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机缘巧合，巨野教案发生的前4天即1897年10月26日（农历十月初一），一张仿英国《泰晤士报》的中国报纸在天津紫竹林租界诞生，此即后来影响深远的《国闻报》。正是这张报纸的诞生，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胶州湾事件过程中的态度，以及改革思想是怎样酝酿的。

《国闻报》的创办人为严复、王修植、夏曾佑、杭辛斋等。严复此时的本职工作是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他对中国现实政治的兴趣主要发生在甲午战争之后。甲午海战中中国海军蒙受了巨大打击，所牺牲的将士中或是严复福州船政学堂的同学，或为留学英国的战友，或为其北洋水师学堂的门生，因此严复所受到的刺激远比一般人强烈，于是他在此后一段时间奋笔疾书，探究中国失败的根源，提出中国发展的方向。在甲午战后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严复的一系列政论文章奠定了其在近代中国思想界、政论界的地位，与在南方鼓吹维新思想的梁启超一起并称“南梁北严”。

《国闻报》的创办宗旨，只有一句话，即“将以求通焉耳”。怎样“求通”？——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具体而言，观于一国之事，则足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各国之事，则足以通中外之情。上下之情通而后人不自私其利，中外之情通而后国不自私其治。人不自私其利，则积一人之智力以为一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强；国不自私其治，则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

基于这样的办报宗旨，当巨野教案发生后，尤其是由巨野教案引发的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国闻报》理所当然地站在国家主义立场上，及时翻译、介绍、评论西方国家的消息与动态，发表了一系列社论，痛斥列强对中国的觊觎与蚕食，批判清政府的愚昧与无知，对于稍后全国性的民族主义思潮、运动的高涨，起到了先导作用。

当严复放言高论的时候，两年前在北京出尽风头的康有为虽然不知道北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但他恰巧离开差不多隐居讲学两年之久的故里广州，于1897年9月至上海。稍事停留，于同年底至京师，无意中卷入一场历史大事变，中国历史由此改写。

在上海，康有为拜会了正在那里的文廷士，向他讨教北京官场的情况。文廷士是光绪皇帝珍妃的老师，不仅师生关系非同寻常，而且因光绪帝宠爱珍妃，所以爱屋及乌，皇上对文廷士也是另眼相看，而文廷士则自以为当今帝师，有时不免不知收敛，无形中不知惹得多少显贵不舒服。

但不管怎么说，文廷士是京城乃至全国范围内的显要名流，只是由于他深深介入了宫廷内部纷争，于是在甲午战后失宠于慈禧太后，又受到言官弹劾，遂被驱逐回江西原籍，郁闷中经营煤矿，坐待时机东山再起。所以，文廷士不仅对京城官场的人脉了如指掌，而且自认为帝党中坚，当然乐意为帝党物色康有为这样的青年才俊。

康有为与文廷士也不是初次认识，他们于《马关条约》签订前后，一起在京师从事过救亡运动。文廷士在甲午战后力主追究李鸿章的责任，并予以严惩。对于《马关条约》，文廷士痛心疾首，力主拒约、迁都、抗战，这些主张都深刻影响了正在京师的康有为。

稍后，文廷士为改革现状、挽救国家，在北京发起成立强学会，思开风气，变法图强。康有为、梁启超闻讯加入，并逐渐成为该会领袖人物。所以说，康有为与文廷士不仅久已相识，而且政治理念也比较一致。因此，文廷士也就乐于为康有为写了数通密札，为其疏通与各方面的关系。

康有为此次北京之行的主要使命是为了请求清政府准许国人移民巴西。康有为以为中国人满为患，而美国及澳洲皆禁中国人移民，遍考大地，唯巴西经纬度与中国相近，地域数千里，亚马孙河贯之，肥饶衍沃，人民仅百万，地广人稀，若中国人大规模移民巴西，不仅可以化解中国人满之患，而且可以在巴西建立一“新中国”。据康有为自己说，他的这个想法由来已久，1895年公车上书后他似乎就已坚定了这一信念，在其当年不得不离开京师南下时，曾与友人陈炽郑重相约：“君维持旧国，吾开辟新国。”广东人具有移民海外的悠久传统，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康有为可能会成为海外移民的领袖，在巴西广袤的土地上建立一个以华人为主的新国家。

然而甲午战后，中国的政治不仅没有多大变化，而且在康有为看来，简直是一成不变，而且压制更甚，心虑必亡，于是康有为“欲开巴西以存吾种”的信念更加坚定。与此同时，康有为遇见葡萄牙人及曾经游历过巴西的中国人，知巴西政府曾来约通商招工，其使至香港，而甲午战争起。巴西使节在香港逗留数月，本计划中日战争结束后与中国方面进行谈判，不料中日战事久拖不决，只好空手返国。而香港、澳门的商人获悉此消息后，均愿承担此任，尤以何穗田的计划最为详尽，任雇船招工之事。何穗田是康有为的朋友，所以康有为此次赴京，其实只是为了这桩生意。

在北京的那些天，康有为主要为移民巴西的事奔波，他通过关系找到李鸿章，向李详细介绍了移民巴西的构想，对于这些构想，李鸿章似乎原则上表示同意，只是他略感困难的是，此事并非中国政府说了算，而必须待巴西政府委派专使前来谈判乃可行。

李鸿章的表态无疑是合乎情理的，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再待在京师似乎已经没有多大的必要了。且腊月将至，“是时将冰河”，于是康有为预定于1897年12月11日离开京师回广东。

在康有为居留京师的这一短暂时间里，正是中国外交危机急剧变化的时刻，由巨野教案引发的胶州湾危机弄得朝中大臣不得安宁，尤其是德国政府不仅不肯让步，反而步步进逼，至12月5日出兵占领了即墨城，故意扩大事态，迫使中国政府让步。

康有为有着天生的政治热情，他是不得已而从事移民巴西的商业活动的，一旦有机会能参与到现实政治中来，他的政治热情可以使他很快放弃一切。他在北京逗留的这段时间，因文廷士等人的关系，接触了不少像李鸿章、翁同龢这样的朝中大臣，他与他们的地位虽然比较悬殊，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他们发表自己对这些外交危机的看法，因为在过去的若干年中，康有为曾就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向清政府表达过意见，这几次上书虽然都没有取得具体的效果，但康有为的名字在京城官场似乎并不陌生。所以，胶州湾危机可能是清政府的外交难题，但对康有为来说，无疑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发言机会。据他自己后来描述，胶州湾事件确实给他极度脆弱的心灵以致命打击，爱国保种之心油然而生，中夜屑涕，仰天痛哭，于是奋笔疾书，上书言事，很快草就《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呈》。康有为自然期待由此重演1895年的公车故事。

在此次上书中，康有为详尽分析了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为中国如欲摆脱被动的国际环境，只有修炼内功，使中国尽快以近代民主国家的形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为达此目的，康有为向清政府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取法俄国、日本等与中国国情比较类似的国家已经走过的成功道路，尽快开始变法，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即建立俄国、日本式的君主立宪体制。为此，康有为建议光绪皇帝乘胶州湾危机这一背景，下诏罪己，激励人心，明定国是，与海内更始，建立国会以通上下之情，尽革旧俗，一意维新，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康有为相信，这一新的政治体制的建立必将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必要的保障，也有助于克服因胶州湾危机而导致的困局。二是大集群才，集思广益而谋变法。三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以局部的试验为全国性的变法提供经验。

制度性变革或许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但康有为工部主事的小臣身份使他的建议无法直达清政府的高层。当他将这份建议书循例呈递给工部主管的时候，内中那些直率的言辞、超越清廷已有政策底线的建议实在是吓坏了工部主管们。从保全自己和保护康有为，以及忠诚清廷等任何一个角度考虑，他们都不敢将这份建议书直接呈送清政府高层，而是压了下来。

不甘寂寞的康有为当然不能容忍工部主管们的做法，他在向工部呈递这份建议的同时，也向其他相关方面提供了副本，以唤起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工部主管扣压了他的上书后不久，给事中高燮却觉得他的建议甚有价值，值得向光绪皇帝等清政府高层推荐，并希望光绪皇帝能够召见康有为，当面听取康氏对政府改革的通盘设想。

高燮的建议似乎也被光绪皇帝所接受，此时的光绪皇帝主要心思也是在整体性的政治变革如何开局等问题上。1898年1月16日，光绪皇帝在召见群臣时曾将此意略做表达，希望各位重臣能够从国家根本利益上进行考量，提出如何变法的系统构想。但各位重臣此时正忙于胶州湾危机的善后，根本无暇思考这些变革问题，只有翁同龢稍有对答，希望政府的未来改革能够从内政方面做起。紧接着，翁同龢等人在光绪帝的示意下于第二天连发三道上谕，一是要求改进中央政府各衙门的办事作风，提高效率；二是要求各省督抚切实淘汰冗员，举荐人才，开创新局；三是要求各省根据自己的情况尽快筹款开办制造局厂。总之，光绪皇帝期待中国能够在内政方面有革新办法。

光绪帝此时关注内政与改革制度的心情当然有利于实行高燮的建议，即光绪帝出面召见康有为，光绪帝似乎也有意于此。只是此时主持朝政的重臣恭亲王奕 碍于清朝的礼仪传统，以为康有为的级别太低，皇帝不宜直接出面与其交谈；并建议光绪皇帝如欲向康有为询问什么问题，可由各位大臣代为询问。奕 的折中建议化解了矛盾，光绪皇帝虽然没有能够面见康有为，但毕竟使康有为能够在清廷诸位重臣面前畅谈自己对国事的看法。1898年1月24日下午3时，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的西花厅接受荣禄、李鸿章、翁同龢以及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等人的问话，康氏似乎也乘此机会将上书直接呈递给最高当局。

西花厅问话的真实情形我们已经无法复原，但从一些零星的记载看，康有为主要在重申自己过去几年一直坚持的全面改革主张。对于这些清廷重臣们来说，康有为的这些建议或许并无新意，因为之前也有人提过类似的要求。不过，尽管他的狂妄姿态引起了一些重臣的极端反感，为其后来的政治发展或许留下了若干变数，但他直率的言辞和极端的见解，尤其是那种“片面深刻”的致思路数确实给这些清廷重臣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西花厅问话成了康有为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最值得记忆的转折点。

当天（或者第二天），翁同龢便将西花厅问话的大概情形上报给光绪皇帝。或许是翁同龢的倾向性描述，更加引起了光绪皇帝的兴趣，光绪皇帝觉得有必要召见康有为直接谈谈，以便能够理清中国未来发展的思路。光绪皇帝的决定再次遭到恭亲王奕 的反对，奕 依然以祖宗的仪礼传统阻止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不过他同时也建议光绪皇帝不妨命令康有为将书面意见尽早呈报，如果从中发现确有价值，可以考虑用变通的办法安排召见。至于康有为期待的职务安排，似乎根本就没有被提上台面，一气之下，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甚至决定就此离开京城，不再与清政府合作。

康有为的心态很快被翁同龢所获知，大约在西花厅问话的次日凌晨，翁同龢以帝师之尊来到南海会馆拜会康有为，他似乎期待这位年轻后生要耐得住寂寞，不要计较一时之得失，不要因这小小的挫折就放弃多年的追求，更不应该意气用事地一走了之。他还就自己所知的一些情况做了介绍，甚至向康有为表白自己也是主张变法维新的新党，与康有为在本质上是同道。总之，康有为在翁同龢的劝说下回心转意，他觉得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说，自己都不应该过于看重官职的高低，还是应该留在京城利用自己已经赢得的机会，为将要进行的变法事业贡献自己的心智。

很难说奕 的建议以及没有安排康有为所期待的职务这一事实带有什么恶意或成见，年轻的光绪皇帝虽有满腔热情，亟盼中国尽早开启政治改革，中国能够尽早走上全面现代化的道路，但毕竟他不太懂得（当然似乎也不必懂得）传统政治体制中应该遵守的礼数，而奕 的建议恰恰从礼数上为光绪皇帝着想，这种爱护式的关怀自然使光绪皇帝不能不接受。于是光绪皇帝命令康有为将自己的看法与建议书面呈递，并将西花厅问话时提及的《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一并呈送。

1898年1月29日（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康有为遵照光绪皇帝的旨意将最近赶写出来的《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连同《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一并呈递到总理衙门。这次上书比先前任何一次都要顺利，康有为的政治处境较之先前已经获得极大改善。

《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是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可简称为《应诏统筹全局折》。这是康有为在戊戌年间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文件，是康有为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在这份文件中，康有为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入手，引证当时波兰、埃及、缅甸等国墨守成规、不思变革，最终导致亡国或被瓜分的惨痛教训，以为国际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组合分化过程中，中国应该把握这一机遇，尽快改造成一个近代国家，成为国际主流社会中的一员。他说：“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強，小变仍亡。”中国只有彻底地弃旧图新，才能摆脱被动的外交局面；中国只有从内部发生真正的变化，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与平等。总之，只要国内政治有办法，外交上就有办法。而国内政治的唯一办法，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仿行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造中国自古以来几百年乃至数千年不变的政治体制。

在这份奏折中，康有为没有过多地论述中国应该进行变法改革的理由，因为中国不变则亡的道理在当时已经是朝野各界的共识。所以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的思考重点是中国应该怎样去变，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应该怎样开始和进行。

康有为认为，中国的国情与日本、俄国进行改革前的国情比较相似，日俄两国通过政治改革极大地动员了国内各方面的力量，从而促使两国的经济、社会乃至军事力量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它们的成功为中国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中国应该仿照日俄两国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而日本明治维新中最重要的举措实际上只有三点：一是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在政府高层内部形成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基本共识；二是广开言路和征求人才的通道，愿天下所有英才为我所用；三是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以宪法去约束人的活动，从而使日本一跃成为近代民族、民主国家。

基于日本的经验，康有为向清政府的最高决策层郑重建议做好三件事，以保证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获得成功。

第一，由光绪皇帝在天坛或太庙或乾清门大誓群臣，诏定国是，宣布变法维新正式开始，坚定群臣革旧维新的信心与信念，宣布广采天下舆论，广取万国良法，重建中国全新的政治体制。

第二，由政府最高层在午门设立待诏所，委派两名御史专司此事，允许上下臣工、草民百姓尽自己所知上书言事，对国家的政治发展、经济建设及所有方面提出建议。所有上书不得如旧体制由堂官代递，以免阻挠。凡上书中有可取之处者，可由皇帝或其他相关部门的主管予以召见，量才录用，人尽其能。

第三，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20人参与其事，统筹全局，下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以及武备等12个分支机构，将一切政事制度从新商定，改革乃至重建中央行政体制，重建新的政治体制及相适应的各项制度章程。至于中央以下各级行政机构的改革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动，康有为也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一些设想，大要不外乎是本着政情上通下达、弃旧图新的原则。

统观康有为《统筹全局折》，其核心是设立专责制度建设的制度局。或许是因为当时对政治变革反对的势力太大，或许是接受了某些人善意的忠告，康有为在这份上清帝第六书中暂时放弃了先前上清帝第五书中提出的开国会、定宪法等更为激进的政治主张，而改为设立制度局这一具有明显渐进色彩的主张，这样或许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执，便于新政的推行。

设立统筹全局的制度局是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他认为这是变法维新能否成功的关键之所在。所以在提出这一建议之后大约一个月即1898年2月28日，康有为又在代宋伯鲁御史拟定《请设议政处折》时再次强调设立专门议政机构的重要性，为制度局的创立提供舆论支持。此后，康有为还多次上书催促清廷尽快开设制度局，向光绪皇帝特别强调“皇上不欲变法自强则已，若欲变法，而下手之端，非开制度局不可”。在他看来，制度局犹如航行在沧海中的巨轮的导航仪，有了它可以克服惊涛骇浪、千难万险，顺利地抵达目的地；反之，则结果可知。

康有为的《统筹全局折》及同时呈递的《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深获光绪皇帝的赞赏，光绪皇帝在收到这些文件后，日加批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对于后来的政治发展与演变，《统筹全局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即《统筹全局折》确乎为戊戌年间变法维新的纲领性文件，中国未来发展的政治诉求在这份文件中都有很深入的表达。不过正因为如此，这份文件也受到极为强烈的批评和质疑，这份文件欲摆脱现存的行政运行体制而另起炉灶的真实动机不能不引起反对者的怀疑。按照康有为等人的设计，他们计划开办制度局专责改革要务；设立民政局，有仿行西方近代国家的下议院的意思；准备设立的议政局，类似于西方近代国家的上议院。而工部又提出在京师开办各省学会，并以原来各省的会馆为基础。这样一来，原有的行政体制势必全部瘫痪或废除，原有的官吏队伍也势必面临生存危机。于是，原本通过设立制度局而有意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反而成为阻碍改革进程的重要因素。反对者批评康有为等人动机不纯，因为他们只不过是一些权力的边缘人，基于自己边缘人的立场试图通过新设机构夺取权力，所谓制度局云云，不过是想夺取枢府之权的托辞；所谓十二分局的构造，不过是将原有的中央六部功能进行分解、重新组合而已。至于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提出的各道设立民政局的建议，反对者认为更是居心叵测，是试图以民政局夺取各省督抚将军之权。他们强调，清政府如果听任康有为这些人胡作非为，其最后的结果便不是中国走上强盛的发展道路，反而是“天子孤立于上，内外盘踞皆康党私人，祸将不忍言矣”。

康有为等政治新人的心态绝不像反对者所猜测的那样肮脏，但毫无疑问的是，作为边缘的政治新人，康有为等人是无法与那些政治老人和睦相处的，他们即便出于对中国未来前途的极端负责任的政治焦虑，也确实希望能够利用光绪皇帝的政治权威扫除旧人，重用新人。而政治运转的规律不可能为任何一方的主观意图所左右，作为清廷政治权力的中心，光绪皇帝实际上受到各方面的制约，他不可能甚至也不愿意完全听从康有为等政治新人的摆布，所以康有为创设制度局的建议尽管获得光绪皇帝的激赏，但实际操作却是一拖再拖，从而使康有为也觉得完全依靠清廷内部的力量去推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可能具有相当大的困难，于是他又将精力转向民间，期待民间的进步力量能够形成相当的气候，然后再与他们一道去推动清政府走上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

基于这种政治判断，康有为采取先前行之有效的政治手腕，即“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在向清廷上书的同时策动正在京师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成立新的政治组织，并相机联名上书，向清政府施压，重演1895年公车上书的故事。

1898年1月5日，康有为策动在京的广东应试举人及各界名流20余人聚会于南海会馆，宣布成立粵学会，欲续强学会之旧。粵学会具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在粵学会成立之后不久，在康有为的鼓动下，林旭联合张铁君等旅京福建省籍人士于1月31日在福建会馆成立闽学会。紧接着，与康有为等人关系密切的宋伯鲁、杨深秀与阎乃竹、李岳端等人联络陕西、山西在京人士于2月8日成立关学会。3月间，曾经参加过强学会的杨锐联络四川籍人士发起成立蜀学会。直隶、湖南、浙江、江西、云南、贵州等省的在京人士也都差不多被康有为等人鼓动起来，成立或筹备各种各样的新政治团体。

新政治团体的相继成立为康有为的民间政治活动提供了广泛的舞台，使他具有可资利用的政治背景。于是他在利用自己工部主事的官方身份从事政治活动的同时，更注意利用民间的力量向清政府进行舆论方面的施压。1898年3月19日（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康有为向总理衙门提交《为胁割旅大，覆亡在即，乞密联英日，坚拒勿许，以保疆土而存国祚呈》，坚决反对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以免引起英国、法国等列强的仿效，进而瓜分中国。3月25日，康有为代拟就《俄患孔亟，所请宜坚持勿允，谨陈三策以资抵御折》，建议清政府或将旅顺、大连开辟为通商口岸，供各国通商，或联合英日与俄国对抗，或设法向美国贷款数万万以练陆军、创海军，进而与俄国一决雌雄。

康有为的这些举措都没有能够阻止清政府内部准备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的既定政策，于是他决定联合各省举人集体上书，继续向清廷施压。3月27日，由康有为口授、其弟子麦孟华笔录的《乞力拒俄请，众公保疏》，在其弟子梁启超、龙应中、况士任等人的联络下，由两广、云贵、陕西、山西、浙江、江苏等省在京应试的百数举人联名，送达都察院。不过，由于清政府内部已经决定接受俄国的租借要求，这份上书并没有转送清政府高层。

零星的请愿活动不足以引起清政府高层的警醒，分散的政治组织也不可能发挥真正的作用，经过甲午战后3年大体平静的发展，清政府内部和士大夫阶层对于新的政治问题失去了必要的敏感，要想重新唤醒清政府内部和士大夫阶层的觉悟，促使他们重新关注因外交问题再次引起的中国生存危机，从而使康有为觉得有必要联合各个分散的新政治团体组建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政治团体，“以伸国愤”，使少数先知先觉者的爱国热忱化为全民族的自觉行动。

有康有为这种想法的知识分子在当时不在少数，御史李盛铎当时也有意联络在京应试的举人成立全国性的政治团体，以民间外交压力去应对俄国政府要求清廷租借旅顺、大连的蛮横主张。经过协商，李盛铎与康有为达成了合作的意向，由他们二人作为主要的发起人，开始筹建全国性的政治团体——保国会。

又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1898年4月17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七日），保国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南面南横街粤东会馆举行，到会的除各省应试举人，还有上至京城中央各部二三品大员、各部员郎主事，下及在京之行商坐贾等二三百人。

保国会成立之后，立即遭到了一些人的攻击。最先向保国会发难的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广东同乡——广东籍的许应骙及兵部左侍郎杨颐，他攻击保国会“惑众敛财，行为不端”，称必须严加斥逐。

查禁保国会的风声甚嚣尘上，但清廷最高层尤其是光绪皇帝似乎并没有查禁的意思。在光绪皇帝看来，保国会的宗旨既为保国，那便不可能有意推翻政府、煽动造反，统观保国会的章程，并非有碍国家，有碍君权，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任其自由发展，并给予适当地指导，不是比严厉查禁更好吗？所以当御史文悌当面诋毁保国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的时候，光绪皇帝不客气地痛斥文悌实在是不负责任的胡说八道，并下令将文悌革职查办。对于所有弹劾保国会的奏章，为了防止外泄，特别是为了防止慈禧太后借此动怒查禁保国会，光绪皇帝特别嘱咐一律归档封存。保国会终于在光绪皇帝的直接干预下渡过了成立之初的生存危机。但实际上，在反对者的压力下，保国会在召集了3次会议之后便无声无息了，此后并未再以该会的名义举行过多少重要活动。

于无形中消散的保国会传播了爱国维新的思想种子，各省志士纷纷继起，自是风气大开，人心大振，士大夫阶层对中国必须走上维新变法的政治道路有了更多的共识，这对于此后不久光绪皇帝正式宣布诏定国是应该说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提供了重要的舆论氛围。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康门其他重要弟子也都在这次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得到了锻炼，为后来的政治变革准备了足够的干部和丰富的人事资源。京城士大夫阶层及官僚阶层中的一些开明人士一度以结识康、梁等新派人物为荣，这也为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活动提供了丰厚的外援。

由于康梁等政治维新派的积极活动，当时中国的政治变革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只要条件允许，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可能就会转变为现实。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正式颁布《明定国是诏》，向中外宣布清政府将进行变法维新。在这份诏书中，光绪皇帝先是强调变法维新的必要性，以为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究时务，大多数人主张变法自强。朝廷对于这些变法自强的主张深感欣慰，也曾竭力支持，最近一段时间，朝廷就一些可以立即或即将进行的改革进行了审慎的研究，筹之至熟，遂做出决定，并通过诏书的形式颁布，如开特科、裁冗员、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等，希望这些措施有助于改善目前中国某些不足的地方。只是由于国内许多地方的风气尚不够开放，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摒除。议论纷纭，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达坚甲利兵乎？——光绪皇帝的意思不外乎是表明清廷对改革的支持立场，希望那些守旧的势力能够认真体察国情，支持政府已经进行和将要进行的某些改革。在光绪皇帝的呼吁下，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终于开展起来了。

所谓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运动仅仅进行了103天就因种种原因而失败，在这震动中外的103天中真正进行的所谓新政也屈指可数，撮其要者如下。

1.决定自下一次科举考试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由先前使用四书文改为有关时务的策论；定乡会试随场去取之法，并推行于生童岁科各试，停止朝考；

2.赏梁启超六品衔创办译书局；

3.创设农工商总局；

4.删改各衙门则例，裁汰冗官冗署，下令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以及湖北、广东、云南三巡抚，并河东总督缺，其各省不办运务之粮道，向无盐场之盐道，亦均裁撤。

其他各项改革，不必详细列举，大要是按照有利于清廷的政治统治、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的原则进行某些体制性的变革。这短短的100多天，当然是康有为最为得意的时光，这些变革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受到了康有为思想主张的深刻影响。不过，由于康有为仅仅抓住了并不拥有绝对权力的光绪帝，因此他的许多改革主张特别是政治方面的改革主张并没有获得实现。尤有甚者，由于康有为的锋芒太露，太过偏激，因此引起许多嫉恨，这也为他新政主张的推行无形中设置了许多障碍。

新政推行不力也引起了清廷和光绪帝的注意。1898年8月2日，清政府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鼓励大小臣工就当前的改革与新政各抒谠论，以备采择，同时规定中央各部院司员有条陈事件者，著由各堂官代奏；一般百姓（士民）有上书言事者，着赴都察院呈递。要求中央各部院堂官“毋得拘牵忌讳，稍有阻格，用副迩言必察之至意”，要用开放言论的办法广泛征集各方面的意见，以便推动新政的顺利进行。

清廷开放部分言论的举措受到各方面的欢迎，事实上具有极强爱国心与政治参与意识的青年知识分子早在这道上谕发布之前，就已经通过不同的方式将自己的意见向清政府的最高层传递，只是没有形成制度而已。这道上谕从制度层面规定了中央各部院司员及一般民众的政治权利，同时也规定了中央各部院堂官及都察院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随意拒绝下级官员和一般民众上书言事。

光绪皇帝开放言论的上谕赢得了下层官吏的欢迎，原本对现实政治高度关注的年青一代官僚自然会充分利用这一条件上书言事，表达自己的看法。礼部主事王照在光绪皇帝的上谕发布之后写了一份极具内容的建议书，向清政府政治高层提出自己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

按照王照1926年的回忆，他之所以在光绪皇帝开放言论的上谕发布之后上书言事，主要是基于他实在看不惯光绪皇帝的权臣张荫桓的弄权与对皇帝的误导，“是时德宗亲信之臣，以张荫桓为第一。其人最奸贪，尝独吞洋债回扣，是春太后命抄其家产，懿旨已出，荫桓求庆王急进奉十五万，得以收回查抄之命，故荫桓与太后势不两立。”张荫桓也利用光绪皇帝对自己的信任，肆意挑拨太后与光绪皇帝之间的关系，致使帝党与后党不自觉成为张荫桓利用的工具。而作为戊戌年间维新思潮的发动者和新政的主导者康有为对张荫桓也信任有加，偏信张的一些看法与建议，俨然以帝党利益的代表者自居，肆无忌惮地与所谓后党进行斗争，发生一些无谓的冲突。王照认为，在当时的大清王朝体制下，本不存在什么帝党与后党，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即便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有分歧，那也只不过是其家庭的一些内部纠纷，并不会影响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看法。作为臣子，当然应该有忠君报国的政治信念，但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去挑拨最高政治权力中心的关系，更何况在改革这一重大问题上，慈禧太后至少在当时还不是反对者，因为如果没有她的支持，一切都无从谈起。至于慈禧太后的揽权问题，王照认为只是太后对名分看得太重，为了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太后不愿意放弃权力，更不愿意不由她主导进行改革。所以，作为臣子的正确选择，是应该利用与光绪皇帝的亲近关系，劝说光绪皇帝时时处处尊重慈禧太后的意见，多请示多汇报，要时刻告诫光绪皇帝不要让那些别有用心的权臣、奸臣利用两宫之间的关系做文章。基于这样的看法，王照也曾利用与康有为的亲近关系竭力劝说康有为：“太后本好名之人，若皇上竭力尊奉，善则归亲，家庭间虽有小小嫌隙，何至不可感化？”而自负的康有为根本听不进王照的劝诫，他很不高兴地回敬王照称：“小航兄，你对于令弟感化之术何如？乃欲责皇上耶？”

康有为的讥讽并没有阻止王照向清廷上书。作为礼部主事，王照当然愿意以此身份通过正常的渠道将这份奏折呈递给光绪皇帝，不料礼部满汉两尚书怀塔布、许应骙拒绝接受和代呈，王照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忠言有可能因此而如泥牛入海，其内心的不满可想而知。王照与怀塔布、许应骙等人据理力争，坚请由礼部代呈，表示自己在上书中的建议是否被皇上采纳应该由皇上决定，不应该由礼部主管官员代为拒绝，以遮蔽皇上的见闻。王照的态度相当坚决，言语也相当决绝，许应骙后来向光绪皇帝描述为“咆哮署堂，借端挟制”恐怕稍有夸大，但双方的冲突相当激烈，则是不争的事实。

王照上书受挫的消息自然为康有为等人所关注。具有好斗性格的康有为对于王照上书受挫没有进行安抚，相反他和他的朋友们却认为这又是与那些所谓守旧势力进行斗争的绝佳机会，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鼓动王照说：“皇上明目达聪，广开言路，岂容大臣阻蔽不达？”他建议王照就此继续上书，公开弹劾怀塔布、许应骙违反皇上的规定。而王照本属于年轻气盛的少壮派，原本就对怀塔布、许应骙阻止他上书有很多不满，于是在康氏兄弟的鼓动下，他再次上书，据折弹劾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阻挠新政。

怀塔布、许应骙收到王照弹劾的奏折后，经过缜密的研究，觉得如果再一味阻止王照的上书，可能会造成政治上的被动，于是他们反被动为主动，将王照的第一份奏折及弹劾奏折等一并附在他们起草的奏折中呈递给光绪皇帝。他们在奏折中表示先前之所以扣押王照的上书没有上达，主要是考虑王照的奏折过于荒唐，后在王照一再无理取闹的情况下，不得已只好将这份奏折呈递皇上御览，一切由皇上定夺。

9月1日，光绪皇帝就怀塔布、许应骙的奏折做出批示，称：“怀塔布等奏司员呈递条陈请旨办理一折，据称吏部主事王照条陈时务藉端挟制等语。朝廷广开言路，本期明目达聪，迩言必察。前经降旨部院司员有条陈事件者，著由各堂官代奏，毋得拘牵忌讳，稍有阻格。至于是非得失，朕心自有权衡，无烦该堂官等鳃鳃过滤也。若如该尚书等所奏，辄以语多偏僻，抑不上闻，即系狃于积习，致成壅蔽之一端，岂于前奉谕旨毫无体会耶？怀塔布等均著交部议处。此后各衙门司员等条陈事件呈请堂官代递，即由各该堂官原封呈进，毋庸拆看。王照原呈，著留览”。对怀塔布、许应骙等人应该如何处理，光绪皇帝批给吏部按照相关规定议处。

9月4日（农历七月十九日），吏部就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人阻隔司员上书的责任向光绪皇帝提出处理建议，“查律载，应奏而不奏者杖八十，系私罪降三级调用”，建议光绪皇帝根据这一成例进行处理，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以及与此案相关的礼部左侍郎堃岫、署左侍郎徐会澧、右侍郎宗室溥颋、署右侍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曾广汉等6人均参照应奏而不奏降3级调用的规定处理。

吏部的处理意见是根据清廷几百年来的成例以及大清律中的相关规定，应该说是比较标准也比较稳妥的处理，只是这种标准与稳妥显然不合乎光绪皇帝行新政时期的革新精神与要求，显然不能达到光绪皇帝杀一儆百的目的。于是光绪皇帝对吏部提出的处理意见极为不满，他在发布的上谕中宣布将怀塔布、许应骙等6人即行革职，其理由是：“朕近来屡次降旨戒谕群臣，令其破除积习，共矢公忠，并以部院司员及士民有上书言事者，均不得稍有阻格。原期明目达聪，不妨刍荛兼采，并藉此可觇中国人之才识。各部院大臣均宜共体朕心，遵照办理。乃不料礼部尚书怀塔布等竟敢首先抗违，藉口于献可替否，将该部主事王照条陈一再驳斥，经该主事面斥其显违谕旨，始不得已勉强代奏。似此故意抑格，岂以朕之谕旨为不足遵耶？若不予以严惩，无以儆戒将来。”故而下令将怀塔布等6人即行革职，并对王照不畏强御的精神给予表彰，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

光绪皇帝的决绝处分以及对王照的奖赏震动了朝野，积极的反映是此后各部院主管对于臣民的上书一般说来再也不敢无故拒绝，行政效率有所提高；而一般士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和年轻官僚，更加关心国政，勇于上书言事，就重大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在此后的半个多月中，各衙门收到的建议书越来越多，政治的开放度也越来越大，光绪新政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

不过从消极的方面说，这也加剧了高层政治圈的分裂，那些原本未必反对新政的臣僚们或因稳健或因政策上的不同看法被推到了政治反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黜旧人、擢新人的政治举措既有助于新政的展开，也加剧了政治层面的分裂，为后来的政变增添了许多复杂的因素。

在礼部六堂官一并革职的同时，光绪帝接受岑春煊的建议，于8月30日发布大规模裁撤冗署并裁减官员的上谕，宣布：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其相关业务分别并入内阁及礼部、兵部或刑部等衙门；京外所有督抚同城之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均著以总督兼管巡抚事；裁撤河工总督，山东境内由山东巡抚管理，河南境内由河南巡抚管理；至于各省无运可办之粮道、无场销盐之盐道，亦均着裁缺；此外如各省同通、佐貳等官，有但兼水利、盐捕并无地方之责者，均属闲冗，即着查明裁汰。上谕还宣布，除应裁之京外各官本日已降谕旨暨裁缺之巡抚、河督、京卿等员听候另行录用外，其余京外尚有应裁文武各缺及一切裁减归并各事宜，著大学士、六部及各直省督抚分别详议筹办，并将筹议情形迅速具奏。上谕还要求各督抚参照先前一系列上谕的精神和规定，将现有各局所中冗员一律裁撤净尽，并将候补、分发、捐纳、劳绩等项人员一律严加甄别沙汰，限期一个月全部办理完毕并向中央复奏。

光绪皇帝宣布裁撤的詹事府等中央衙门多年来确实已沦为无事可办的冗署，大量消耗国家的资产和行政资源；京外的督抚同城也如许多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职权重叠，甚者不断发生冲突。至于河工总督、漕运、盐政等，久已失去其存在的意义，所以说裁撤这些机构，遣散这些冗员，就事实而言，至少表明清政府在各方面力量的推动下已经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迈出了第一步，理所当然地受到各方面的欢迎。

不过就情理而言，这样大规模裁撤冗署，裁减冗员，且除极少数高官由政府另行安排工作外，其他的一般官员将由此沦为失业者——他们在一夜之间从政府官员变得什么都不是，不要说他们心理上会产生严重的失调，实际上对他们也未必是公正的。因为这些冗署的造成并不是他们个人的过错，而是政府的决策错误，或者说是时代变化导致这些机构失去存在的价值，而他们作为个人不管怎么说也是通过层层选拔走到今天的位置，甚至有的已在这些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了一辈子，不说他们是大清王朝的支撑力量，至少他们也为这个政府做出过自己的贡献。所在的衙门突然变成被裁撤的冗署，他们岂能心甘？而他们心怀怨言，势将对改革不利，也易于被反对改革者所利用。再者，不论京卿还是京外的官员，他们多年来的唯一职业就是从政，许多官员不可能另有其他的谋生手段，如果是一个廉洁的官员，仅靠薪俸维持生计，一旦失去自己的职业，让他们怎样继续生存？凡此等等，似乎年轻的光绪皇帝在做出这一重大决定时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所以就情理而言，光绪皇帝发布这个重大决定委实有些草率。

光绪皇帝果断的决策不仅面临执行上的实际困难，而且使京城内外官场中早些天就已流传的所谓皇上批准康有为的建议、裁撤六部九卿的谣言似乎逐步得到证实，已被宣布裁撤的那些衙门中的官员自然焦虑不安，而尚未被宣布裁撤的衙门也实际上陷入混乱之中。稳定的政治局面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已经下岗的官员和即将下岗的官员都成为体制改革的牺牲品和反对者，无论他们有怎样高的觉悟，他们都无法继续与光绪皇帝及与康有为等维新领袖保持一致，他们的分化已属必然，只是在等待时机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由光绪皇帝主导的行政体制改革即便不是戊戌年间政变的直接原因，至少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政治局面的发展，至少为慈禧太后重新出山垂帘听政提供了契机。时任顺天府尹的陈夔龙在多年之后依然能够生动地描述当时官场一般官员的切身感受，这对于理解后来的政治变动提供了直接和形象的证据。陈夔龙说，戊戌政变的关键，首先在于裁减各衙门的官员。根据当时并不完全的统计，中央政府闲散衙门当时被裁撤或裁减的不下10余处，因之而失业者将达到万余人，朝野震惊，颇有“官不聊生”之戚。接着，陈氏具体描述了他所负责接收的太仆寺的情形，由此也可见其他衙门的大体状况。他说，按照清政府的裁减规定，太仆寺的所有业务及档案、文件、资产等，一并归入继续保留的兵部，隶属于兵部的车驾司。兵部尚书刚毅以兵部承办司员办事不力的原因，特请陈夔龙专办此事。陈氏力辞不获，又不愿因此结怨同僚，遂会同兵部车驾司的相关人员共同办理各项移交手续。然而当他们前往太仆寺查看情形时，情况却令人大吃一惊。原来太仆寺在接到清政府裁撤的命令后，群官如鸟兽散，衙门内几乎空无一人，不仅太仆寺的印信、文件无影无踪，即便是太仆寺衙门的门窗等也已被拆毁无存，接收工作无从下手。后来他们考虑到太仆寺管理马政，与兵部时有公文往来，兵部与太仆寺的书吏消息时时相通，估计这些下层办事人员或许还有联系，于是请兵部平时与太仆寺下层官员有业务往来的下层官员出面，终于找到太仆寺的一些下层官员，对其善言晓谕，以安其心，告诉他们太仆寺作为一个衙门虽然被裁撤，但太仆寺的所有官员、职员并不因此而全部裁撤，太仆寺此时遵旨归并兵部，不过于兵部另设一科，仍将责成原太仆寺的官员、职员等旧人负责办理相关业务。劝告这些下级官员回明堂上，速将太仆寺的印信文件交出，以便尽快完成交接工作，也必将有助于在兵部迅速设立相应的部门，尽快将原太仆寺的人员纳入兵部，不使这些人员流离失所。这些太仆寺的下层官员告诉陈夔龙等人说，当太仆寺收到朝廷裁撤的命令后，堂司等官一哄而散，信印文卷无人过问，他们这些下层人员暂时收存，今日特携带到兵部静候处理。陈夔龙等人闻言大喜过望，一面回奏刚毅等兵部堂官，一面于兵部车驾司五科之外特设马政一科，以便安置原太仆寺的人员。

与裁减冗署、冗员并行的另一条主线是添设新机构。其实，裁减衙门及冗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康有为提议设立制度局、新政局而不被批准所引发的结果。按照康有为的最初设想，新政改革并不涉及对旧衙门的清理，只要在大清王朝已有的政治架构中设置新的政治机构，这些旧有的衙门可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继续存在，只是其职能会因新设机构的出现而削弱。然而康有为的建议受到了清政府政治高层几乎一致的反对，制度局、新政局的设立也就根本无从说起。

进入8月，随着政治改革不断深入，特别是随着裁撤詹事府等衙门在政治层面引起的风波越来越大，康有为等人觉得时机又将来到，于是重提设立新的政治机构以容纳政治新锐并化解裁减冗员的压力。8月19日（农历七月初三），康有为代内阁学士阔普通武拟就并呈递了一份仿照西方近代国家设立议院的奏折，这比先前提出的设立制度局、懋勤殿走得更远。康有为似乎已经明白中国在政治上进两步退一步的规律，因此在方案提出之初将标的悬得极高，以便与政治对手讨价还价，以清廷根本无法同意的议院体制去换取设立懋勤殿的目的。

设立专门的议政机构专司议政，是康有为将立法与行政分立的既定想法，特别是鉴于当时裁减行政机构在政治层面所引起的高度恐慌，更使康有为觉得有机可乘。9月5日，他代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起草了一份奏折，建议清政府增设散卿以容纳那些被裁撤的人员中有学识与能力者充当议政之官，借此作为议政、行政分离的雏形。这份奏折引起了光绪皇帝的注意，他当天即批转孙家鼐妥速议奏。4天后（9月9日），孙家鼐议复同意徐致靖的建议，同时又将徐致靖的建议摘录要点送呈慈禧太后，结果徐致靖的建议在“慈览”后以“应无庸议”予以否决。以“下岗官员”充当议政专职人员的设想也就没有了下文。

在徐致靖呈请置散卿以广登进的同一天（9月5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刑部主事张元济也向清廷呈递了一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书，建议清廷设立专门的议政机构。他的理由是，近代西方国家几乎都将行政与议政判为两事，而中国的行政与议政从来都无区别，以行政之人操议政之权，今日我议之，明日即我行之，岂能不预留地步以为自便之计？所以中国旧有的行政体制凡为行政之官所惯行者必不废，废则无以抑制新进之辈；政为彼之所未行者必不兴，兴则显其前事之非矣。因此之故，中国目前的改革困难重重，欲去一旧法，则多方阻挠；欲举一新政，则故意延宕。张元济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彻究其终始，融贯其往来，斟酌其后先，权衡其缓急，而后能施之无弊，行之有功。所以他建议清政府必于事之未来，预为之计算，必于所行之事，统筹其全局。而在目前的体制下，如果将这些责任委托给旧有的衙门和大臣，这些大臣或年迈昏庸，精力不济，或各有官守，兼差无算，往来奔走，簿书劳形，岂复能殚精研思，从容讨论？而且，就政治理念来说，这些旧有的大臣中多有不愿奉行新政之人，面从心违，于事何济？鉴于这种实际状况，清政府不欲变法则罢，如欲变法，不先设一议政局以握其纲领不可也。

专职议政机构的设立对于皇权专制形态的大清帝国来说或许过于背离“祖制”，所以张元济的建议虽然具有相当的细节和可操作性，然而却没有及时获得清廷的回应。不过，清廷已经启动的政治体制改革走到了这一步，设置与行政相分离的议政机构也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应有之义，只是这种机构的设置名称、形态及职能尚待决定而已。所以，张元济的建议虽然没有进入政治实践，但在当时的政治高层还是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至少在舆论上有助于类似机构的成立。9月11日（农历七月二十六日），左中允、黄思永上书，建议清廷利用裁撤行政机构的机会设立集贤院，荟萃天下之人才而甄别之，砥砺之，崇其体制，厚其俸禄，必能有助于大清王朝政治之发展。

不论是集贤院，还是议政局、懋勤殿，其本质都是欲在既有的行政执行系统之外成立一个专门的议政机构，其功能说到底也只是皇帝的顾问咨询而已。所以对这一新设机构最有兴趣的莫过于光绪皇帝本人，以及那几位新进的军机章京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等。因此，外有康有为等人的鼓吹，内有新进军机章京的鼓动，原本就曾与翁同龢商量过设立制度局以统筹全局的光绪皇帝便不能不对这种舆论表示关切。9月13日（农历七月二十八日），光绪皇帝终于下定决心于内廷设置懋勤殿，选集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洋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欲统筹全局，将一切应举、应革之事全盘筹定，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是日晨，光绪皇帝召见湖北补用知府钱恂，试图通过与张之洞关系密切的钱恂了解张氏对设立议政局的看法，并向钱允诺“议政局必设”。

似乎为了郑重其事，也似乎为了应对慈禧太后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光绪皇帝于同一天特派遣内侍持《历朝圣训》等相关图书送给谭嗣同，命谭氏查考雍正、乾隆、嘉庆三朝设置懋勤殿的故事并拟一上谕，以便其持此赴颐和园面见慈禧太后，待与慈禧太后讨论并经太后批准后见诸实施。

重设懋勤殿以议新政在光绪皇帝那里或许是出于对大清王朝未来命运的真诚考虑，他将此任务交给了谭嗣同。谭对于新政改革怀有至诚之心，但守旧势力的阻挠使他对新政的前途不无担心。他是4位新进军机章京中最“亟亟欲举新政者”，也是利用与光绪皇帝近距离接触的特殊条件“日言议政院”，并最终说服光绪皇帝的重要人物之一。所以，接到光绪皇帝代拟上谕的指示后，谭嗣同很快便完成了任务。

代拟谕旨原本是谭嗣同的职责，但此次代拟却引起其极大的心灵震动，他由此感到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系可能确如康有为等人一直所认知的那样并不协调，而光绪皇帝的权力也并不像新政开始以来历次诏书所体现的那样至高无上，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大权依然掌握在慈禧太后手里，光绪皇帝不过是一个政治傀儡而已。退朝之后，谭嗣同将这种感觉告诉了康有为等人，并似乎向康等人透露了其代拟谕旨的部分内容。

谭嗣同的感觉并没有影响康有为的情绪，甚至与谭嗣同的感觉相反，康有为觉得光绪皇帝既然已经下令谭嗣同代拟上谕，既然准备将这份上谕向慈禧太后提出，那么可见光绪皇帝已经下定了决心，帝后之间的最终摊牌即将到来，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权力再分配肯定不可避免。于是康有为于同一天代宋伯鲁草拟《请选通才以备顾问折》，建议清政府于内廷开设懋勤殿由皇上亲自选聘天下通才10人入值懋勤殿作为皇帝的高级顾问，并在此折中推荐黄遵宪、梁启超二人。与此同时，康有为在京城政治场所大肆活动，致使京城政治场人人咸知光绪皇帝已经拟就设置懋勤殿的事情，“以为今日谕旨将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原本因大规模裁撤冗署冗员而高度恐慌的京城政治场更加动荡不安，谣言四起。凡此，都无形增加了后来政治变动的可能。

从光绪皇帝方面来说，9月14日（农历七月二十九日）这一天他在按先前的计划在乾清宫召见北洋水师学堂总办候补道严复及办理其他事务之后，和往常一样，至颐和园乐寿堂向慈禧太后请安，并准备就懋勤殿等事务向慈禧太后当面请示。而慈禧太后这边，几天来，被革职的礼部尚书怀塔布夫妇利用与总管内务府太监李莲英的特殊关系不停地向她哭诉自己的委屈，并离间太后与光绪帝的关系，称“皇上为左右荧惑，变乱朝政，求老佛爷做主”。而那些被怀塔布收买的大小太监们也可能因为新政的改革最终将侵害他们的利益，也随着怀塔布在慈禧太后面前肆意诋毁由光绪皇帝主导的新政改革。

在光绪帝向慈禧太后请安的时候，似乎是慈禧太后先向光绪皇帝谈到礼部六堂官尤其是怀塔布的革职之事，尽管慈禧太后也承认怀塔布之类的满洲贵族政客确为“老谬昏庸之大臣”，但出于政治层面的考量，她似乎也有意劝告光绪皇帝在人事处理上不可操之过急，不要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轻易罢黜，更不要将那些年轻的汉人政治新锐提拔到政治高层，更不能改变大清王朝的既成体制，由这些所谓“通达英勇之人”去议政。慈禧太后的担心是，如果过分地在人事布局上进行变动，那么极有可能因此而失去人心，特别是失去满洲贵族的信任，果如此，满洲贵族所组成的“寡头政治集团”就不可能继续支持现有的皇权中心统治。

对于慈禧太后的指责与劝诫，光绪皇帝有些能够接受，有些则不免做些解释与辩白，而他的这些解释与辩白不仅不能说服太后，反而激起了太后的愤怒，正好验证了几天来怀塔布等人在她面前的那些离间。于是慈禧太后毫不客气地批评光绪皇帝：“小子为左右荧惑，使祖宗之法自汝坏之，如祖宗何？”太后的愤怒终于勾起了光绪帝的满腹委屈，他边哭边向太后说：“时事至此，敌骄民困，不可不更张以救，祖宗在亦必自变法。臣宁变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人笑，而负祖宗及太后之付托也。”

光绪帝的哭诉与辩解虽有道理，但在慈禧太后看来无疑有点不听话，其心中的懊恼可想而知。光绪皇帝循往例礼节性地在颐和园乐寿堂“侍膳”之后，二人不欢而散，光绪皇帝根本无时间也无心情向太后提及并讨论于内廷开懋勤殿的计划，便极其郁闷地返回自己城中的住所玉澜堂。

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9月14日的冲突仅仅发生在政策层面，不至于因此而影响他们之间的感情。光绪皇帝虽然面对太后时有所辩解或顶撞，但事实上他回到自己的寓所之后也有所反省。他曾设想请满洲贵族中最有权势与威望的重臣出面协调，向太后解释他之所以如此不顾后果地推动新政的苦衷，可惜的是，满洲贵族中最具权势与威望的恭亲王奕 已经去世，而庆亲王奕劻已与太后疏远，端王载漪兄弟及各大臣对于新政多有不同的看法，指望他们到太后面前进行解释是不可能的。最高权力顶端的光绪皇帝真的成了孤家寡人，无奈中他只好于第二天求助于颇通世故人情的新任军机章京杨锐，希望杨锐能够为他出个主意。

杨锐在新任四军机章京中最为持重与稳健，而且是张之洞的亲信之一，而张之洞又是当时清廷中慈禧太后最为信赖和最为倚重的汉人重臣。所以，当光绪皇帝考虑寻找满洲贵族中的重臣出面协调与太后的关系而无法实现的时候，他想到找杨锐谈谈，这其中未尝不具有请求张之洞出面协调的深层意义。不过，当光绪皇帝将自己的意思告诉杨锐并请求杨锐出主意的时候，却遭到杨锐的拒绝。杨锐告诉光绪帝：“此陛下家事，当与大臣谋之。臣人微言轻，徒取罪戾，无益也。”持重的杨锐当然知道大清王朝的历来规矩，他不愿因此而介入清廷最高统治者的内部纠纷，他觉得凭借光绪皇帝自己的努力，按照大清王朝旧有的成例，由大臣们尤其是满洲贵族内部的协调，应该不难化解光绪帝与太后的矛盾。

杨锐的拒绝应该是基于对清廷旧有体制的恐惧，清廷旧例严格禁止官员议论、介入皇族内部的纠纷，特别是汉大臣更无权干预皇族的内部事务。这是体制使然。或许为了消除杨锐的恐惧，光绪皇帝特别向杨锐下达了密诏，以便杨锐将来因此而获罪的时候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脱。光绪皇帝的这份密诏在当时应不为人所知，甚至可以肯定地说，林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当时都没有看到过密诏的原件，所以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转述的密诏文字之所以不同，并不是康、梁等人有意篡改，而是他们确实没有看过密诏的原件，只是听过杨锐的转述而已。光绪皇帝这份密诏本为给杨锐个人，但其内容在通过不同的渠道被转述与解读的过程中又发生了理解方面的误差，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政治发展，故而有必要将学者们公认的文本引录在此。诏曰：

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早）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強，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从这份密诏看，可以得出几点启示。1.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9月14日的言语冲突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其实质只是那些被罢黜的“老谬昏庸”大臣在太后面前的哭诉，引起了表面上从来以慈善面貌示人的慈禧太后的同情，太后希望光绪皇帝在今后处理人事方面更加谨慎，不要动辄罢黜这些大臣，以免闹得人心惶惶。具体的事例就是礼部六堂官的罢黜，明显操之过急与过重。2.在提拔汉族出身的政治新锐方面，慈禧太后似乎也建议光绪皇帝要谨慎，要防止那些政治小人或政治野心家乘此机会步入政治高层，以免贻祸将来。3.对于前两点，光绪皇帝也曾与太后进行过沟通，但太后以为这是政策的底线，不容讨论，而光绪皇帝却觉得如果不能在这两个方面有所突破，未来的改革便很难进行。他目前的苦闷，也即需要杨锐等人所思考的问题是，怎样既能在这两方面有所突破，而又不至于因此有违慈禧太后的意思。由此可见，9月14日的帝后冲突可能因为后来的政治发展而被无限扩大，而其真实的情况可能并没有那么严重。

杨锐似乎也没有意识到9月14日的帝后冲突有多么严重，更没有预见到这份密诏会在后来的政治发展中起到那样重要的作用。所以，当他与光绪皇帝当面检讨新政以来所有举措得失的时候，似乎也觉得太后的某些指责有道理，光绪皇帝过于听信康有为等过激派的主意而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举措，诸如罢黜守旧大臣、提升政治新锐等已经超出了当时政治场所能承受的极限。基于这种判断与考虑，他也向光绪皇帝提了三点建议。第一，建议清廷重建皇权中心的权威与秩序，由慈禧太后郑重其事地举行一次授权仪式，“亲挈天下以授之皇上”，而皇上也应该确认太后在王朝政治决策中的至上地位，即同意太后拥有政治决策的最终否决权，“应宜遇事将顺，行不去处，不宜固执己意”。第二，鉴于新政推行以来的秩序混乱，建议光绪皇帝要对所有将要进行的改革方案通盘考虑，宜有先后，宜有次第，不能再如过去一段时间那样，新政诏书联翩而下，臣民目不暇接，政治上虽然获得一些舆论的表面支持，而实际效果却极差。第三，人事变动至关重要，在新政推行期间“进退大臣不宜太骤”，以免在政治上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与反弹。他相信，光绪皇帝如果能够在这三个方面有所改善，其与太后之间的关系并不难协调，新政推行中的困难也不难克服。鉴于光绪皇帝这一系列失误（或者说被慈禧太后看作失误）的主要原因都是因为偏听偏信了康有为的误导，杨锐在这次面见中或书面的意见中建议光绪皇帝一定要尽快与康有为脱离关系，不要因康有为而贻误大清王朝的前途和影响光绪皇帝本人的地位，杨锐的原话是：“康不得去，祸不得息也。”

康有为是推动新政的有功人士，新政开始后他的一些活动引起政治高层的反感，也引起光绪皇帝的疑虑，为了面子，也为了不动声色地平息因康有为而引起的高层不安，经过两天的郑重考虑及与相关决策者如慈禧太后的协商，光绪皇帝于9月17日（农历八月初二）明降谕旨，命康有为迅速出京，前往上海督办官报。

让康有为迅速离开北京是杨锐9月15日面见光绪皇帝时提出的建议。在杨锐的政治感觉中，他比较认同张之洞的稳健改革方案，对康有为等人的激进主张表示过反感，对于光绪皇帝偏听偏信地将礼部六堂官集体革职，他当时就觉得处理太过，并通过不同的方式向高层表示过自己的看法；对于帝后之间的关系，杨锐不愿偏袒任何一方，他以为帝后的关系说到底是家务事，作为臣子应该为皇权中心的权威及大清王朝的重振贡献心智，绝不能借助于任何其他的手段去挑拨或利用帝后之间的矛盾。正是基于这一系列的考量，杨锐在当面或书面与光绪皇帝讨论了相关问题之后，立即于当日（9月15日，农历七月三十）黄昏时分急邀比较偏激、与康有为关系最为接近且与自己关系也比较密切的同僚林旭至自己的寓所交换看法，对于林旭过于听信康有为的偏激主张且误导光绪皇帝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责林甚切”。也可以相信，正是在他与林旭交换看法的这一过程中，杨锐曾经将光绪皇帝给他的密诏交给林旭过目，以加深林旭的信任，期望林旭能够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足够重视，能够在适当的场合与适当的机会劝告康有为不要继续如此激烈的举动。

对于杨锐的批评与指责，林旭“默然无声”，表示接受，相信他们二人也一同思考了一些善后办法，因为按照计划，林旭将于9月17日（农历八月初二）被光绪皇帝召见，杨锐似乎劝告林旭不要再给光绪皇帝出那些激进的主意，劝告林旭最好与康、梁等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可能也是杨锐急于找到林旭通报情况的原因之一。

林旭获得杨锐相关情况通报的当天，似乎已经没有时间再向康有为等人通报，而且他们二人讨论的结果，可能也认为时局虽然正在发生变化，但并不是没有办法转危为安。或许他们的一致看法是，只要康有为迅速离开北京，脱离政治旋涡，大局就将好转，这可能是杨锐找林旭通报情况的另一个目的，即希望林旭在光绪皇帝召见的时候，设法坚定光绪皇帝让康有为迅速出京的决心。

9月17日（农历八月初二）上午，光绪皇帝按计划在颐和园召见林旭。由于杨锐已将相关情况向林旭做了通报，也由于光绪皇帝给杨锐的密诏中曾经提及请杨锐与林旭等4位新任军机章京协商怎样才能既有效地推动新政改革，又不拂慈禧太后的圣意，而且还因为杨锐已经劝说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迅速离开北京，而光绪皇帝可能还就此与慈禧太后有过一定程度的沟通，达成了某些共识。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光绪皇帝召见林旭时，两人直面主题，很快就杨锐已有的建议达成共识，那就是为了克服已经出现的政治危机，必须尽快摆脱康有为。于是在召见之后很快由光绪皇帝极端反常地“明降谕旨”，责成康有为迅速出京，不得迁延观望。

明降谕旨毕竟只是一份官样文章，光绪皇帝与林旭似乎都意识到仅仅凭借这份官样文章，可能还不足以促使康有为迅速出京，因为委派康有为督办官报的谕旨早于7月26日（农历六月初八）就已经下达，可是固执的康有为却找到种种并不是理由的理由借故继续留在京师，介入新政。为了促使康有为这次尽快出京，他们自然想到由林旭在退朝后火速面见康有为，甚至设想不惜以夸大危机的冒险办法促使康有为必须如此。由此情理而推断，光绪皇帝在召见林旭时，可能并无成文的密诏交给林旭，即便从保护林旭的角度也不再需要如颁给杨锐那样的密诏了。

林旭当天退朝之后曾经去找过康有为，但由于康有为没有在寓所，林旭也就没有继续等待，只是留有一个字条称来而不遇，嘱康明日勿出，有要事相告。由此细节也可反证林旭手中没有光绪皇帝的成文谕旨，否则他于当天无论如何也必须找到康有为宣旨。而且还可证明，光绪皇帝及林旭虽然觉得康有为必须迅速出京，但也没有急迫到必须当天执行的程度。

第二天一大早，林旭如约前来拜见康有为，他先是向康有为转述了光绪皇帝9月15日（农历七月三十日）给杨锐密诏的大致内容，劝说康有为遵旨尽快离京，前往上海督办官报。对于林旭的劝说以及林旭转述的密诏内容，康有为或许半信半疑，在这种情况下，林旭或许向他通报了自己昨天面见光绪皇帝的情况，并概括光绪皇帝的口谕如下。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外出，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朕有厚望焉。特谕。

从这份上谕的用字与语气看，正如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不像是成文的朱谕，更像口谕，所以这段文字不仅在后来的引用者那里出现不少文字上的差异，即便是当事人康有为本人在后来的历次引用中，也有文字方面的不同。凡此，不能说都是康氏的伪造，如果真的要伪造，康势必会在各个版本中保持一致。

应该是作为唯一在前一天与光绪皇帝见过面的直接当事人的林旭的转述引起了康有为的高度关切，他肯定觉得这件事太不同寻常了，清政府既然以光绪皇帝的名义明降了谕旨，何以又让林旭面传光绪皇帝的口谕呢？朝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道圣明的光绪皇帝已经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所控制而不得自由了吗？康有为不敢继续猜想下去，于是他一面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请林旭持还复命，并奏报自己肯定将在第二天启程赴上海督办官报，并开用官报官防；一面差人招来谭嗣同、梁启超、徐仁镜、徐仁录及其弟康广仁等，一起商量应对之策。袁世凯的重要幕僚徐世昌不知何故亦来康有为的寓所，并与他们一起参与讨论。

当康有为组织这些门徒或支持者进行讨论的时候，大概林旭已经持康有为的奏折离去，康有为凭借自己的记忆向他们转述了光绪皇帝先后向杨锐及林旭颁布的两道密诏。由于康有为始终抱怨大清王朝政治高层内部存在守旧派，因此他的转述与分析无疑会夸大危机的程度，认为由他鼓吹、由光绪皇帝主导的新政已经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反扑下失败，圣明的光绪皇帝可能已经失去自由。在康有为的煽惑下，包括徐世昌在内的所有与会者都抱头痛哭，激于义愤，他们决心不惜牺牲自己去拯救皇上，并由此将他们心目中的慈禧太后由先前的守旧势力头目设想为真正的敌人，讨论的结果是尽快准备武力或设法动用清朝已有的军队武力解决问题。

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正式军队或收买一支现成的军队为我所用，都需要相当的时间，这一点康有为和他的弟子及追随者都很清楚。然而时不我待，政治局势的日趋危机迫使康有为等人做出极端的冒险决策。他们一方面继续设法拉拢袁世凯或其他军队领导人，同时还运用最便当的办法——组织或利用会党进行军事冒险。按照康有为等人的计划，只要他们能够调集一批绿林好汉出面发难，劫制慈禧太后，迫使慈禧太后同意放权，或放手让光绪皇帝进行政治改革，他们的新政计划就可以继续进行。一旦被劫制的慈禧太后拒绝合作，不愿放权或不愿放手让光绪皇帝进行政治改革，他们就可以将劫制在手的慈禧太后予以废黜。

对于康有为的说法，谭嗣同表示支持，并以为只有与袁世凯联手，用袁世凯所部新军围颐和园，以兵劫持慈禧太后方可成功。康有为、谭嗣同的想法与设计获得了梁启超的赞同，但林旭则以为袁世凯狡诈多智谋，担心即便袁世凯同意联手，但成功之后袁世凯也是一个隐患。林旭建议如果真的要动手，也应该去找董福祥，而不要用袁世凯。对林旭的建议，谭嗣同又以为不可，坚持与袁世凯联手，并自告奋勇承担与袁世凯联络的任务。

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结果并不成功。袁世凯对谭氏杀荣禄、劫制皇太后的建议肯定想了很多，对于这件事情可能导致的后果及所有的利害关系可能都进行过类似于沙盘式的演绎。作为朝廷命官，袁世凯无论如何也不能认同谭嗣同的看法，更不愿意用自己的手去杀害自己的顶头上司和至高无上的慈禧太后。从大局和个人利害考虑，袁世凯觉得他如果容忍谭嗣同等人胡作非为，必将酿生大变，危及宗社。考虑的结果，他决定在原定的初五请训时向光绪皇帝稍稍透露一些信息，希望光绪皇帝出面预防可能发生的事故，以期补救。

9月20日（农历八月初五）晨，袁世凯按照原先的计划赴宫中请训，他在所呈递的奏折中隐约表达了他对时局的担忧，希望光绪皇帝能够从这份奏折中读出他的忧虑，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出现大的意外。奏折称，“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

袁世凯的这份奏折实际上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告诫光绪皇帝，改革从来都是很难的事，万不可操之过急，以致欲速则不达。二是建议光绪皇帝应该选拔、调任老成持重如张之洞那样的大员来主持朝政。而这个建议并不是因谭嗣同的来访而突然提出的，至少在9月17日上午之前袁世凯已将此意告诉了张之洞的驻京代表钱恂，钱恂立即电告张之洞，张在第二天的回电中要求钱恂劝阻袁世凯的提议。所以这一条建议虽与第一、第三条建议有相互关联，但并没有前后的因果关系。三是劝诫光绪皇帝对那些新进诸臣不可过于依赖和信任，因为他们阅历太浅，办事经验太少，皇上如果不依赖大清王朝已有的官员特别是那些老成持重的大员反而与这些新进诸臣结盟，进行急剧性政治变革，其后果可能适得其反，甚切累及皇上。在这一点上，袁世凯劝诫光绪一定要格外注意。

请训之后，袁世凯直接赶赴火车站，抵达天津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袁世凯没有急于赶回小站住所，即赴荣禄的直隶总督府向荣禄汇报此次北京之行的惊与险。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所以必须设法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袁世凯尚未将全部情况讲完，有人来谈其他事务，袁世凯拖至很迟仍找不到机会续谈此事，于是只好先行告辞，约次日再来详谈。

袁世凯之所以没有打断别人的谈话而继续已经说到的话题，显然是因为他认为谭嗣同的夜访及其所谈到的情况虽然重要，但谭嗣同、康有为等人毕竟只是一群书生，如果不能获得他的支持，他们在北京根本没有能力发动大的政治行动，更不要说是杀荣禄、谋围颐和园了。所以，他并不认为局势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阶段，他相信光绪皇帝在他的暗示下应该有所警觉，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阴谋不可能实现。

第二天一大早，已经知道一些大概但并不清楚详细情况的荣禄迫不及待地“枉顾”袁世凯处详谈一切。出于职责和作为大清王朝命官的道义感，袁世凯似乎比较如实地向荣禄描述了谭嗣同夜访的全过程以及自己的看法。由于谭嗣同夜访的主题是杀荣禄、谋围颐和园，所以袁世凯在描述的过程中也不时地向荣禄重申这只是谭嗣同、康有为等“群小结党煽惑”，他们只是利用了光绪皇帝对他们的信任，打着皇帝的招牌招摇撞骗，所以并不代表光绪皇帝的意思，甚至可以有把握地说，光绪皇帝对于这些阴谋并不知晓。

按照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时的说法，他们之所以执意要杀荣禄、谋围颐和园，是因为荣禄参与并主导了废立阴谋，而慈禧太后则是一切守旧势力的保护者，是中国政治改革迟迟难以推进的巨大“绊脚石”。对于谭嗣同的这些指控，素来沉着的荣禄大惊失色，大呼冤枉：“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

如果说荣禄在此之前没有丝毫犯上之心的话是事实，但是当他听了这么多的内幕新闻，尤其是康有为、谭嗣同等一大批政治新锐把他作为犯上作乱的罪魁祸首及守旧势力的干将，此时的荣禄除了对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充满仇恨外，也不能不开始怨恨当今皇上。为了宽慰荣禄，也是为了保护皇上，袁世凯也向荣禄明确表示：所谓杀荣禄、谋围颐和园的计划“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唯有仰药而死耳”。事情已经很明白了，但是怎样处理这件事情，却也使荣禄、袁世凯颇费脑筋。他们筹思良久，迄无善策，荣禄只好返回总督衙门，与其幕僚们继续筹思良策。经过一整天的商量，他们也没有找到什么好的办法。不料至傍晚，却从北京传来有关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康有为革职以及缉拿康广仁等人的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