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鹏博士所著《战略性工业化的曲折展开：中国机械工业的演化（1900—1957）》一书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付梓。这部著作脱胎于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几经打磨，谋篇布局和行文用词已臻成熟。为了避免班门弄斧，笔者想从经济理论背景切入，从该书的特点、贡献和面临的问题等方面对其进行评价。

在经济思想史上，坚持非均衡主义的经济发展学说可以上溯至比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还久远的时代。相比于古典经济学研究一般性的经济活动，这一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更注重产业结构红利，主张国民财富的源泉不是来自贸易，1230379也不是报酬递减的（传统）农业部门，而是具有报酬递增的制造业部门。这些制造业部门也被称为战略性产业、先导部门或基础部门。甄别出具有报酬递增效应的产业并给予重点扶持或保护，被视作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相应的，隶属这一传统的经济学家，奉工业化或者抑制他国发展工业为国家竞争之圭臬。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发展阶段），战略性产业的形态有所不同，或为纺织业、制铁业、炼钢业、机械装备制造业，或为交通运输设备、石油化工、信息技术、生物产业，但其对经济发展的效应并无二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至1970年代中期，经济学界和政策界活跃着一大批发展经济学家，将上述关于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学术思想加以系统化、理论化和模型化，一时间经济发展理论百花齐放，群星璀璨。以此为指导的经济发展政策成为诸多国家战后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特别是大量战后获得民族独立的亚非拉国家，出于谋求独立自主、国富民强甚至赶英超美的目的，纷纷采取以战略性产业为主导的工业化纲领。受新古典复兴运动的冲击，经典发展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度陷于低潮。近年来，演化经济学家一方面利用产业创新的研究重构了战略性工业化理论，另一方面利用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经济政策史的研究，形成了演化发展经济学，在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上，继承和发展了战略性产业与工业化的学术传统。

按照演化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纲领，该书具有如下贡献。首先，高度重视战略性部门在推动工业化进程中的决定作用。机械工业是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涌现的战略性部门，机械工业的发展为其他产业提供了资本和技术密集度更高的装备，不仅提升了工业的生产效率，而且改变了工业生产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模式，对人类社会工业化的路径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代以来，中国因错失工业革命的机遇，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沦为一个后发国家，在该书的考察期内（1900—1957）都是一个追赶型的后发国家，工业化水平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存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别。作者把握住这一历史时期中国机械工业的演进，并以此为研究中国战略性工业化的切入点，准确抓住了战略性产业演进与工业化进程的主线。

其次，产业演进嵌入特定的制度环境，即便是同一产业且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相同阶段，当被置于不同的制度环境中时，产业演进的路径也可能会分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无疑是产业演进外部制度中的基础性制度。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多种多样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也遭到了强烈的外生冲击（如抗日战争）。其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经历了数次重大调整，机械工业的产业管理体制、产业政策实践、行业管制等制度进行了多组“实验”，这样的制度环境为机械工业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素材。该书作者牢牢抓住考察期内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重构不同制度环境下战略性产业的发展状况、特点和绩效，使得全书的理论框架自洽，逻辑一致，结构清晰。

再次，正是由于重视制度环境对机械工业发展的重要影响，该书作者所宣称的“历史学派视野”大有用武之地。全书主要采用历史学派传统的历史方法、比较方法和制度方法，剖析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定制度环境下机械工业的结构性差异、中外产业发展的分野，用理论思维统率翔实的史料，并从中抽离出一般性的规律用于新理论的构建，颇有历史学派和老制度主义的遗风。同时，该书关注中国情景和中国问题，对以西方和东亚日韩等少数发达国家为主要对象的演化发展经济学，做出了中国学者的原创性贡献。

最后，虽然这是一本产业史的研究著作，但是所探讨的问题并不过时，对当代中国相关问题的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例如，当前中国大力培育和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虽然比20世纪上半叶的机械工业复杂、高端得多，但是这些产业部门对中国进一步推进工业化，提升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与当年的机械工业依然有诸多相似之处，如何培育和发展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也会遇到当年机械工业发展所遇到的问题。例如，在战略性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需要回答的问题，产业史的研究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或许可以提供一定的思路。

这部著作是一部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其中涉及一些经济学的理论和概念，作者将之用于建构分析框架，组织史料，归纳结论。那么，相关经济理论和概念的界定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该书选择以“战略性工业化”为题，不可避免地带有经典发展经济学的“基因”，那么关于经典发展经济学的“是是非非”也成为该书不可回避的问题。下面仅对此做三点近乎苛刻的评论。

第一，贯穿该书的主线是战略性部门演进过程中国家与市场作用之争，虽然作者对政府和市场的界定着墨不多，但存在按照主体区分国家与市场边界的倾向，即将非国家（政府当局）的因素归结为市场，以区别于国家。这种分类符合日常的惯例，但从经济意义上讲，如此划界或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经济学中（特别是在发展经济学中），市场表示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供需双方的主体既可以是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也可以是企业、家庭、个人结成的私人部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供求都是市场的组成部分。从该意义上说，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国民政府出于满足公共效用（抗战救亡）之目的，对机械工业的大量订单是一种公共部门的需求，在行业内的相关企业看来，难以区分这是国家的作用还是市场的作用。换言之，即便是特定时期公共部门的需求主导了市场需求，也仍然是市场需求。这是按照主体区分国家和市场关系所面临的挑战。在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讨论中，核心的问题在于是否遵从价格机制配置产业资源，即“矫正价格”（make price right）与“扭曲价格”（make price wrong）之别。因此，以价格机制之存废划定国家与市场之界限，或许比按主体划分更为准确。

第二，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机械工业的曲折演进受到多重因素的作用，至于不同时期何种因素起决定性作用需要专门的检验。作者通过一系列的对比研究，论证两个机械工业发展的“好”时代（1937—1945年和1949—1957年）都不是市场主导的结果，此结论值得进一步商榷。至少中日战争为中国机械工业创造了空前的市场需求，不仅机械工业投入与产出需求量大幅增长，而且需求层次显著提升，这些需求方的因素在机械工业发展过程是难以忽视的。对此，甚至可以提出如下替代性假说：抗日战争之前和战后内战时期，中国机械工业发展绩效相对“较差”，恰恰是因为缺乏了战时市场拉动的作用。事实上，战争市场对战略性产业（或新兴产业）的显著促进作用，包括演化经济学家在内的很多研究者都给予了承认。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机械化和摩托化作战的需求刺激了履带式车辆和轮式车辆产业的发展，日本军国主义“要求”丰田等原轻工业制造企业发展汽车业务等。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上述国家与市场界定问题的延续。

第三，作者推崇国家而非市场在战略性工业化中的首要作用，所以进一步推导出“国家意志”的强弱对产业发展有重要影响，主张以国家意志弥补市场作用的缺陷。这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但是中间的过程或需细化。资源动员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都是战略性工业化所必需，强国家意志可确保的是一国具有较强的资源动员能力，但并不一定确保其具有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在支撑性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市场机制存在多种多样的缺陷，但是市场机制仍然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方式，使用不当的“国家意志”也存在“挤出”市场机制的风险。这是20世纪70年代经典发展经济学饱受诟病而逐渐丧失思想与政策市场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识别国家和市场作用时，分别发挥二者在资源动员和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或更有利于战略性工业化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