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新政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中国的危机，中国在被迫步入现代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中，通过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生机，注入了新的活力，更重要的是，由于这场运动就是要学习西方“寻求富强”，因而格外看重达尔文的进化论，尤其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不再相信道义，不再相信公理，不再相信正义，只相信力量，只相信实力，所谓“落后就要挨打”一语道尽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狭隘理解。

这些理解是有问题的，是对中国文明基本精神的彻底颠覆，也给近代中国，乃至现代中国带来许多问题。

中国文明的昔日辉煌最不可思议的，是中国究竟凭借着什么样的力量从黄河流域某一个小地方逐步扩展，逐渐构建了一个庞大帝国。而且，从历史事实层面说，中国虽曾发生过许多次征战，但这些征战并不像后期帝国如清朝中期以开疆拓土为目标。借用现代政治术语说，中国文明的“软实力”究竟是什么？

其实，中国文明的“软实力”就是“以夏化夷”。只是在过去很多年，我们对这个概念理解有误，以为这个概念表明了主流群体的傲慢与狂妄。这个感觉显然是不对的。

中国文明在黄河流域发生的时候，就是一种农耕文明。相对于周边族群的生存状态，农耕文明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文明形态、生存方式，久而久之，也就成了周边族群争相效法的对象。周边族群以“夷”的身份长时期受到“夏”的熏染，楷模的力量渐渐引起周边夷族不断内向，所谓“以夏化夷”，其实就是主流文明不断影响着周边的边缘文明、非主流文明，渐渐凭借“软实力”不断扩大自己的“文明边疆”。周边“夷族”的“边缘文明”渐渐地被主流文明所同化、所征服，“生番”渐渐变成“熟番”，中国的政治地理、经济地理都在这个过程中柔性扩展。

中国文明这种柔性扩展的态势直至明清更姓易代都没有中断，接续朱明王朝统治中国的满洲人，在朱明王朝其实就属于“周边夷族”，属于“生番”。所谓“满洲”，按照清代官方文献的说法，就是明朝周边的一个部族，一个族群。满洲人的文明长时期受到中原文明熏染，满洲部族首领接受中原王朝册封。及至中原大乱，群雄并起，满洲人入关，武力平定李闯王，定鼎中原，完整接受大明王朝政治遗产。

满洲人的文明根底毕竟尚浅，没有充分理解中国文明的“软实力”，没有用这种软实力去积极影响周边，而是沿用满洲人的征服传统扩大政治边疆，维护中原王朝的法统和政治遗产。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文明在满洲人统治的很长时间内近乎中断，但先前积累下的成果一直被清朝继续享用，先前那些与中原王朝建立朝贡关系的周边族群，继续以大清王朝为中原正朔。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宗藩体制。

宗藩体制是中国政治上的特殊现象，这个现象类似于现在还存在的英联邦殖民地情形，但又不完全像。作为宗主国，中原王朝不会干预藩国内部事务，更不会对藩国动用武力。藩国对宗主国寻求政治保护，只有遇到了外部危机或内部纷争不可化解，方才请宗主国介入，宗主国只是在履行一种道义责任，只是在实行传统中国的“王道政治”。

藩国就是“生番”，他们在中国文明长时期熏染下慢慢形成内向力量，在不知不觉或遇到某种突发事件时，自然而然加入中国文明大家庭，成为中国文明一部分。这就是中国“政治边疆”从黄河领域一个弹丸之地扩充至庞大帝国的全部奥秘，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以夏化夷”。

中国文明的“软实力”在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确实丢失了，但中国文明的边疆依然在惯性中继续扩大，周边族群在那个时代继续奉中原王朝为正朔，遇到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还是习惯于向中原王朝求救。大清王朝在升平时代也乐于扮演这样的角色，毕竟朝贡体制、宗藩体制对谁都有好处。宗主国只是履行政治上的保护责任，藩邦也只是在道义上尊奉宗主国，只要在逢年过节、重大活动中想到宗主就行了。中国如果在这种轨道上继续发展，可以相信，不仅中国文明的边疆会持续扩大，经济的、政治的边疆也会持续延伸。

然而，这个趋势到了清代中晚期被彻底打断。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人突然悟出两次战争之所以失败，不是中国人不觉悟，而是中国的冷兵器无法对付洋人的坚船利炮。“落后就要挨打”，似乎是那时中国人的一个共识。

其实，这个认识错解了近代中国问题的本质。西方势力的东来，从本质上就是马克思说的只是西方工业革命的后果。工业革命导致巨大的产能过剩，西方工业资本需要巨大市场去消化。这是资本的本质。只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分层体制，士农工商各个阶层的流动性始终很差，上层社会对西方工业革命的产品有兴趣也有消费能力，只是这个市场太小了，不足以满足西方工业家的要求。而中国巨大的下层社会从来信奉节俭原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要说对工业品没有消费能力，即便对农产品，也只是满足最低限度的温饱，没有追求享受的冲动。

特殊的社会构成使清朝统治者坦然拒绝了西方人的和平通商，这就必然导致贸易失衡。对于这样的贸易失衡，清朝统治者大约无心解决，因为统治者在满足了自己对西方工业品的需求后，又能用中国的初级产品换来白花花的银子，统治者当然乐在其中。

那时的统治者不知道贸易平衡对国际资本的意义，不愿意开放市场扩大内需，改变中国老百姓的生存方式，这才是近代中国问题的本质。然而统治者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悟出“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剩下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拼命发展自己，富国强兵，遵循“丛林法则”，相信弱肉强食，相信物竞天择。

中国要发展，中国要转型，中国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确实应该紧密追踪，与世界同步，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这些都不错，这都是中国应有的方向。但是，中国是否应该在发展的同时，放弃自己的“王道责任”，走上孤立主义道路呢？现在看来，中国在19世纪中晚期的选择，可能还有重新探讨的空间。

自从开始洋务新政，中国政府数十年的指导思想就是尽量少地介入国际的、多边的，甚至双边纷争，最大限度为富国强兵赢得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因而自1860年始，中国外交战略处在守势，对列强的要求尽量满足；对于周边藩邦，鼓励他们像中国一样发愤图强，富国强兵。应该说，这个外交战略在大层面并不错，错就错在当藩邦出现困难时，作为宗主国没有尽到政治责任，逐渐失去藩邦的信任，渐渐走上自我孤立主义。

孤立主义苗头最先见于琉球危机。琉球群岛是太平洋上一颗明珠，在中国古文献中称为蓬莱、瀛洲等，琉球与中原王朝有着悠久的关系，很早就接受中原王朝册封。

然而，随着明治维新的开展，日本国力强盛，遂开始觊觎琉球王国，试图强制让琉球成为日本的藩国。

对于日本的要求，琉球当然不认同，毕竟中原王朝文明深厚，国力强大，何况琉球与中原王朝已有几百年宗藩关系，没有任何必要舍大就小。琉球坦然拒绝了日本的要求。

琉球王国敢于拒绝新兴强国日本的要挟，凭借的就是与中原帝国久远的宗藩关系。他们相信老大帝国保护琉球不过就是一句话，多年朝贡往来为的就是这一天。

然而时移世异，此时的中原王朝确实让琉球人失望了。当琉球代表奉命往见中国政府代表李鸿章哭诉原委后，李鸿章并没有满足琉球的要求对日交涉，保全琉球，更不要说履行宗主国的责任率有道伐无道了。中国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日本，稍后，日本不是要求琉球成为日本的藩邦，而是直接吞并了琉球，“废藩置县”，将琉球变成了日本的冲绳县。

李鸿章之所以不愿履行宗主国的政治责任，主要还是因为清政府此时的既定方针就是发展自己，不愿多事。只是这种自私的孤立主义外交使周边藩国非常伤心，他们都在担心大清王朝何时会出于自己的利益抛弃他们。

琉球是远离中国本土的一个岛屿，位于太平洋上，对于后世中国的海洋战略影响巨大，但在当年确实没有谁想到这是未来中国的一个重要屏障，是战略要地。作为面向大海的远东国家，那时的中国人以为屏障主要在陆地。

从南往西再往北再往东，中国一面环水，三面的陆地国家基本上都是中国的藩邦，既是中国的战略屏障，从文明视角说，又是向往中原文明的“周边夷族”，对中国文明高度期待，也长期受到中国文明影响。中原王朝是他们的宗主国，也是他们的保护神。

然而，琉球的结局对这些周边藩邦震撼太大，不发展不进步，就有可能亡国，所以他们面对西方势力的东来，面对西方工业革命后资本及贸易的巨大压力，只能根据各自情况自主选择。大致上说，这些藩邦对中原王朝不再指望，他们只能独自消化来自先发国家的压力。

至19世纪80年代，中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列强不再满足两次鸦片战争所获得的市场准入条件与范围，他们试图依靠军事实力进入中国内地，将整个中国都纳入他们的市场体系。为此目的，外国势力不断在中国边境集结、窥视、示威、蚕食，北有沙俄、南有法国、西有英国，东边则是日本、美国对台湾和朝鲜的觊觎、窥视和骚扰，并最终导致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边疆危机和外交危机。

中国的边疆危机和外交危机因越南问题而引起。基于历史原因，越南在历史上比较长时间内为中国的附属，后来中国因自身危机无暇顾及越南，而恰当此时法国势力东顾，遂使越南有意脱离中国的控制。而中国因自身危机不得不予以容忍。但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因洋务运动的进行综合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当中国的国力足以应付（其实是自认为足以应付）某些外交危机的时候，大清王朝的统治者自然不能继续容忍越南脱离中国的企图，顽强地要把越南保持在它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势力范围内，从而引发了与法国的矛盾冲突。法国的政治、经济势力正在东顾，它的初期目标就是要将越南等中国南部藩属纳入自己的体系。

法国对越南的觊觎很早就已经开始了，但真正着手进行实质性的占领与控制还是在1858年与中国达成《天津条约》之后。1859年，法国军队占领西贡，之后不久又相继兼并了南部诸省，拥有对越南南部地区的实际控制权，中越之间的宗藩关系受到严重的影响与挑战。

1874年，法国政府与安南（越南）当局在西贡订立和亲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法国表面上承认安南独立，实际上是将其降为法国的保护国。条约宣称法国有义务保卫安南政权不受外国侵犯和干扰，并唆使安南国王将刘永福和黑旗军从河内附近及红河三角洲赶出去。对于法国迫使安南签订的这个条约，清政府当时无力干涉，但是清廷坚守安南为中国的附属国这一原则，始终不予承认。

就中华帝国自古以来所信奉、遵守和执行的宗藩政策而言，清政府此时所执行的政策显然有其无法自圆其说之处。因为从宗藩体制所具有的伦理观念来说，藩邦有难，宗主国无论如何都要出手相救，即便因为自身力量的原因无法相救，也必须让藩邦充分理解。很显然，清政府此时已无力奉行宗藩体制下的王道政治，无法履行宗主国对藩邦的保护责任，与宗藩体制下的伦理观念相反，清政府此时与法国冲突、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对藩邦尽责任、守义务，而是近代“霸道政治”伦理中对势力范围的争夺。清政府政策中的最大矛盾，是希望或者说期待王道政治与霸道政治两者兼顾。

法国对越南的军事占领也引起了安南政府的忧虑，为了抗拒法国的推进，安南政府加强了与清政府的联系，既向中国政府进贡，又请求驻扎在中国和安南边界上的非正规中国军队黑旗军给予援助。1882年，黑旗军开始与法国军队作战。翌年，清政府又秘密派遣正规军进入越南协同作战。

对于法国的企图，清政府当然看得很清楚，一旦法国完全控制了越南，肯定会对中国南部地区构成相当大的威胁。然而问题在于，当中国军队现代化的任务尚未完成之前，中国的海防计划尚没有落实的情况下，中国是否有必要为安南这一附属国不惜与法国这样的西方强国开战？这成了清廷内部持久争论的问题。主持朝政的恭亲王奕 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素来被认为最具有国际视野，最懂得近代国家的外交原则，其实转换一个说法就是，正是他们两人比较多地认同近代国家的“霸道政治”，而不再主张中国在无法解决自身问题的前提下为周边藩邦履行责任和尽义务，所以他们均认为中国此时应该尽量避免与法国开战，应该尽力以谈判为手段解决中法之间的冲突，既维护安南的利益，也不使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损失过多。

作为务实、相对比较清醒的政治家，恭亲王奕 、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人太清楚中国的真实处境和实力，中国社会经济、国防实力经过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一系列事件的消耗，几乎丧失殆尽，自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洋务运动虽然使中国的状况有所改善，国力有所提升，但那毕竟只是相对于原有落后的基础而言，时间也太短，无法与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相比，当然也就不足与西方强国言战，更不要说正面交锋，中国的正确选择就是尽可能地争取更长的和平时间发展自身。于是，恭亲王奕 与李鸿章等人设计了一个“明交暗战”的战略方针，派一些正规军队驻扎在镇南关外谅山一带，在国际社会面前表现出只求保境而不愿与法国决战的姿态，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另外，清政府也暗中派一些非正规军队深入越南北部援助黑旗军，以期在实际效果上给法国军队以打击，至少让法国军队不能那样顺利地为所欲为。

平心而论，恭亲王奕 、李鸿章等人的设计从现代国际关系学的角度看，也不失为一着“好棋”。无奈，在传统爱国主义心态支配下，国人不能容忍政府在边境告急的情况下故意沉默。而且，清廷内部相对比较边缘的所谓清流党人，或许是因为近20年的洋务运动已初见成效，或许是基于传统的宗藩观念和道义力量，对法国的扩张行动颇为不满，他们共同谴责恭亲王奕 与李鸿章的绥靖政策只会鼓励法国人更加贪得无厌。

清流派的观点深深地影响了清廷的决策者，使清廷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荣誉要求捍卫一个朝贡国，可是畏惧心理却不允许它去和一个西方头等强国打仗。”1882年12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法国驻华公使在北京进行谈判，中国政府同意从越南北部撤回黑旗军，并在法国承诺放弃侵占越南北部的企图后，允许法国经过红河流域和云南进行过境贸易。双方还约定，中法两国政府共同保证越南的独立。这样一来，越南就由先前中国的附属国一变而成为中法两国的共同保护国。

1882年的协定部分解决了中法两国在越南问题上的冲突，中国虽然放弃了对越南的完全宗主权，但毕竟没有诉诸武力与法国开战。而且，当中国的国力并不足以支持其拥有更多宗藩国家的条件时，中国部分放弃对某些周边国家的宗主权，也是中国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然而，1882年的《北京协定》并不被1883年初上台的法国新政府所接受，法国新政府决议对印度支那实行更为直接的殖民统治。1883年5月，法国议会通过对越南北部进行军事远征的战争计划，中法关系陷入紧张状态。同年8月，法国军队开始在红河盆地对黑旗军作战，并很快突破黑旗军的防线。8月25日，法国与越南当局签署新协定，越南政府自认为法国的保护国，声明中国不得再干涉越南事务，完全否认中越之间的宗藩关系。这对大清王朝的威望无疑是一记沉重打击。

黑旗军的失败尤其是越法新协定的签署极大地激怒了清廷中的主战派，20余年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军事实力的提升使这些主战派底气十足，无法接受丧失越南的事实。曾纪泽明确向清廷表示，“越南本属中国，理应全境保护”。他认为中国如果放弃在越南的利益，那么法国以及其他西方强国就会趁机从南方直入中国本土，对中国进行商业和政治渗透，南部中国就要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所以，清廷的主战派在批评李鸿章求和政策的同时，坚决要求派兵支持刘永福和黑旗军，收复失地，恢复和巩固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而恰当此时，越南政府内部也发生了变动，一批亲中国的军政大员发动政变，并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援越抗法。

主战派的要求和越南政府的请求，获得了清廷最高统治层的回应，清廷决定以武器弹药支持黑旗军，并从云南和广西调正规军5万人入越作战。1884年3月，中法军队在北宁附近交战，仅有15000人的法国军队竟然挫败了5万人的清军。中国军队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太后利用外部危机解决内部危机，趁机罢免了恭亲王奕 的职务，委派李鸿章与法国代表谈判，寻求解决方案。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上校福禄诺在天津达成协议。根据这个协议，中国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所有条约，中国驻越南的军队立即撤回；而法国则承诺不向中国要求战争赔款，保证中国南方边界不受侵犯，并承认中国在越南的势力，同意在将来与越南缔结任何条约时不使用有损于中国威望的字眼。

“李—福协定”或许是李鸿章心目中解决越南危机的一个比较好的办法，但是这个协定却遭到了清流党人的激烈反对，他们要求清政府追究李鸿章的责任。该和约本为预备性条约，正式签订应该在3个月之后。可是法国方面在该和约商定后就要求中国驻越南的军队执行和约，从越南撤出，因此必然遭到中国军队的拒绝，6月23日，中法军队再次冲突，战事又起，尚未发生效力的“李—福协定”无果而终。

占领越南并不是法国在远东地区进行军事行动的终极目的，它主要是希望能够以越南为跳板，将势力渗透到广大的中国腹地。所以，和约的无效及军事冲突的再起使法国更有了战争借口。1884年7月12日，法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立即执行“李—福协定”，并索赔大笔战争赔款。法国的强硬态度并没有改变清政府的立场，清廷迅即将主战的清流党领袖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张佩伦会办福建海防，摆出不惜与法军决战的态势。然而，法军并没有按照清廷的思路行事。8月23日晨，封锁闽江口的法国军舰以突袭的方式攻击福州，仅仅一个小时就击沉中国11艘兵船，并将1866年以来由法国人帮助建造的马尾船厂彻底摧毁。10月1日，法国海军陆战队在台湾基隆港成功登陆，23日宣布封锁台湾岛。

与福建战线的情况相反，在越南本土，中国军队在经过几次失败后，又向越南派遣了大量援兵，新任将领冯子材指挥有方，中国军队遂于1885年3月重新占领谅山，并准备向北宁、河内发动攻势。中国在军事上又获得了优势地位。

军事上的优势并没有促使中国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相反，因为北部边疆危机的再起及朝鲜问题的困扰，清廷决定乘谅山大捷的机会争取和平，以便赢得体面的结果。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在天津签订条约，中法战争至此结束。根据这项条约，中国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所有条约，法国则撤走在台湾地区的军队。中国不必向法国支付战争赔款，然而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至此彻底丧失。

中国的“不败而败”表明20余年的洋务新政不堪一击，经不起考验，外交、政治和技术上的“有限现代化”根本不足以支持中国抗击列强，中国南方的朝贡国只好一个又一个接着丧失。1885年，英国效法法国入侵缅甸，迫使缅甸脱离中国而沦为英国的保护国。这样一来，中国的南部边界实际上已面临英法两国的共同威胁。

逐步被迫放弃对越南、缅甸等南部附属国的宗主权，是清政府不得不选择的丢卒保车战略。早在中法战争爆发之前，清廷内部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充分意识到中国真正的危机并不来自边远的南方，清政府所面对的真正危险，除了国内的骚乱外，主要来自毗邻京畿的北方，中国如果丧失对朝鲜半岛的宗主权，那将失去京畿的重要屏障。因此，包括恭亲王奕 及李鸿章在内的许多满汉大臣真正关切的是京畿周边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和平，他们不愿意在越南这块“无用之地”上与法国人决战，以免列强乘虚而入，从北方尤其是从朝鲜进入中国。这也是清政府在谅山大捷后急于与法国和解的一个理由。

对清政府来说，朝鲜不仅是重要的朝贡国，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是中国北部的一个重要屏障，在一定程度上隔离了来自日本及俄罗斯的威胁，清政府无论如何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容忍像越南、琉球那样无端丢失。自清朝建立，朝鲜与中国的关系更加密切，它除了偶尔与日本有过往来外，与西方其他国家并无交往。不过随着中国与日本相继向西方国家开放，朝鲜也逐步受到西方国家要求贸易、传教、建立外交关系的压力，法国人、美国人都曾不惜以武力相威胁，然而在朝鲜的反抗下都未能成功。

面对西方不断施压，中国早已自顾不暇，更无力保护朝鲜。自1867年始，中国政府有意识地劝导朝鲜与西方国家和解，建立适当的条约关系以抗衡日益增长的日本的影响。对此，朝鲜方面并没有给予积极回应，它既不愿意向西方开放，更对日本的维新运动不屑一顾，以为日本脱亚入欧，文明开化，与西人交好，不过是化为夷狄，与禽兽无别，朝鲜坚守不与日本交往的原则，宣布“与日本交际者处死刑”。对于清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一再劝告朝鲜与西方接触，朝鲜政府感到非常不舒服，这无疑给中朝宗藩关系投下了阴影。

朝鲜的冷淡使通过维新运动正在凝聚力量的日本甚为不满，日本政府遂于1875年准备以武力敲开朝鲜的大门，并为此专门委派使者前往中国试探清政府的反应，而中国政府此时正穷于应付各种外交危机无力东顾，只得告诉日本，朝鲜虽是中国的藩属，但其内政、外交从来悉听自为。清政府的这一动作显然与其宗主国的地位不太相称，无疑是在推卸自己的保护之责，是一种角色混乱。

受清政府的鼓舞，日本决心以武力促使朝鲜开放，而清政府为避免冲突，遂指令朝鲜与日本进行谈判。1876年2月24日，日朝《江华岛条约》签字，日本承认朝鲜为自主之邦，享有与日本平等的权利；双方同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使节；朝鲜同意向日本开放三个通商口岸，日本在这些口岸享有领事裁判权。由于中国没有履行宗主国的义务维护朝鲜的利益，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显然在下降。

中国政府当然不甘心就此放弃朝鲜，特别是日本吞并琉球后，中国对来自东邻日本的威胁更加敏感。为了抵消日本对朝鲜的影响与控制，中国政府在无力履行或不愿履行宗主国义务的前提下，决定推动朝鲜对西方国家开放，试图借助于西方各国抵消或减弱日本的影响。这一政策选择毫无疑问是放弃了宗主国的权利，当然也就放弃了王道政治伦理。清政府对朝鲜的帮助与劝告，实际上只是一个友邦的做派，不再具有宗主国的风范。

1882年，主管朝鲜事务的李鸿章派员促成朝鲜与美国谈判，美国承认朝鲜的独立，双方同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使节；朝鲜同意美国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此后数年，中国还促成朝鲜与英国、法国、德国签订了类似协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朝鲜的对外开放及现代化进程。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因此有了上升的趋势，朝鲜依然自认为是中国的藩属。

日本对中国在朝鲜地位的上升心有不甘，其驻朝公使努力在朝鲜政坛培植亲日派。1884年12月，朝鲜内部的亲日派在日本的支持下，乘中国忙于中法战争无暇东顾的机会突然发动政变，中国驻朝军事将领袁世凯迅即出兵镇压，平息了叛乱，中日两国因朝鲜问题发生正面冲突。为了协调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矛盾，李鸿章与日本政府专使伊藤博文于1885年4月18日在天津缔结条约。由于此时中国政府和李鸿章的精力都用在中法战争上，因此在朝鲜问题上不得不向日本让步，先前由中国独享的宗主国权利改由中日两国分享，日本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这就为后来的中日冲突埋下了伏笔。

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事件，清政府派员到朝鲜推行洋务政策，企图以“以夷制夷”的手段借助列强牵制日本。结果使朝鲜成为各国势力角逐的场所，使朝鲜和中国更加受制于美国和日本，并逐步形成英、美、日三国联合的态势。

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不是没有看到日本的野心，但他们盲目乐观，相信中国海防和军事实力经过几十年洋务新政的刺激、发展，“已有深固不摇之势”。同时一相情愿地寄希望于中日一旦发生冲突，由英、俄出面排解。中国从一开始就在外交上处于被动地位，听凭各国摆布。

虽然日本通过1885年的中日条约从中国分享了在朝鲜的权益，但鉴于当时的国际格局，尤其是列强对朝鲜的觊觎，日本并没有立即设法清除中国在朝鲜的势力。相反，日本竭力鼓动中国加强对朝鲜的影响，期待由中国抵制西方对朝鲜的插手。然后待日本的经济及军事实力进一步加强，再由日本与中国正面交涉，这样就可以确保日本在将来的朝鲜事务中只与中国打交道，而不必牵涉西方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减少日本可能遇到的障碍。

日本的战略似乎并未引起中国的警惕，日本在分享了中国对朝鲜的保护权后的退让，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李鸿章的虚荣心，他遂委派极其能干的亲信袁世凯为驻朝全权代表。经过几年的努力，袁世凯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朝鲜的宫廷事务和政治、经济决策，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中国对朝鲜的控制力。袁世凯的强势与中国影响的扩大确实遏制了西方对朝鲜的觊觎，但却正中日本的下怀。而且，日本始终没有放弃或削弱自己在朝鲜的活动，其驻朝鲜使团积极培植亲日派，力图将朝鲜变成日本独享的保护国。1894年3月28日，朝鲜亲日派领袖人物金玉均在上海被另一朝鲜人刺杀身亡，其尸体被朝鲜政府运回后凌迟示众以警示那些亲日派。这一事件在法理上虽说与日本无关，但日本朝野无不认为这一事件是对日本权益的冒犯，极端好战分子呼吁不惜以战争维护日本的尊严，玄洋社等秘密组织则竭力鼓动曾被朝鲜当局镇压而被迫转入地下的东学党策动反政府运动，以便浑水摸鱼，进而取代中国控制朝鲜。

在日本的鼓动下，东学党利用群众自发抗议官僚贪污的情绪，于1894年4月初发动反政府运动。此时的朝鲜政府具有明显的亲中倾向，当东学党发动的反政府运动日渐扩大之后，他们束手无策，只能向中国政府求援。6月1日，朝鲜政府向中国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秘密表示了求援要求，希望清政府派遣军队协助平定东学党反政府运动。对于朝鲜的求援，清政府也曾有所犹豫，然而日本方面在获悉这一消息后，却支持中国采取积极行动，并向中国政府暗示日本无意干预此事。对此，中国政府尤其是李鸿章信以为真。6月4日，李鸿章奏请派遣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分批进入朝鲜，开抵牙山。6日，中国政府按照1885年天津条约的约定，将出兵朝鲜的决定告知日本。

中国的决定正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因为只有如此，日本政府才能名正言顺地向朝鲜派兵。1894年6月2日，日本政府决定派遣一个混成旅团前往朝鲜。5日，日本组建战争体制，在参谋本部内设立大本营，直接隶属于日本天皇，并决定继续向朝鲜派兵。

当中日两国军队向朝鲜集结的时候，朝鲜政府已基本平息了东学党的反政府运动，局势趋于平静，中日两国驻军朝鲜的理由都不复存在，因此清政府建议中日两国军队同时撤走，朝鲜也要求日本撤军。然而日本根本不理睬中国与朝鲜的要求，除了源源不断向朝鲜派兵外，还于6月16日向中国政府提出，为了防止朝鲜再度发生内乱，必须改革朝鲜的内政，试图以武力把朝鲜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另外，日本借机向朝鲜大规模增兵，决心促使中日关系破裂，但在表面上继续释放不再增兵的烟雾，麻痹中国政府，使中国驻朝鲜军队在思想上解除了武装。

对于日本的真实用意，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等人并非茫然无知。李鸿章按照既定方针，一方面寄希望于国际干涉，避免中日冲突，争取和平；另一方面，在主战派的促使下，也制定了一套作战方案，加紧调军队进入平壤，暂时放弃朝鲜南部地区，背靠中国，固守北方，形成中日两军对峙格局，一决雌雄。就军事布局看，李鸿章的方案无可厚非，是当时形势下的唯一选择。只是未容实现这一布置，日军先下手控制了朝鲜政权，并对中国不宣而战。

6月21日，中国政府拒绝了日本的建议。第二天，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与中国绝交，向朝鲜增兵，由日本单方面迫使朝鲜进行内政的全面改革。28日，日本要求朝鲜宣布对中国完全独立。7月17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华开战，并要求朝鲜废除与中国的一切条约，促使中国从朝鲜撤军，并限22日答复，逾期不复，日本即采取断然措施。7月22日，日本军队进占朝鲜王宫，将王室成员带到日本使馆，囚禁国王，威逼国王生父大院君出任朝鲜国王摄政，组织政府。25日，大院君被迫宣布废除中朝条约，并“委托”日本驱逐驻扎在朝鲜的中国军队。同一天，日本巡洋舰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在朝鲜附近海面击沉中国军舰“高升”号。27日，朝鲜国王迫于压力于日本使馆宣布对清作战，要求日本将中国军队从朝鲜驱逐出去。29日，日军向聂士成部发动进攻，迫使聂部会同先期撤离的叶志超部辗转后撤至平壤。李鸿章设计的战略布局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完成。

8月1日，中日双方同时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日军向平壤进攻，左宝贵率部抵抗，壮烈牺牲。叶志超被迫下令军队放弃平壤，后撤至鸭绿江。平壤战役以中国军队失败而告终。9月17日，北洋舰队和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海面展开激战，根据李鸿章事先计划，北洋海军的战略方针是退敌于国门之外，所以北洋海军坚持守口，不敢贸然出战，以便保持“猛虎在山之势”。在这个大战略背景下，日本海军轻而易举获得了海面控制权，使北洋海军坐困于港内。面对如此不利的战术态势，北洋海军将士不甘束手待毙，不得已出海作战，“致远”舰身负重伤，管带邓世昌鼓轮猛冲求撞敌舰；“经远”舰管带林永升和全舰将士坚持战斗，与舰俱毁。其后，北洋舰队经旅顺口撤退至山东的海军基地威海卫。11月，日军由陆路攻占大连和旅顺口，进而向辽东半岛推进。翌年（1895年）2月，日军抄后路攻陷威海卫。这一系列偶发事件不仅使中国海军损失惨重，而且中国经30年“自强运动”创建的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至此全军覆没。

平壤、黄海战役的失败，彻底击碎了中国政府、军队、人民的信心，而日本军队在一连串胜利的激励下，海陆并进，长驱直入，直取中国腹地。在这种形势下，清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政府的暗示，向日本求和。

如果就中日双方的实力看，中国虽然在平壤、黄海战役中损失惨重，但战场既然已延至中国本土，如果清政府能依靠广大民众和纵深腹地坚持抗战，恐怕日本也难坚持太久，以时间换空间，战争态势必然随着时间而变化。无奈清政府被日本一连串的突然袭击打晕了，更不可能看到民众的力量，只能屈辱求和。

失败的中国已无外交可言，日本政府竟然拒绝承认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议和大臣，指名要求清政府委派位尊权重的李鸿章前往日本进行善后谈判。经过一段紧张、惊险的讨价还价，中日两国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签订《马关条约》。

根据这个条约，清政府承认朝鲜享有完全的独立自主，不再向中国朝贡。至此，历时几代有余、奉中国为宗主国的东亚宗藩体制完全解体。而且，根据这个条约，中国不仅要向日本支付大量的战争赔款，而且要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向日本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允许日本政府在这些口岸设立领事馆，允许日本臣民在这些口岸自由从事各种制造及贸易。后来，由于俄、德、法三国的干涉，《马关条约》的内容略有调整，日本放弃了对辽东半岛的割让要求，但中国为此必须增付一笔“赎辽”巨额款项。甲午战败，此前被清政府官员常挂在嘴边的“自强（洋务）运动”之成效可见一斑，中国的国际地位更趋低落，中国在与西方列强打交道时更处于不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