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于自己本不以为然的东邻“蕞尔小国”——日本，尤其是《马关条约》的签订，对于先前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来说无疑是空前的奇耻大辱，中国知识分子和政府中的相当一部分开明人士开始意识到，先前几十年的洋务运动实际上是一次“跛足”的现代化运动，这一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中国的经济，逐渐开始了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历程，并使中国的综合国力有所提高。但由于这一运动没有从政治上触及几千年的传统政治体制，没有为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经济上有些许成就实际却脆弱不堪，因此当中国遭到经过近代化全面改造后的日本这一小国的打击后，几十年的军事积累顷刻之间化为乌有。

罕见的奇耻大辱震动了国人。据谭嗣同当时所写《题江建霞东邻巧笑图诗》的描述，

世间无物抵春愁，

合向沧溟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落泪，

天涯何处是神州？

震惊之后便是怀疑、困惑与愤怒，人们开始怀疑清政府长时期以来奉行的基本国策的正确性，困惑何以堂堂的中华帝国竟然败在日本这一弹丸岛国之手，愤怒清政府的无能，这既是民族精神的大觉醒，也是此后中国一变再变的起点。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说：

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排众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也。……及乙未之役，（康有为）复至京师，将有所陈，适合议甫就，乃上万言书，力陈变法之不可缓，谓宜乘和议既定，国耻方新之时，下哀痛之诏，作士民之气，则转败为功，重建国基，亦自易易。书中言改革之条理甚详。既上，皇上嘉许，命阁臣抄录副本三份，以一份呈西后，以一份留乾清宫南窗，以备己览，以一份发各省督抚会意。康有为之初乘宸眷，实自此始，时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也。

很显然，甲午战争的失败，唤醒了国人种族主义情绪，不论清朝统治者，还是康梁维新派，或一般民众，都已深刻地意识到中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据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的记载，

（光绪帝）日夜忧愤，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每以维新宗旨商询于枢臣。

再据《字林西报》当年的记载，

关于在北京所发生的事情，以及过去这几个月这些事情在外省所发生的影响，我们听得愈多，看得愈多，就愈觉得应该为中国惋惜。五十年来，凡是熟悉中国情形及其需要的外国人，莫不希望——虽然常常是失望的——中国能够摆脱他的旧桎梏，如同日本一样焕然一新，也能致力于改革，澄清吏治，采用西洋科学与机械技术等等。就在今年，一个真正的奇迹出现在北京。年轻的光绪皇帝，从小就被育于深宫，被故意与外面隔绝，一向都被认为是一个傀儡，是他那位意志坚强的伯母的被动的工具，竟突然表现出他自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是合适的统治者，对于他的国家之被击败于日本之手感到耻辱，亟于要采用一切维新的政策，以期使这种耻辱不再发生。他阅读翻译的外国书籍，集合一些年轻的改革家在自己的身边，并且颁布了一系列的改革命令。这些命令，像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没有一个不切适用。换句话说，都是具有实行的可能性的。如果能彻底实行，无疑的将为中国带来真实的利益。

显然，光绪帝和他的臣民在巨大耻辱面前，表面出强烈的种族主义情绪。对于战败的中国来说，种族主义情绪的唤醒确乎必要。“知耻而后勇”，如果以合适的方式，推动这种种族主义情绪，举国一致，发愤图强，那么，亡羊补牢犹未晚，中国终有雪耻的一日。用顺天府尹胡燏棻的话说，“但求皇上一心振作，破除成例，改弦更张，咸与维新，事苟有益；虽朝野之所疑，臣工之所难执，亦毅然而行之，事苟无益；虽成法之所在，耳目之所习，亦决然而更之，实心实力，行之十年，将见雄长海上，方驾欧洲，旧邦新命之基，自此而益巩，岂徒一雪割地赔费之耻而已。”从这种认识出发，年青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在清政府的默许下，开始组织各种各样的学术团体，创办以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为基本宗旨的各种各样的近代报刊，各种新式教育也在酝酿之中，中国开始走上不同于洋务运动的新的变革之路。

在体制内开明官僚中，天津海关道盛宣怀无疑是比较早地意识到中国应该维新变法的明白人之一。他在1895年4月28日致信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以为我清国目前兵力、实力，都确实不足以谈什么毁约再战，朝廷的上策就是老老实实接受《马关条约》。当然，我清国也不能沉溺于马关议和的约束中心甘情愿，否则也很难维持一个持续的和平环境。朝廷若能发愤图强，远效越王勾践、吴王夫差，近师普鲁士和法国，隐忍目前，奋发图强，十年生聚，壮大自身，何愁不能报此一箭之仇，何愁不能重新振兴？

两天后（4月30日），盛宣怀致信翁同龢，表达相同意思，强调所谓自强之道，不外乎培育人才、发展经济、整军经武这三件大事而已。他劝翁同龢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去积极地影响皇上、影响朝廷，抓住时机，变法图强，不要再坐失良机，后悔莫及。

当然，在盛宣怀的心目中，最有资格、有能力主导变法全局的只有李鸿章，尽管李鸿章当时正蒙受着国人普遍指责，盛宣怀依然认为清国的未来还是需要李鸿章这样的人去管理，因为在他的意识中，真正对国际大势有正确理解的高官委实不多，而李鸿章就是这少数清醒者之一。5月5日，盛宣怀致信李鸿章说，马关议和不论会引起多少争议，这都是一件大事，拯救了大清，挽救了时局，社稷粗安，所以对那些不负责任的夸夸其谈，中堂大人实在不必介怀。然而，丧师失地之后，我大清即便不作立马收复计，亦当仔细考虑怎样善后，怎样发展。盛宣怀认为，清国要想发愤图强，就必须进行改革，而改革的大致思路，在中央政府层面，除了吏治、礼制、刑政可以暂时不动外，户政、兵政和工政等必须进行改革。盛宣怀强调，变法维新的决定权固然在于朝廷在于皇上，但开诚布公、集思广益，征求各方意见等具体工作，除了李中堂李大人外，没有谁能够做得到。他建议李鸿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应该系统考虑变法维新的可能性及具体步骤，然后向朝廷提交一个方案，促使朝廷尽早启动各方面的变革。假如朝廷无意于此，或者听而不行，那么，盛宣怀建议李鸿章慷慨乞休，不再迁就，这也算对得起三朝厚爱而谢天下。

盛宣怀无疑是敏锐的，但他对朝廷对皇上的判断可能还不是很准确，朝廷对于今次战场上的失败其实已有很深的反省和后悔，之所以接受恭亲王、孙毓汶等大臣的建议，委派李鸿章前往日本议和，且不惜代价议和，其实就是对先前鲁莽开战的反省。到了《马关条约》用宝、换约，皇上的心情也实在不太好受，毕竟割去的台湾和澎湖都是大清列祖列宗通过征战换来的，现在一场战争竟然将之丢弃，皇上的内心当然比谁都痛苦，他毕竟是一家之主。

中日烟台换约第三天（5月11日），皇上发布了一道御旨，解释朝廷不得已批准和约的原因和苦衷。诏书表示，近自和约定议，廷臣交章论奏，大都以为地不堪弃，费不堪偿，仍然要求朝廷废约决战，希望以此维系人心，支撑危局。仔细体察这些言论，固然出于忠愤，只是对于朝廷为什么这样处理，对于朝廷决策之艰难，并没有真正体会和理解。皇上在诏书中强调，此次处理战争善后，充分考虑了各方面因素，虽然说不上万无一失，熟筹审处，但确实考虑周详，计划周密。因为自去年仓猝开衅以来，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少宿选，兵非素练，纷纷招集，其实说得难听点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于是以至水陆交手，战无一胜。待到日军直奔我清国本土，关内外情势更加迫切更加严重，日军北则径逼辽沈，南则直犯畿疆。沈阳为我大清龙兴之地，列祖列宗陵寝重地，京师则宗社攸关。加以天心示警，海啸成灾，沿海防营多被冲没，战守更难措手。于是宵旰彷徨，临朝痛苦，将一和一战，两害相权，而后幡然定计，下定决心将我大清带出苦海，结束战争。

很显然，这份诏书对战争责任的检讨是不真诚也是不深刻的，不过这份诏书表明朝廷有意以此为契机从头来过，诏书希望君臣上下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亟筹兴革。毋生懈志，毋骛虚名，毋勿远图，毋言积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由此可以看到，不管怎么说，朝廷有了急切改变现状的想法和期待。

根据郑孝胥1895年5月15日的日记，张之洞指使张佩伦致电李鸿章，指责李鸿章就是当今的崇厚，擅自做主，致使国家蒙受重大损失，要求李鸿章引咎辞职，且急图补救之道。对于张佩伦的指责，李鸿章非常坦然，他在复电中表示，此次马关议和，与崇厚根本不同，我事事奉旨而行，这些档案都有保留。中国今日非变法不足以自强，只是这个道理和怎样变法，哪是你张佩伦这种书生所能懂、这些腐论所能补救？从这一电报可以看到，李鸿章急切要变祖宗之法。

张之洞、李鸿章之间存在很深的芥蒂，不过他们的内心深处都赞成抓紧时间进行改革，这一点当然也很容易被皇上所理解，于是在马关议和善后事务告一段落，台湾移交大致有了头绪之后，朝廷中的改革呼声越来越强烈，改革的气氛也就越来越浓。就连先前一向比较守旧比较正统的翁同龢，也发现皇上的态度在变化，朝廷中的风气在转向，于是他也开始认为，大清大约真的要有一次变法才能化解危机，旧法可能真的不足恃了，大清如果不变法，不大举，可能真的无成了。

翁同龢的这种认识，当然不能说就是机会主义、迎合皇上迎合时务，他确实是个守旧者、正统者，不过他当时毕竟担负着朝廷中的许多具体事务，因而也比较早地有了必须变革的切身感受。马关议和还没有头绪时，翁同龢就开始考虑战后的改革与重建问题，他在那个时候与盛宣怀、胡燏棻、伍廷芳等人通信中，曾讨论如何改革户政、兵政、工政及发行印花税、开设银行、办理邮政、修筑铁路等实际问题。翁同龢提及的这些事务，其实都是洋务思想家多年来一直建议而政府不及实行的。现在，翁同龢觉得机会成熟了，于是他将陈炽的《庸言》、汤震的《危言》等著作推荐给皇上，希望皇上能够从中获得某些启发。

此后不久，翁同龢又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以及即将离任的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等人一起讨论过有关聘请西人、效法西方近代国家实行变法等问题，彼此就进行币制改革、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资源、举办实业，以及设立新政部、教育部、整顿海军、开办报纸、开放舆论等问题充分交换过意见。翁同龢有意聘请李提摩太担任中国政府新政顾问，李提摩太甚至还为翁同龢代拟了变法维新计划书，由翁同龢提交给皇上参考。

翁同龢确实有意帮助他的学生也是他的主子光绪帝变法图强，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局面，但是，他也知道清廷的政治权力并不在小皇帝的手里，皇上虽然有意于变法图强，然而在清廷内部并没有一支真正值得信赖的政治力量。这也是他开始支持康有为上书言事，有意援引康梁等政治新人的深层背景之一。

对于康有为的大名及其主张，翁同龢早有所闻，但在康有为获取功名之前，翁同龢无意与其接触。他看到康有为1895年5月29日的上书后——当时朝中已有变法维新的气氛——才开始有意识地与康有为接触，由户部主事、康有为的同乡陈炽陪同，不惜屈尊驾临康有为下榻的粤东会馆，可惜的是，康有为此时不在会馆，两人没有顺利见面。待康有为得知翁同龢来访之后，他立即前往翁家回访，二人就中国面临的困境及可能的解决办法深入地交换了意见，翁对康的一些见解表示赞同，帝党领袖翁同龢与康、梁新派人物结盟由此开始。

翁、康相见的第二天，即6月3日，都察院将康有为5月29日的上书转呈光绪帝，这也是光绪帝第一次读到康有为的上书。据说光绪帝览而喜之，觉得康有为言改革之条理甚为周详精当，当即命抄录三份，一份送呈慈禧太后，一份留存军机处，发各省督抚将军议，一份放在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以备不时参考浏览。而翁同龢也在这一天向皇上密报了他前一日与康有为见面的情况，鼓励皇上应该利用康、梁等新派人物巩固自己的权力，推行变法。于是光绪帝也开始注意康、梁等新派人物的言论与行动，有意将其招募到自己的麾下。

人才的不足或不合时用，是光绪帝最为忧心的重要事情之一，也正是甲午战败的原因之一，康有为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5月29日的上书中不厌其烦地反复建议朝廷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其实，这种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看法，在当时知识界和高阶层官员中似乎是一种普遍的反省，就在康有为第三次上书送达皇上的同一天（6月3日），甘肃新疆巡抚陶模也向清廷上了一份《培养人才疏》，认为国家的强弱，完全依人才的昌盛、衰落为转移，人才不足，不但和与战均无可恃，即幸而战胜，亦无益于根本。而反观当时的人才状况，陶模以为太不尽如人意，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已成为清王朝面对的重大问题。因此，陶模建议，天下事所当变通者不止一端，然而人才选拔机制的变革已成为当务之急，非惩前毖后，破除一切拘牵之见，无以振天下之士气，而收实效于将来。

陶模的建议得到了朝廷的重视，朝廷在7月5日发布的《举人才诏》中，强调为政之要首在得人，当此时局多艰，尤应遴拔真才，藉资干济。遂命各部院堂官及各省将军督抚专折保荐人才，破格提拔那些具有真知灼见、器识闳通、才能卓越、究心时务、体用兼备以及那些具有奇才异能，精于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的各种人才，一秉大公，详加考核，任命适当的职务或职位。应该说，朝廷的这一举动，实际上是康有为以及陶模、翁同龢等人建议的结果。

光绪帝的《举人才诏》等一系列具有改革意味的诏书发布之后，朝廷也确实表现出一种变革的精神，确实期待提升选拔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然而，政治腐败的惯性不可能在一个文件发布后就完全消解，事实上就在这份上谕发布后不几天，朝廷还任命德寿为湖南巡抚。德寿被政界公认为庸才，他之所以能够获得升迁，主要还是因为其出身。在号称要进行改革，要提拔真人才的时候依然做出这样的任命，难怪立马遭到官场非议，即将回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闻讯不胜欷歔，叹曰：“朝廷下诏保人才，复何为乎？”而其幕僚郑孝胥更不客气地对友人说，朝廷视人才轻而视钱财重，视百官轻而视太监重，督抚之奏保人才不如太监之私纳贿赂，这些弊病大约是不可克服了，还谈什么保荐人才，进行改革呢？待到危机稍微化解，改革的动力势必一一化去，大清国必将一如故我，一切照旧。

任命德寿为湖南巡抚之事，确实会引发人们对朝廷改革的诚意存有疑虑。不过，既然朝廷发表了《举人才诏》，犹如一道朝令注入清廷大员心底，掀起了政府大员变革的积极性。

9月19日，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向朝廷上了一个折子，就军队改革、铁路建设、经济发展、教育文化改革提出了一大堆方案，这大约是甲午战后一套最完备的改革计划书。

紧接着，奉命在天津主持新式练兵的胡燏棻也向清廷上了一份《变法自强疏》，提出一揽子改革方案。康有为在后来自编年谱中称皇上1895年于群臣上书凡存九折，并以胡燏棻为第一，可见这份上书在1895年政治变革中的分量。

在这份奏折中，胡燏棻分析了中国在马关议和后所面临的复杂问题，以为大清接受了和议条款，虽可获得暂时喘息，但如果不思改革，不思进取，恐怕数年之后，大局更不堪设想。

在胡燏棻看来，大清当务之急首在筹饷，次在练兵。而筹饷、练兵之本源，尤在敦劝工商，广兴学校。否则，即便今日孔孟复生，舍富强外，大清亦无立国之道。在目前国际背景下，大清的立国之道，舍仿行西方国家走向富强的普遍道路，舍西方国家已经证明了的那些办法，很难走出困境，更不要说走上富强，重建辉煌了。为此，胡燏棻向朝廷提出改革方案共10条。

胡燏棻这10点建议确有不少新东西，其中有些内容是当时有心于时局者共同关心的问题，有些是他自己的独立思考。胡燏棻能够得到朝廷重视和重用，与其深入思考、周密思考不无关系。

说胡燏棻的某些建议是当时关心时局的有心人的共同思考，主要是想说明后来的维新运动发动并不是哪一个人的贡献、密谋或策划，而是时代使然。在胡燏棻奏折呈递前后，曾两次参加中日议和谈判并奉旨前往烟台换约的道员伍廷芳也上书清廷，提出9点变法建议。这9点建议虽然有与康有为、陶模、张之洞、胡燏棻等人提出的方案相同或相近之处，但也有一些独立思考。

与伍廷芳上书同一个月，两江总督刘坤一与署两江总督张之洞联名上《遵议廷臣条陈时务折》，就军事改革、实业建设、教育发展等提出了6项建议，其内容与见解多与时人同。

《马关条约》签订尤其是换约之后，经过朝廷鼓励，上书言事、议论改革、昌言变法，在官僚层、知识分子层似乎已成为一种风气，这种风气不仅为后来实际发生的维新运动提供了智慧资源，许多建议还演化成政治实践，为后来发生的维新运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氛围。此后两年间维新书报的大量刊行，维新学会的大量创建，人人争当新派人物，实际上都应溯源到1895年马关议和后政治形势的变化。

当马关议和的结果不得不如此时，中国人也只好默然接受，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尽管朝廷上下对这场战争还有许多争论，对于战败的责任和原因也各有说辞，但是有一点，不管激进派人物还是保守派人物，他们都相信大清国这次真的到了一个历史大转变的关头。

1895年底，改良派人物开始图强的实践，走向维新时代。“维新”二字虽然来自日本，但国人并不忌讳。不过，那一年，还真的没有谁明明白白敢说转身向东，向日本学习。

当年中国人能够想到的，还是西方，特别是西方人像李提摩太在中国官场上下大肆活动，大肆鼓吹改革，西方诸国在战争的后半段特别是干涉还辽的时候帮助过清国，所以中国人还是愿意延续战前的思路，继续向西方学习。这在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心中，似乎都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向西方学习的维新思潮在酝酿着，各方面大员也向朝廷提供源源不断的变革建议和变革主张，朝廷鉴于战争失败的客观事实，鉴于清国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到了战争善后大致有了眉目之后，也自觉或半自觉地走上维新道路，开始有意识地接纳体制内外的建言和思想主张，开始有计划地调整人事布局，开始为战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布局，为政治改革准备条件。

7月19日，朝廷发布一道上谕，从其宣示中就能够感觉到朝廷已经意识到应该变化了，对于内外臣工提出的许多建议似乎都有接受的意思。上谕表示，求治之道，当因时制宜；惩前毖后，唯有蠲除痼习，力行实政。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而大抵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皆应及时举办。着各直省将军督抚以上各条，各就本省情形与藩臬两司及各地方官悉心筹划，酌度办法。——这里虽然强调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但对张之洞、胡燏棻、伍廷芳以及其他许多人建议的修铁路、重建货币体系、发展制造业、开采矿藏资源、改革漕运体制、仿西方创建邮政体制、创建新式学堂等，也都有积极回应，这应该说是朝廷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根据朝廷指示，督办军务大臣7月1日奏请裁撤东三省练兵，改用洋操先练奉天一军，以为程式。至此，东三省耗资千万费时十余年的练兵宣告结束，并开始尝试新的练兵方式。7月22日，署直隶总督王文韶兼北洋大臣也向朝廷提交了一份有关北洋海军的报告，表示北洋海军武职实缺，自提督、总兵至千、把、外委，共计315员，自应全裁，并将关防、印信等一律撤缴销毁。

筹饷、练兵之外就是经济建设，就是富国。在这一点上，朝廷大规模修筑铁路在过去曾经遇到不小的阻力，但是经过甲午战争，朝廷上下都意识到大规模修筑铁路的重要性，于是很快达成共识，很快掀起一个空前的铁路修筑高潮。

7月14日，朝廷电寄张之洞，命其保荐熟谙修建铁路的专门人才，以为修建铁路为方今切要之图，亟应举办，唯责任至重，必操守廉洁、明干有为、熟谙情形的专门人才，方能胜任。

8月1日，张之洞建议朝廷抓紧筹办芦汉铁路，并建议于江宁至苏州、杭州等处，另行建造一条铁路。9月7日，张之洞又向朝廷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修筑铁路以勘路、绘图、估工为第一义，铁路唯德国造为最精办芦汉铁路，必饬出使大臣请托德国铁路衙门派精熟诚实人员数人，来华代为勘路，南北分勘，方可迅速。俟一年勘毕绘图后，注明道里，议定路款若干及钢轨需用若干，估定桥梁、车栈等，分寄各国大厂令其估价，限以时日寄回，择其廉价而又著名大厂者，令其承办包定，订立合同。至于筹款，张之洞认为不外乎借洋债这个办法，外洋唯借款修铁路最为乐从，款巨息轻，可以本路作押，无须海关作保。铁路今日为自强首务，无论运兵运饷之便，即为富民筹饷计，亦以铁路为最大，朝廷既决意兴办，必宜就此统筹全局，将沪宁、粤汉、京张、陇海各路一齐勘绘估计，然后体察缓急，审时量力，次第举行。张之洞是甲午之后最热心铁路建设的大臣，他对铁路的期待和规划越来越大，越来越迫切。11月6日，他报告朝廷，汉阳铁厂炼成钢轨，并造成快枪药弹，派员解京试验。这对朝廷来说，大约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甲午战后的恢复重建终于迈出了一大步。

在甲午战后，对修筑铁路有着非常热情的，还有胡燏棻。12月6日，朝廷从督办军务王大臣请，派广西按察使胡燏棻督修津芦铁路，并令集股筹办芦汉铁路，一切商办，官不与闻。上谕表示，铁路为通商、惠工要务，朝廷定议必须举行。早一段时间已经令督办军务王大臣先将近畿一带先拟办法，当经该王大臣选派广西臬司胡燏棻前往查勘，兹据奏称，自天津起，循运河西岸迤逦而北，绕南苑以达卢沟桥，计216里，估需工料银240余万两，并绘图贴说。着即派胡燏棻督率兴办，以专责成，所需经费由户部及北洋大臣合力筹拨。至由卢沟桥至汉口段干线一条，距离太长，经费亦巨，各省富商如有能集股至千万两以上者，准其设立公司，实力兴筹。事归商办，一切盈绌，官不与闻，如有成效可观，必当加以奖励。——很显然，朝廷依然坚守商办的原则，只为兴办提供政策便利，并不像过去那样由政府大包大揽，滋生腐败。而且，这个宣示还告诉我们，清廷在铁路修建之初确实希望民间资本能够担当一定的责任，所以清政府后来发布铁路国有的政策，显然是对先前政策的根本颠覆，因而引起巨大政治震荡也就不那么奇怪了。

正如张之洞、胡燏棻等人都认识到的，修筑铁路在当年是最花钱的一项事情，怎样筹款是一件大事。到了年底，胡燏棻向朝廷提出一个向外国借款修筑津芦铁路的详细方案，后经朝廷批准予以尝试，这对近代中国重大工程项目利用外资起了先导作用，为后来中国大规模利用外国资本提供了经验。

在张之洞等人的建议中，都有开银行、改革币制、重建中国金融体制的主张，到了年底，朝廷终于接受这项建议，同意仿照东西洋各国成例，详稽传统中国票号之法，开立银行，经理工商各务。这件事情虽然在当年没有什么眉目，但确实是甲午战后维新运动中的一件大事，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张之洞、胡燏棻等人都曾郑重建议朝廷注意发展工业，注意制造业。稍后，又有御史诸成博奏请招商承买各省船械、机器等局，旨交户部进行研究，提出方案。8月11日，户部向朝廷提出了一个方案，以为各省制造、机器等局不下八九处，每年耗资不赀，一旦用兵，仍须向外洋采购军火。福建船厂每年需耗银子60万两，铁甲巨舰仍不能自己制造；湖北枪炮、炼铁各局厂，经营数年，耗费甚多，也没有见到什么效果。究其原因，户部认为主要是因为过去这些企业基本上都是官办，政府出资，政府管理，政府经营，结果也就只能这个样子。于是户部建议，各省新办的机器、制造等局要改变过去那些不成功的做法，一律按照西洋人的成例，改归商办，如此才能弊少利多，达到目的。

对于户部的方案和建议，皇上表示认同，以为制造船械，实为清国自强要图，原有厂局，经营累岁，所费不赀，办理并无大效，根本原因大概也就是户部所分析的办官营，现在亟须对这种方式进行改变，新办的企业，一律招商承办，方不致有名无实。上谕宣布向国内资本及华侨开放这些新办企业，如有商人情愿承办，或愿接受政府原来的工厂，都在政策上给予优惠，予以批准，同意他们纳资认充旧有厂局，或于官厂之外另集股本择地建厂，一切仿照西例，商总其成，官为保护。这个政策调整表面上看并不复杂，实际上意味着过去30多年的洋务政策至此终结，各种资本终于有机会享有同等国民待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