于1898年的外滩影像，此时距离电影技术在欧洲诞生仅仅3年，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外滩影像。短片中还披露了一段淞沪抗战时外滩遭受日军炮火袭击的影片，这是上海音像资料馆最近收集、修复，并首次公开的抗战时期外滩影像，弥足珍贵。纪实短片《世界的外滩》，令与会学者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外滩的发展历史。

会议开幕式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健研究员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振、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汪建强、上海市档案馆副馆长邢建榕分别致辞，对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祝贺。随后，神奈川大学工学部建筑学科的内田青藏教授和美国南加州大学东亚系主任史瀚波（Brett Sheehan）教授作为海外学者代表致辞，高度赞赏了此次研讨会的国际化视野。

两天的会议共分为五大专题。第一个专题为“他山之石：国际都市人文遗产的研究与保护”。首个报告为来自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Rebecca Madgin教授的“英国城市遗产的价值转换：回顾与展望”。在英国，人们对城市人文遗产价值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将城市人文遗产视为改善城市环境的一种景观；第二个阶段，开始认识到城市人文遗产能增加城市魅力，为城市带来经济上的溢价；第三个阶段，对城市人文遗产的认识开始超越单纯的经济考量，发现其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具有融合地方社群、凝聚社区精神的独特社会效用。目前，英国的城市人文遗产保护工作，将更多适配社区发展的需要，发挥其在社会凝聚方面的作用。日本神奈川大学建筑学科内田青藏教授的报告题为“存续历史与建筑遗产的横滨城区建设”，介绍了1859年横滨开港以降，横滨城市空间的发展历程。居留区的建设对横滨的建筑风貌和城市肌理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二战后，横滨的城市建设一度忽视其作为早期开港城市的历史而缺乏特色。1968年后，横滨的城市规划着意加入对城市人文遗产的保护，采用外观保留、另造别馆等方式，保存了一大批富有纪念价值的近代历史建筑，这些建筑现已成为横滨的标志性景观。大阪市立大学的大学院文学部塚田孝教授则为与会学者带来了对日本另一大城市——大阪的研究，他的报告题为“近世大阪的开发与社会·空间构造——以道顿堀周边为中心”。基于安井家保存的文书，塚田教授指出，在历史上，道顿堀两岸的土地在产权上属公有，但两岸町人对这部分土地的使用权也得到了认可，这直接导致了后世道顿堀在清淤、护岸和两岸开发等事业中产权纠纷问题的产生。道顿堀两岸，现在是大阪重要的观光景区，塚田教授对历史资源的观光资源化及由此导致的历史遗迹被改造，还是持一种批判态度。本专题的最后一个报告是理论性的宏观思考。澳大利亚南威尔士州立大学建筑学系主任阮昕教授向与会学者介绍了他对住屋形态发展史的理论思考，他的报告题为“研究住屋文化史的建筑手段”。阮教授将住屋形态的演变归纳为三种模式，一为合院模式，象征天地之间的关系；二为文艺复兴后出现的多房间连通模式；三为近代以降的独立房间向公用走廊开口模式，这一模式强调了对生活私密性的保护。每种模式有不同的变形，譬如外立面形态、平面形状和建筑用材等。这些变形其实都是次要的，住屋宅形变化最核心的内容是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就是说，应当将人类生活方式的演变作为把握住屋模式演变的主线。

研讨会的第二个主题“中国经验：城市更新与人文遗产保护”是本次会议研讨的一个重点内容，故分为上下两场，上半场包括5个报告。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大学东亚学院的尹冬茗（Dorothée Rihal）博士曾在武汉工作多年，对原法租界的近代建筑多有关注。她的报告题为“汉口法租界建筑遗产的奇妙之旅：谈一谈建筑遗产的再利用”，介绍了汉口圣母无原罪教堂、东方汇理银行、大智门火车站和德明饭店等建筑在1949年后，尤其是近20年来的使用情况。尹冬茗博士对历史建筑的重新开发和利用持宽容的态度，她指出，建筑终究是要为人所用的，它不应当只是被当作博物馆中的文物而完全凝固于历史，它完全可以根据目前的需求赋予新的用途加以利用。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张笃勤研究员的研究亦围绕武汉而展开，他的报告题为“当代中国都市景观设计与人文遗产保护——以武汉新区为例”。他强调，新城区的规划不能以消灭城市传统风貌为代价，而要为城市人文遗产的保存和展示留下空间。他特别重视城市人文遗产的公共性，主张其开发利用应以创造城市公共空间为导向，反对将城市人文遗产改造为富人住宅。城市人文遗产是大众的共同财富，其开发应为大众服务，而不应成为贫富区隔、社会撕裂的道具。杭州是另一座有着丰富历史人文遗存的城市，杭州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历史保护研究所所长华芳和规划师王沈玉做的报告题为“转型发展背景下城市遗址的保护利用研究：以杭州市南宋临安城遗址为例”，介绍了他们在临安城遗址保护工作中的实践经验。临安城遗址面积广大，属于典型的都市型大遗址，并且遗址与当代杭州市区上下重叠，因此保护难度极大。规划者通过细致梳理历史，将遗址区划分为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和环境控制区，赋予不同的功能适建性，在遗址保护的前提下，合理规划现代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在遗址展示利用方面，鉴于部分遗址残存遗构不多、观赏认知度低，规划者创造性地采用树木、灯光等意象性的标识展示手法，虚实结合，提升大众的临场体验，从而引导大众形成更为完整的遗址整体空间感。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的城市人文遗产保护同样受到学者的关注。美国西北大学历史学系柯必德教授的报告“古代苏州的现代性”，对最近20年来苏州城市建设中的争议进行了回顾和讨论。苏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同时，它又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现代城市之一，苏州的城市建设应当如何兼顾这两个特性呢？破坏传统成为批评现代城市规划最常用的理由。苏州博物馆的设计和施工、苏州工业园区完全诉诸市场的规划建设，曾引起全国性的广泛讨论。柯必德教授认为，这些讨论之所以受到全国的关注，正是因为各地普遍存在着对城市快速发展中传统和审美缺失的担忧。无锡是毗邻苏州的一座近代工业城市，英国莱斯特大学城市史研究中心林涛（Toby Lincoln）博士的报告“无锡：中国的‘小上海’”梳理了无锡在近代工业崛起带动下的城市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以荣氏家族为代表的地方精英和地方政府发挥了领导作用，但是，这两种领导力量在城市发展理念上存在着分歧。林涛博士以戚墅堰电厂的建设为例，展示了无锡城市建设在精英和政府博弈中前行的过程。

“中国经验：城市更新与人文遗产保护”的下半场同样包括5个报告。上海城市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熊月之研究员做了报告“关于加强上海都市人文遗产研究的几点想法”，高屋建瓴地指出了以往上海都市人文遗产研究及保护中的四个偏重和四个不足：偏重于中国人物，对外侨人物研究不足；偏重于红色人物，即反帝反封建方面的人物，对其他人物研究不足；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偏重于其政治方面，对其他方面研究不足；对都市人文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偏重于看得见、摸得着的显性部分，对看不见、摸不着的隐性部分研究不足，特别是对已经不存在的著名建筑的人文遗产研究不足。熊月之的报告为上海都市人文遗产研究的未来发展指出了值得加力、重视的方向。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规划系主任杨贵庆教授的报告“从‘社会生态链’看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则用一种新的视角对都市人文遗产开发和保护的价值做出阐释。不同人群组织在社会生活中环环相扣，组成“社会生态链”。社会生态链的节点越多，亦即人群越多元化、人群间关联越多样，社会结构便越稳定。上海城市社会的稳定，与上海多元的社会结构、各层次来沪人员均能在城市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密切相关。因此，都市人文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应当在营造都市公共空间上下功夫，为丰富多元人群的城市生活、加固社会生态链的多元结构做出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城市人文遗产研究”创新团队首席专家马学强教授的报告“城市的容器：上海石库门研究的多重视角”恰为杨贵庆教授的观点做了历史的诠释。中西合璧的石库门建筑是标志性的海派景观，是近代上海最为珍贵的都市人文遗产之一。石库门内，各色人等齐聚、三百六十行齐备。石库门不仅是住宅，还兼有其他多重功能，它真正体现了城市作为社会容器的特性。近代上海的城市活力，正蕴藏于石库门所涵纳的多元人群之中。“城市人文遗产研究”创新团队研究员万勇博士的报告“城市历史空间研究的重要意义与初步探索”，结合自己在研究与规划的两栖经历，务实地指出城市规划建设需要保存历史记忆、汲取历史智慧，历史空间的研究需要走多学科融合的路子，并打开国际视野。就上海历史空间的研究而言，需要在基础工作上下功夫，对上海不同时期的历史地图和历史图片进行有计划的搜集和整理，对上海城市史研究的成果进行细致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对上海城市功能变迁的空间演进进行系统化研究。图形处理、逻辑推导和建言献策，应三位一体，将基础研究的成果导入城市规划的实践。该专题的最后一个报告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牟振宇博士的“历史人物在城市文化遗产研究中的价值：以上海法租界缔造者敏体尼为例”。城市的发展，离不开鲜活的个人，尤其是活跃于历史关键时期的人物，敏体尼就是这样一个角色。牟振宇博士利用在法国公藏机构收集到的史料，梳理了敏体尼的生平事迹，概括了他在上海城市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敏体尼开创了法租界，并对中法贸易进行缜密的调查，他重视保护传教士在华的活动，并突出了领事在租界事务中的领导地位。敏体尼的这些活动，对日后各口岸城市法租界的街道风貌和管理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研讨会的第三个议题是“面向未来：都市人文遗产研究与保护展望”。这一组报告集中于对都市人文遗产保护未来趋势和城市发展轨迹的探讨。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刘杰教授的报告题为“上海城市建筑遗产再利用的探索研究”，介绍了他对上海城市建筑遗产再利用的最新思考。历史为上海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但妥善保护和利用这些建筑遗产颇为困难，绝对的保护与纯粹的再利用对建筑而言都是双刃剑。要求在规划中协调相关人群的不同需求，平衡遗产保护、居民便利和创意发展这三个方向，形成合力，充分发掘建筑遗产应有的价值。近20年来，上海出现了诸如“新天地”等优秀开发案例，但成绩的背后还隐藏着诸多的问题，问题的焦点便集中于未能在遗产保护、居民便利和创意发展之间做好平衡，对部分人群造成了负面影响，且制约了建筑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的东邻日本，在城市人文遗产的保护上起步较早，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教授邹怡的报告“日本工业遗产开发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梳理了日本工业遗产保护工作发轫的多元动力：专业的技术史研究者和行业爱好者用心于技术的保存和传承，民众通过工业遗产重温自己的热血青春，国家借此宣传近代民族国家强大的根基，而地方政府和社团希望从产业调整后留下的工业遗产中寻得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日本工业遗产的开发着力于各方力量的有机整合。2014年申遗成功的群马县富冈制丝场以及近代绢丝产业遗迹群，其保护和开发过程中，便充分考虑了各利益团体的诉求，从而有力整合了企业、地方政府和民间社团的力量。人文遗产的内涵，常与国家发展战略有关，工业遗产如是，地名文化亦如是。浙江省舟山市民政局、舟山群岛地名文化工作室王建富主任的报告“地名是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石’——以舟山地名与国家战略之间的关系为例”，通过考察舟山地区地名的演变，透视了地方发展与国家战略间的关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地处海疆的舟山群岛经历了远离朝政、远离战火的宁静渔猎生活，也经历了朝野关注、世界瞩目的重大事件，见证了中国从“黄土文明”走向“海洋文明”的历程。舟山，因国家战略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命运。地名，生动地记录了这些历史进程。地名，是长时段历史的无声记录者，而对近代史而言，影像资料是更为直观生动的历史记录。上海音像资料馆研究馆员张景岳先生的报告“上海市区的拓展轨迹与人文遗产的空间分布”由一段段珍贵的历史影像展开，可谓“百闻不如一见”。上海音像资料馆收藏有1500分钟声影并茂的老上海影像，可以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一些细节，还可以补充文献之不足。例如，1935年，在沪英人亨利·雷士德捐资建造的医学研究院，是当时与国际接轨的一流医学院，前述熊月之教授的报告中曾感叹对雷士德的研究太少，而上海音像资料馆便收藏有记录雷士德医学研究院外观、内景的珍贵影像。这一组的最后一个报告是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地理系蓝图博士的“可见性的博弈：服装产业网络和意大利普拉托的城市空间”。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大量温州移民进入意大利服装产业，尤其在意大利中部城市普拉托，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服装产业网络。蓝图博士的报告梳理了普拉托的城市空间如何被温州移民带来的新兴服装产业所改变，并进一步指出，这种空间变化是由普拉托的政策制定者、意大利商人和普通居民、中国商人和劳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层面上的复杂博弈所形成。其结果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并非由其中某一方主导所完成，城市的空间演变是多方利益团体合力作用的结果。

会议的第四个议题是“都市对话”。这是一组不同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比较讨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张利民研究员的报告“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公共性——以天津为例”从公共性的角度切入，对当前城市人文遗产保护中的成败得失、问题和措施进行了分析。从天津的案例来看，城市人文遗产保护工作中存在着政府部门多头管理、协调不足、缺乏系统规划等问题。城市人文遗产由市民所创造，并且深刻嵌入市民的日常生活，城市人文遗产的保护理应为公众提供多渠道参与的可能性，将城市居民自下而上的保护与政府自上而下的保护相互结合，使民间自发的保护意识能够通过一定的途径落实为具体的保护、参与行为，从而提高保护利用的效果。公众史学、口述历史和城市人文遗产保护群体的多样化，都是未来值得推广的研究与保护措施。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钱宗灏教授的报告“城市史研究的深层次耕耘——以上海张园为例”是一个细致的个案研究。张园，这座近代上海著名的豪华园林，被学界定位为晚清上海的公共空间，但因张园早已荡然无存，所以，关于张园的诸多详情，至今语焉不详。钱教授通过爬梳西文资料、考证旧照片，梳理了张园的创建和易主过程，并精确地考证出张园中著名建筑安垲第的位置应在德庆里一弄（今茂名北路264弄）至荣康里三弄（今茂名北路250弄）之间，其最后的拆除应在1948年之前。杭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七所所长韦飚的报告“都市外围区域更新过程中的人文遗产保护——以杭州城北地区为例”，结合目前正在进行的规划工作，介绍了杭州城北地区的人文遗产保护实践。杭州城北地区有着以杭州钢铁集团公司半山生产基地为核心的工业带和以半山森林公园为核心的优秀山水资源。由于杭州钢铁集团公司半山生产基地关停在即，如何将这部分工业遗产合理地加以保留和开发，成为规划中的一个难点。韦飚所长深感在城市更新过程中，随着传统的建筑布局、街坊里弄和滨水地带等物质形体发生改变后，非物质文化遗产即便有心保存，也常只是徒留表象，而其真实内涵已残缺不全。对此，强调以落实空间为主要任务的规划设计单位常颇感无力，希望能与公众、政府机构及专业的历史文化研究机构展开有效的合作。美国加州大学圣科鲁兹分校东鸿（Abbie Zamcheck）博士的报告“延续的谱系——民国时期江南重建及其回应”，考察了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城市和乡村建设。东鸿博士发现，在此过程中，地方精英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传统的宗族关系仍是近代新事物传播至大众的重要纽带。民国时期，来自城市的新风尚，经由在城市接受教育的地方精英子弟，顺着宗族纽带，进入乡村，深刻地影响了乡村的发展建设。

会议的最后一个议题为“跨学科交流”。上海音像资料馆杨海生馆长的报告“影像资料对都市人文遗产研究与保护的作用——以上海音像馆实践为例”，基于该馆馆藏，展示了影像资料在都市人文遗产研究与保护中的重要作用。城市人文遗产的保护有四大原则：真实性、整体性、可读性、可持续性。真实记录城市历史风貌的影像资料，正体现了城市人文遗产保护的四大原则，从而日益为城市史研究者所重视。目前，上海音像资料馆不仅大力寻访、抢救历史影像，同时留心摄录、保存当代上海发展的资料，并通过互联网等技术手段，令影像资料更容易为学界所利用、公众所了解。影像资料固然直观真实，但对于影像技术问世之前的城市历史，还需缜密的古文献考证和古地图解析工作来考察。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钟翀教授的报告“城市历史形态学视野下的上海老城厢中尺度长期演变分析”，就利用旧方志和旧地图，复原了北宋至清末上海县城的平面格局。上海作为城镇的历史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北宋至元代建县初（11世纪～14世纪中期）的河埠型市镇阶段；元末至明嘉靖筑城前（14世纪中期～1553）的环河型水乡县市阶段；明嘉靖筑城初至民国初拆城（1553～1915）的老城厢阶段，近代化之后至当代（1915年至今）的嵌入型“城中城”阶段。上海老城厢平面格局的长期演变过程，不仅具有典型个案价值，更为今后系统研究江南城市历史形态的演化进程和规律，推进都市人文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积累了素材。除旧方志和老地图外，近代档案也是城市史研究的极佳素材。上海市档案馆馆员彭晓亮先生的报告“城市·建筑·人——以上海外滩法国邮船公司大楼为例”，利用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的档案，梳理了法国邮船公司大楼的设计、落成、使用和传承情况。无数近代著名人物曾在此工作、出入和交际，细数历史，大楼不啻为近代中国一个重要的历史舞台。现在，大楼为上海档案馆外滩馆，彭晓亮先生即在楼内工作，故其中细节，信手拈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秀莉博士的报告“关于上海工业遗产保护的思考”，指出了目前上海工业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不足，提出对于都市人文遗产的保护，不仅历史悠久的建筑要保存，且新中国成立以来60余年的当代工业遗产也应纳入研究与保护的视野。如上海苏州河沿岸工业遗址、沪东工业遗产、闵行工业遗产和其他卫星城工业遗址等，均应受到关注。这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工作，不管政府和相关部门是否重视、是否配合，有识之士都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文献调查、口述访谈和影像记录，这是一项存史鉴今的重要工作。目前，来自建筑、规划和传播等学科的学者也开始与历史学研究者携手，共同关注工业遗产保护，这对于都市人文遗产研究的视野拓展、方法更新均大有裨益。最后，上海交通大学校史办胡端和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生龚浩的报告“民俗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瓯江流域为中心的考察”，介绍了瓯江流域浙江丽水和温州地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木拱廊桥、龙泉青瓷、龙泉宝剑、青田石雕、瓯绣、瓯塑等物质文化遗产背后蕴藏的民情风俗。

两天的会议，内容丰富、安排紧凑。五个主题的专题报告结束之后，马学强教授和杨海生馆长主持了一个总结有力的闭幕仪式。同济大学副校长、联合国环境署—同济环境可持续发展学院院长伍江教授长期直接参与上海城市人文遗产的保护工作。他指出，不少城市人文遗产目前还在使用中，它们是活的，所以不能用文物的眼光来看待它们，不可拘泥于不准改变现状的文物保护方法来处理“活着的”城市人文遗产。物质遗产中原有的人文活动现在有些已经消逝，这是历史事实，必须正视，我们不能勉强地去保留它们，强制地演戏和不道德的看戏，都不是可取的城市人文遗产保护之道。英国格拉斯哥大学Rebecca Madgin教授指出，城市人文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必须重视人和建筑之间的感情，专业人士理应担当起社会责任。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塚田孝教授以自己的工作经验为例，号召学界加强与公众的联系，携手进行基层调查。假以时日，此项基础工作必定可积累起极其丰富的民众生活记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张利民研究员同样有着丰富的城市人文遗产保护实践经验，他指出，城市人文遗产保护工作，涉及学理和现实多个方面，学者不应将自己视为旁观者，只是对工作进行批评，而应多接触实务部门，充分了解工作开展的具体条件。同时，各城市人文遗产的比较研究，现在已有了研究意识，但仍少有此类工作，未来值得花大力气推进。最后，由中国城市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熊月之研究员发言，他强调了城市人文遗产研究及保护工作的现实性和前瞻性。他认为，智库工作是眼睛向前看，而历史研究是眼睛向后看，城市人文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将两者很好地衔接起来。城市人文遗产具有不可伪造性、不可再造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众生活层次的提高，大众必定更加注重对文化的追求，故城市人文遗产的研究、保护和利用工作，任重而道远。

城市的建设，意味着城市的更新。旧城，一度被人们视为理应毁弃的不良资产。然而，当千篇一律的新城在中国各地出现时，人们方才意识到城市的个性和魅力乃来自于其历史文脉。都市人文遗产，是城市文脉的物质载体和精神表现。随着城市史研究的深入、全球史研究的展开，学界日益认识到，对城市历史的理解，不仅要细致梳理城市文脉中的地方性知识，还要将城市置于全球历史的进程之中，善于发现城市文脉中的国际因素。同时，关于城市人文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国际上也已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仍在进行不断地思考和摸索。所以，本次研讨会主题中的“国际视野”一词兼具以上两层含义。

研讨会中，与会学者形成一个共识，城市人文遗产的保护和研究是一项综合性的事业，并非一个学科所能完成，而需汇合历史、地理、建筑和规划等多个学科的专业人员，也并非单纯学界人士所能完成，而需沟通学界、社会团体与职能部门，汇聚合作，形成合力。本次研讨会的召开，也希望借此形成一个跨学科、跨领域、跨国界的交流平台，汇聚有识之士，共同推进城市人文遗产研究和保护工作的务实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