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不是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具体地说，假如不发生鸦片战争以及此后中外之间的冲突，乾嘉诸老所创建的学术范式或许能为中国文化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使中国传统文化真正通过自身的力量完成近代化的转变，变成梁启超、胡适所期望的“近代科学”。然而，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以假设完成，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并以中国的失败和屈辱的城下之盟——《南京条约》（又称《江宁条约》）的签订而告结束。从此，中国的社会性质一步步地发生变化，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再也不能按照旧有的轨道前进，而只能被迫融入西方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轨道，所谓现代化问题成为近代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之一。

鸦片战争的爆发既是中西文化冲突得不到协调的后果，也是中西贸易长期不平衡的反映，更是西方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过程中的必然结果。如前所论，雍正皇帝本不太喜欢西方的传教士，因为传教士中的一些人曾经在他继位问题上明显地站在他的反对者一面，所以雍正皇帝在其统治时期对传教士的种种限制，远比其父康熙皇帝更为严厉。1724年，清政府通令各省禁止中国人传习西方宗教，强调凡国人信仰西教者，必须尽快改信他教，否则处以极刑。对于那些来华的西方传教士，除了那些极个别的高层传教士外，其他人必须逐步离开中国。后经在朝耶稣会士的奏请，允许各省的传教士暂留广东，以便能够与其本国通信，逐渐回国，各省先后抵达广东的传教士有300多名。

中西文化的交流当然并没有因为雍正皇帝的禁教命令而完全中断，到了雍正皇帝驾崩的那一年即1735年，仅江南各省受天主教洗礼者就有1000多人。中国人信仰西教者屡禁不绝，于是乾隆元年清政府再次下令严禁中国人信仰天主教、耶稣教：凡国人信仰西教者当立即弃教，否则无论旗人、汉人，一律处以重刑，并严格禁止暂时居留京师的传教士借传习天算历学而劝中国人入教。

伴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是中西经济交往的不平衡。中西之间的贸易对于清王朝来说，在当时或许根本不重要，在中国向西方输出大量丝绸、陶瓷特产的同时，中国传统的生存方式使广大的中国人或许根本不需要西方的工业制品。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取得相当工业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任何的贸易不平衡都可能导致新的危机。于是随着中西贸易不平衡的持续扩大，英国人终于在雍正五年即1727年，首次向中国输入鸦片200箱，每箱重达133磅。是为西方国家向中国擅自输入鸦片之始。

鸦片贸易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或许可以有效地弥补贸易不平衡问题，但是其后果不仅会使中国大量的白银流往西方，而且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势必会因鸦片的泛滥而受到严重的侵害。鸦片不仅仅是一般商品，更是一种毒品，吸食鸦片极易上瘾，从而沦为不事生产、辗转烟榻的“大烟鬼”。正是鉴于这种危害的严重性，仅仅在英国向中国输出鸦片两年之后即1729年，清政府首次公布禁止国人吸食鸦片的规定。但清政府的禁烟决定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既没有解决中西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更没有阻止英国对中国强输鸦片的行径。中国在鸦片的蚕食下正在步出昔日的辉煌，古老的中华帝国如同久食鸦片的“烟鬼”，面对西方新兴资本主义的步步进逼，正在从往日的强势向弱势转化。

西方向中国输出鸦片显然是不道德的，但是，资本的扩张从来就不是道德行为。从隐藏在鸦片贸易后的经济原因而言，如何解决中西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并没有引起清政府的注意，老大帝国的心理与朝贡体制的惯例，使他们认识不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不愿与“化外之人”讨论这个问题。正如马戛尔尼使团的随员斯当东所说的那样：“大家都知道，英国是一个商业国家，商人是社会中最活跃最富裕的组成部分。商人的利益和活动随时受到政府极大的注意，并在许多方面影响政府的措施。因此，英国派遣一个使团到中国访问，自然是为了商业的目的而去的。”英国政府在1793年派遣特使马戛尔尼以庆贺乾隆皇帝80岁寿辰为名访华，实际上所要讨论的问题显然是中西尤其是中英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以及英国人在中国的地位及待遇等问题，并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同意两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同意扩大英国在中国这一具有巨大前景的贸易市场的份额。

英国政府对于马戛尔尼使团的这次中国之行予以高度重视，英王乔治三世为此专门给中国皇帝写了一封信。然而由于这封信是用拉丁文书写的，英国政府遂将这封信寄往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一个天主教学校，请他们协助译成中文。只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个学校专门训练送到中国去的意大利及葡萄牙传教士，而天主教会恰恰不希望英国外交使团的中国之行获得成功，以免助长与天主教水火不相容的新教势力。所以，这些神甫在将信译成中文的同时，却又另抄一份并加上附言先行呈送清政府，指这些英国人居心不良不可信赖。

英国使团的行程原本并未引起清政府太大的注意，倒是意大利天主教神甫的告诫引起了清政府的关切，加上清政府本来就有“上国”心态，因此在接待马戛尔尼使团的时候，态度趋于冷淡。中国方面的接待官员一方面以中英之间的礼仪之争故意拖延马戛尔尼使团的日程，另一方面则在乾隆皇帝接见马戛尔尼的时候，明确而傲慢地告诉马戛尔尼，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不需要外面的东西。英国既然无意向中国称臣朝贡，那么中国当然不会同意什么两国建交，更不存在解决什么贸易不平衡的问题。结果，马戛尔尼使团的中国之行以失败而告终，中英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仍然无法获得解决，英国商人依然无耻地向中国输出罪恶的鸦片，中国大量的白银依然源源不断地流向西方尤其是英国商人的腰包。

鸦片贸易的兴隆和吸食鸦片的泛滥实际上很快成为中华民族的灾难。但是，由于这种非法的走私贸易不仅保证了英国不法商人的利润，而且使中国一些商人从走私贸易中获取巨额利润，同时，腐败的地方官吏得到了无穷的好处，这两者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使清政府在怎样处理鸦片贸易的问题上长时期进退两难，善策难筹。1836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向清政府建议鸦片贸易合法化，与外国进口药品一样，由政府向进口的鸦片课征关税，同时规定只能以中国的商品进行兑换，而不能使用白银购买。他还建议在国内种植价格低廉的罂粟，以便同昂贵的进口鸦片展开竞争，最终将外国的鸦片挤出中国市场。

许乃济的建议是基于贸易原则的解决办法，但是当时鸦片的泛滥实际上已经对中华民族的身心健康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因此在清政府内部以及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中，许多清醒之士坚决主张彻底禁绝吸食鸦片，黄爵滋、魏源、龚自珍、林则徐等人均持这种主张。1838年6月，黄爵滋建议清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对烟民不惜处以死刑，以彻底禁绝吸食鸦片和鸦片贸易。道光皇帝接到这份奏折后批转各地督抚认真讨论，提出方案。具有局部地区禁烟经验的湖广总督林则徐在同年7月的回奏中，不仅坚决支持黄爵滋的建议，而且提出了在全国范围禁烟的具体措施，他以为只有采取激进的措施才能遏制鸦片的泛滥，甚至不惜以对那些贩卖和吸食鸦片的人处以极刑相威胁，同时政府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帮助那些瘾君子戒除吸食鸦片的恶习。

林则徐的建议引起了包括道光皇帝在内的清廷最高统治层的高度重视，清廷立即召林则徐进京，道光皇帝先后召见他多达19次，详细讨论了如何禁绝非法的鸦片贸易以及“净绝根株”吸食鸦片的问题。1838年12月31日，清廷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

获得清廷的任命之后，林则徐立即辞别京师，赶赴广州，当他尚未抵达广州的时候，便于途中下令逮捕十几名广州犯法者和调查卷入鸦片贩运的衙门属员，以显示其禁绝鸦片的决心。抵达广州后，林则徐下令查明烟馆和烟商的基本情况，从而获知那些等待交易的大量鸦片主要存放在外国商行的仓库甚至停泊的外国轮船上，于是，林则徐于1839年3月18日下令，中外商人在3天内必须把所存、所藏在广东境内及中国领海内船只上的所有鸦片缴给广东地方当局，对于外国商人的经济损失，林则徐答应给予适当补偿。与此同时，为了彻底禁止鸦片走私，林则徐要求所有的外国商人具结保证不在中国贩卖鸦片，并暂时停止中外贸易，禁止在广州的外国商人在交出全部鸦片之前离开广州。

严厉的禁烟措施引起了外国商人的高度恐慌，这些外国商人开始意识到林则徐可能是认真的，迫于压力，外商答应象征性地交出1000多箱鸦片以了结。

外商的犹豫不仅没有使林则徐感到满意，恰恰相反，这种犹豫在很大程度上又激励了他。经过仔细调查，林则徐确认最重要也最关键的鸦片供应商为颠地，颠地不仅是贸易公司的经理，而且是英国商会会长。于是林则徐于3月22日发布逮捕颠地的命令，在尚未将颠地捉拿归案之前，先扣押与颠地公司有关联的两名中国商人作为人质。

逮捕颠地的命令引起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大佐的警惕，义律认为，林则徐的做法即便不是战争，也是中英战争的前奏，是对英国人利益和权益的严重侵犯，于他命令英国兵船开往香港准备应战。3月24日，义律在英国士兵的保护下耀武扬威地来到广州。然而他看到的景象却是，中国人停止了所有的中外贸易，商馆受到劳工的抵制和封锁，滞留在商馆中的300余名外国商人实际上失去了活动自由。

面对林则徐的强硬态度和严厉举措，义律最优先的考虑是设法使在广州的英国商人获得行动自由，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是满足林则徐的要求，交出鸦片和具结担保。3月27日，义律几经考虑，命令所有商人将所存鸦片上交广东地方当局。当林则徐确信这些外国商人履行了交出库存鸦片的承诺之后，便下令解除对他们的封锁，允许他们自愿离开广州前往澳门。禁烟战役的第一个回合以林则徐的成功而告结束。

第一回合的结束当然并不意味着中英关系的改善，事实上林则徐的强硬处理措施为此后的中英关系的危机埋下了深刻伏笔。7月7日，一群英国水手在九龙半岛尖沙咀的一个小村酗酒后劫掠一座庙宇，遂与村民发生群殴，英国水兵打伤了几个中国人，其中林维喜因伤势过重很快死去。

林维喜案件引起了中英之间治外法权的争议，义律出于保护英国皇家海军现役士兵的责任，匆忙判定5名英国水手承担少量的赔款和几个月的监禁，但是他们只能回到英国去服刑。而林则徐则坚持要求英国方面必须将凶手交给中国，由中国方面依据中国的法律进行惩处，因为凶杀案的发生地点在中国领土，英国法律在当地并没有效力。

义律当然不会按照林则徐的要求交出凶手，于是中英之间的关系因林维喜案件日趋紧张，1839年8月15日，林则徐下令抵制英国商品，停止向澳门供应农产品等，同时向与澳门比邻的地区增派军队。8月25日，陷入严重困境的葡萄牙殖民当局只得屈从林则徐的压力，迫使义律带着英国商人离开澳门，退守到他们停泊在香港附近海面的英国商船上。

对于义律暂时的退却，林则徐的判断有误，他以为就此可以顺利地恢复清初实行的海禁，以此彻底解决鸦片贸易问题。于是林则徐调兵封锁了沿海交通线，试图迫使义律在得不到淡水及其他供应的情况下自动退走。然而，林则徐低估了义律的疯狂，在得不到补给的困境中，义律于9月4日率领一支小船队来到九龙。他告诉当地的清政府官员，如果30分钟内不向他的船队提供粮食和其他补给，他将下令击沉清政府的船队。果不其然，当30分钟的时限一过，英国船队首先向中国船队开炮，中英之间的武装冲突终于爆发。

九龙半岛附近海面的武装冲突并没有引起林则徐的恐慌，这一结果似乎也在他的预料之中，而且林则徐相信，罪恶的鸦片贸易的保护者只是义律一人，而进行这项罪恶贸易的也只是少数的非法商人，因此只要坚持禁绝鸦片贸易的既定立场，并灵活运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不仅完全可以孤立义律，禁绝罪恶的鸦片贸易，而且可以唤醒英国政府的良知，扩大中外之间正常的、合法的贸易。事实上，当英国商人在义律的鼓励下交出库存鸦片并离开广州之后，以往较少介入鸦片贸易的美国商人就乘虚而入，大发横财。面对这样的竞争，英国商人开始发生分化，一些英国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只得接受林则徐的具结条件，承诺只与中国进行合法的贸易。不久，英国皇家“萨克逊”号便获得运米至广州进行交易的权利。至于尚未结案的林维喜被杀案，林则徐责成水师提督关天培派水勇突袭停泊于香港海面的英国船队强行捉拿凶手，即便不能捉拿到真正的凶犯，但只要获得一个或几个英国人质，就不怕义律不交出真正的凶犯。

对于美国商人的乘虚而入特别是英国商人的分化，义律当然相当恼火。他在向美国商人请求合作一致抵制中国未果的情况下，便开始蓄谋向中国挑衅。1839年11月3日，义律率领的英国船队逆流而上，进入珠江口的穿鼻洋水面，向正在那里集结的中国战船发动突袭，关天培命令战船予以反击，结果经过短暂的战斗后，中国方面有4艘兵船被击毁，关天培的船队被迫撤出。

林则徐很快将穿鼻洋武装冲突的情况报告了清廷，道光皇帝在获得这些报告后认为，中国无需再为追究杀害林维喜的凶手和英国商人的具结问题劳神，与其这样不断地发生武装冲突，不如彻底禁止英国人来华更简单。于是11月26日，清廷下令断绝与英国人的一切贸易关系，以为就此便可以万事大吉。

清廷的决策显然是“天朝上国”旧的朝贡体系下的产物，他们以为英国商人既然无意与中国进行合法的和平的贸易往来，那么就中断贸易、断绝一切来往，反正中国地大物博，并不会因为与远在万里的英国中断联系而无法生存。清廷决策者当然不明白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随着经济的日趋全球化，中国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中国，中国不想卷入全球一体化的愿望根本无法实现。

与中国人的善良愿望相反，当义律看到林则徐的禁烟决心是真实而坚决的时候，他已经充分意识到中英之间大规模的冲突乃至诉诸战争的可能性在日趋增加，他在随后发给伦敦的一系列报告中不断夸大中英冲突的事实，竭力使英国朝野相信英国必须采取强有力的紧急措施以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并迫使清政府打击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强硬禁烟派。

义律的强硬姿态激励了那些在广州禁烟活动中遭受直接经济损失的英国商人，在库存鸦片不得不交给广州当局之后，他们委派代表到英国请求政府过问对华贸易，并要求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交涉，责成中国人赔偿被销毁的价值两千万美元的鸦片。

鸦片商人的呼吁获得了英国朝野的广泛同情，伦敦报界在当时发表了大量文章渲染中国对英国人的排斥，在广州驻有贸易代表或与中国有间接贸易往来的约300家英国纺织企业在维廉·查顿的煽动下联合起来。维廉·查顿是怡和洋行的主管，该洋行在广州设有分支机构，维廉·查顿1839年初从广州返回伦敦，他通过自己洋行的情报系统不断获知在广州所发生的事情，但他显然是在扩大和渲染中国军队围困商馆以及所谓侮辱英国国旗等事件，以此骗取朝野的同情。他强烈要求英国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并具体建议英国政府武装封锁中国沿海的一些重要港口，然后向中国政府提出如下要求：1.对英国臣民在广州受到的侮辱进行道歉；2.赔偿林则徐从英国商人那里收缴的鸦片；3.同英国签订通商条约；4.为外商开放福州、宁波、上海和胶州4个通商口岸。

维廉·查顿的战争呼吁虽然在英国国内也遭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反对，但为了所谓商业利益，英国政府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一战争请求，只是竭力否认这场所谓不可避免的战争是为了支持不法的鸦片贸易，而是宣称英国之所以不得不向中国开战，只是因为英国的尊严在中国已经受到了严重的侮辱，同时为了保证将来的贸易安全和英国公民的安全。

英国的战争理由当然不能成立，不过战争还是在1840年开始了。是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义律的堂兄——印度舰队司令、海军上将懿律率领一支远征军开往中国沿海，他们制定的策略是绕开林则徐严密布防的广东沿海，抢占浙江的舟山群岛，然后派遣分舰队北上天津，向中国政府转交英国政府的照会，并在英方指定的条件下签订中英条约。一旦遭到清政府的拒绝，英国政府授权懿律封锁中国沿海的主要港口，不惜与中国一战。

1840年7月4日，英军轻松攻陷了舟山，然后继续挥师北上。8月9日，由8艘军舰组成的英国舰队未获任何抵抗就抵达天津附近的白河口。16日，英军向清政府递交了英国政府的照会，限清政府在10日内予以答复。该照会的内容有：1.赔偿林则徐在广东没收的英国商人的鸦片货价；2.偿还英商“公行”多年欠款；3.对英国政府驻华代表义律在广东所受到的侮辱进行赔礼道歉；4.同意将中国沿海一带属于中国的一岛或数岛割让给英国；5.赔偿英国对华远征军的军事费用。

清政府在收到英国的照会之后陷入一片混乱，尤其是英军舰队抵达京师门户使清廷高层陷入恐慌，清廷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让英国军队撤出天津一带，以免危及京师。8月30日，琦善代表清政府与英军司令部举行谈判，除赔偿在广东销毁的鸦片货价及将中国岛屿永远割让给英国这两条还需讨论外，清政府原则上同意了英国政府照会中的各项要求。

清政府在与英军进行谈判时，大体上感觉到英军之所以如此猖狂，似乎主要来源于林则徐的鲁莽，因此只有适度惩罚林则徐才能有效地平息英军的愤恨，也才能真正解除京师危机。就连道光皇帝本人，到了此时也已经不像先前那样信任林则徐，他以为现在的京师危机以及南方局势的日趋恶化，在很大程度上均来源于林则徐先前的误导，因为林则徐在战争开始之前确曾乐观地向清政府报告说英国与中国远隔万里，不会也不可能与中国轻易开战。而现在英国不仅把战争强加给中国，而且蛮横地进逼京师，直指帝国的心脏。于是为了讨好英军，也为了解除京师危机，清廷遂于9月4日同意英军的要求，下诏解除林则徐的钦差大臣等职务，甚至宣称林则徐“未能仰体大皇帝至正之意，措置失当。现已诸细查明，重治其罪，定能代伸冤抑”。同一天，清廷宣布恢复中英之间的贸易往来。

琦善在8月30日的谈判中预留了回旋的空间，即原则上同意就英国商人鸦片货价进行赔偿，但条件是必须到事发地点进行调查方能最终决定赔偿方式与赔偿数额。琦善的真实目的不过是期待将英军引向南方，远离京师。只是这一要求在英军看来也合乎情理，于是英军也同意将谈判地点转移到广州。9月15日，获得部分满足的英国军舰挥师南下，琦善终于将英军引向了南方，初步解除了清政府想象中的京师危机。

广州谈判很快获得恢复。琦善同意恢复中英之间的贸易往来和适当赔偿英国商人的损失，而拒绝割让香港。但英国的全权代表懿律反复强调割让香港对英国的重要性，甚至不惜于1841年1月7日动用武力强行占领虎门要塞，广州陷入英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

为了避免想象中的英国军队占领广州以及屠杀事件的发生，琦善主动向义律请求停战和继续谈判，结果在1841年1月20日，琦善与英方达成《穿鼻条约》，中方同意：1.将香港岛及其附属港湾割让给英国；2.赔偿英商被没收的鸦片货款600万两白银；3.同意中英两国官员在平等基础上的直接交往；4.开放广州为通商口岸。英方同意从强行占领的定海及虎门要塞撤军。

对于清政府来说，《穿鼻条约》的内容已经远远超出其心理预期，尤其是割让香港更让清廷极端恼火。琦善或许也清楚情况的严重性，因此他在向清政府报告的时候，似乎故意将割让香港称作允许英国人定居香港并以该岛为贸易基地。因此当清廷通过广东巡抚怡良获知《穿鼻条约》的全部真相之后，琦善的路也就走到了头。2月26日，清廷下令将琦善立即革职问罪，同年7月被判处死刑。只是由于后来形势的变化，清廷于1843年4月撤销了这一判决。而对于英国政府来说，它的目的原本就是获得香港，但是当义律将《穿鼻条约》的结果报告伦敦后，英国政府却并不感到满意，以为义律并没有利用英军已经获得的优势去获取英国利益的最大化。于是义律的职务很快由璞鼎查代替。

对《穿鼻条约》，中英两国政府均不满意，于是两国政府在否决这一条约的同时都开始了积极的备战，在此后长达1年半的战争中，战火燃遍南部中国，中国军队和民众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1842年8月4日，40多艘英军战舰抵达草鞋峡停泊。草鞋峡属于今天的南京市，位于幕府山北麓江滩和八卦洲之间，是长江中一条狭长的江岸，弯多水急，形似草鞋，故名“草鞋峡”。

英军战舰抵达草鞋峡停泊，这是典型的兵临城下。南京，当时称作江宁，此时可谓是英国军队的囊中之物。

江宁成了一座随时沦陷的危城。江宁失守，也就意味着东南半壁江山沦陷。面对如此危险，清廷只能暂做让步，同意通商，派遣重臣耆英和伊里布专办此事。道光帝给耆英、伊里布的指示是：设法羁縻，迅速了结，朝廷一切不为遥控，由二位放手去做。皇上反复告诫：“惟既经商议，必应斩钉截铁，事事皆当着实，不得稍留罅隙，免得英国人节外生枝。”

根据皇上指示，耆英、伊里布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进行谈判。8月8日，英方送来议和条款：1.赔款洋钱2100万元，本年先交600万，其余分年交付；2.以香港为码头，并准英国商人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处贸易；3.英国人与中国官员交往时用平行礼，中国不得在礼节上给予侮辱或歧视。

第二天，英军使用心理战术，紧锣密鼓集结战舰，宣称准备炮击江宁，强硬攻入。

英国军队的战术确实发挥了效力，江面上不断集结的英国战舰使中方官员胆战心惊。8月9日，耆英等回复璞鼎查一份照会，表示中国方面准备按照英方所提各款进行商谈，罢兵媾和。

英国人的要求围绕着通商这个主题，当耆英将璞鼎查拟定的条款上报朝廷时，道光帝原则同意，但有所保留。道光帝的批复是：1.惟所称本年先交洋钱600万，从何筹措？2.香港准其赏借，厦门、宁波、上海等处亦准其贸易，但只许往来通商，不准久住，据为巢穴。3.其福州一处，内地系属陆地，且山径丛杂，商旅不便，福建省既有厦门通市，自不得复求福州。对于第三条，道光帝责成耆英再与璞鼎查谈判，争取将福州从开放名单中划掉。当然，道光帝也给耆英便宜行事机会，表示英国人如果不同意去掉福州，那就看看能不能用泉州替换。

朝廷的指示大致肯定了谈判方向，至于具体细节，耆英、伊里布，还有两江总督牛鉴也是尽量争取。经过几轮密集协商，至8月22日，中英双方达成大致协议，报朝廷批准。道光帝看到这个条约草案后愤恨之至，但又表示自己因亿万生灵所系，实关天下大局，故虽愤懑莫释，然不得不勉允所请。当然，道光帝也对一些细节提出修改建议。

遵照道光帝指示，耆英又与璞鼎查进行谈判。8月29日，协议定稿，耆英、伊里布、牛鉴等登上南京下关海面上的英国军舰，与璞鼎查会晤，商定各款，钤盖图章，议定一旦英国军舰退出长江，皇帝在和约上用宝，即行生效。

根据《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向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5个通商口岸，在这些口岸，英国人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居住和通商；关于香港，清政府在该条约中同意割让给英国——英国终于如愿以偿在远东获得了一个贸易和海军基地；关于鸦片货款的赔偿，条约规定中国应付给英国商人600万银元；中国还在该条约中同意取消“公行”制度，同意英国商人可以与中国任何商人进行自由贸易。根据这一条款，中国政府还必须代“公行”支付先前拖欠英国商人的300万银元；至于战争费用赔偿，条约约定中国应支付1200万银元。

至于中英这场战争的焦点问题即关于鸦片的贸易，这个条约却根本没有触及。在此后岁月中，鸦片依然成为英国对华贸易中的重要一项，且数量较战争之前有很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