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的那些举措除了在开始阶段对一些立宪党人有点吸引力外，并没有真正唤醒人们的政治热情。1898年血腥屠杀的阴影依然笼罩在人们的心头，除极少数人外，更多的中国人都在思考着诸如“更姓易代”等解决方案，而这其中最具实力而又最有远见的当数孙中山。

大体而言，孙中山的早期思想与时代思潮的主流——渐进改革并无根本的差异，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几十年洋务新政的内在缺陷，但他不仅没有想到推翻清政府，反而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清政府克服危机，重建河山。然而，当他携带那份精心起草的上李鸿章书于1894年6月下旬从上海抵达天津时，正是中日交涉最为紧要的关头。双方虽然尚未以兵刃相见，但由于利益攸关，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拖至7月下旬，著名的甲午战争终于爆发。在这种情势下，李鸿章“藉口军务匆忙，拒绝延见”孙中山这一平民百姓。

李鸿章的“失误”导致孙中山由李的崇拜者转变为反对者，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因此冷遇转而变得对清廷极度失望，由先前真诚地想帮助清政府克服危机，变为要彻底推翻清廷。他不仅不再相信洋务新政可以救中国，即使是康梁的“一揽子”政治改革方案他也不屑一顾了。在孙中山的心目中，以后唯一念念不忘的，只是革命，只是以暴力手段去取得政权，重建中国。

应该承认，孙中山对中国前途的分析并没有错，中国的未来特别是中国现代化的责任，清廷的确不足以担当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彻底推翻清廷，建立孙中山理想中的共和政府，或许为一种正确的选择。不过，这一问题实质上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推翻清政府的“弃旧”，二是建立新政权的“图新”。关于前者，可以说从清廷在中原的统治建立之日起，就一直存在推翻清廷、“光复中华”的思潮与行为，尤其是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外国列强的步步进逼以及清廷的软弱退让，反清的思潮也就愈趋激烈。持续达十余年的太平天国革命，其目的也只是要推翻清王朝，重建新政权。从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实际情况看，清廷的体制结构以及那些主政者，确实都不是理想选择，但完成一次新的改朝换代不是是否必要、是否可能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去做的问题。事实上，当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官僚权力鼎盛的时候，他们如果想玩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更姓易代的把戏，那么以他们的实力去欺负清廷的“孤儿寡母”，似乎也并不太难。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去做。这里不必否认他们具有传统的忠君观念，不过可能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对中国未来情势的判断，他们选择了支持清廷这一既有的权力中心，而将对清廷体制结构诸方面的不满作为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期望清廷重新振作起来，也期望举国一致以清廷为中心而对外。

然而，他们的愿望落空了，清廷不仅没有重新振作起来，反而日趋腐败，日趋没落。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对清廷的失望完全可以理解，他要推翻清廷的想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不过，推翻清廷毕竟仅仅是弃旧，如何图新——建立新政权，似乎孙中山想得过于简单了些。他以为，只要能够“驱逐鞑虏”，便能够“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这正是20世纪中国的通行公式——“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最早模式，实际上表现出浪漫主义的幻想。民国之后的历史足以表明，“驱逐鞑虏”并不难，难就难在新的政权结构与模式并不可能建立在一张白纸上，它不仅与传统的旧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它的每一步都不能不受制于传统的旧体制。因此，中国的未来发展不可能完全抛弃旧传统，正如孙中山后来认识到的那样，正确的选择可能依然是在新旧之间寻找出路。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思想当然不止“排满革命”一项。事实上，他在提出排满革命的时候，就开始营造他的思想体系，至1905年的时候，这一体系便基本成熟，那就是他的“三民主义”理论。三民主义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创造，如果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向现代思想文化过渡的时候有一个“近代文化”的话，那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一理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前进的方向，是先前进步的中国人探索救亡图存道路的集大成，也是向此后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过渡环节。正是从这个意义，不难理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何赢得了那时中国人的信赖。

理论的准备为政治变革提供了先决条件，也为政治变革的组织准备提供了保证。1905年8月20日，信仰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的中国同盟会会员百余人，在日本东京赤坂区灵南坂借用日本议员阪本金弥的住宅，举行成立大会，通过同盟会章程，推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选举同盟各部职员。

同盟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意义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资产阶级政治党派，而且它的不懈努力终于推翻了清朝的政治统治，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的帝制时代，使中国走上了民主共和的现代化道路。

就历史背景而言，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既是中国革命的必然产物，也是国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东方、在中国的必然反映。当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西方先发国家实际上已经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在东方，在亚洲，在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并没有真正启动，这里的人民还处在中世纪的状态之中。但是，正如列宁在《亚洲的觉醒》中所指出的那样，“世界资本主义和1905年的俄国运动彻底唤醒了亚洲。几万万被压迫的、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要求新的生活，要求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以及它所领导的辛亥革命，都不是中国历史上的孤立现象，而是国际环境下的产物。

从国内情况看，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中国国内的革命气氛与革命形势一度陷入低潮。但不久，河北、四川等地以“扫清”“灭洋”“兴汉”等为口号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再度兴起，东北地区以抗俄为主体的爱国运动、西藏地区以抗英为目标的爱国运动等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所有这些都预示着全国范围内的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所有这一切也都要求尽快成立一个能领导全国革命的统一的政党。

同盟会成立后，在组织上的发展极为迅速，国内外的支部及各式各样的分会相继建立，分散在国内外的各类进步人士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入会。同盟会的队伍迅速壮大，人员遍及国内及海外新加坡、马来亚、越南、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及南美各地，为后来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在组织上做了充分的准备。

与组织上的迅速发展几乎同时，同盟会在成立之后的另一件重要工作，便是进行理论上的准备。尤其是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在与保皇派的论战中，比较系统地阐释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些主要理论观点。

《民报》的前身是以宋教仁为主导的、以两湖地区留日进步青年为主体的《二十世纪之支那》。在同盟会的成立会上，由黄兴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转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并更名为《民报》，暗寓孙中山倡导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这一革命宗旨。《民报》的主要编辑人和撰稿人先后有陈天华、朱执信、宋教仁、汪精卫、胡汉民、章太炎等。它的出版时间为1905年11月至1908年10月共24号。1910年初，又在日本秘密印行第25、26两号。

在以孙中山的名义发表的《民报发刊词》中，第一次公开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较为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关于中国革命的目标、纲领和斗争方式。到了《民报》第3号，更有《民报之六大主义》一文，明确提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在近期的国内国外政治目标与政治诉求。它的六大主义是：1.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2.建设共和政体；3.土地国有；4.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5.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6.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革新之事业。这便将孙中山所提出的三民主义更加具体化和可操作化。

《民报》鲜明的政治立场，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时也激起以康、梁为首的保皇派的激烈反对，一场理论上的争辩势不可免。就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来说，由于清廷提出“革新”主张，主张实行以改良主义为基本特征的所谓“新政”，这便不可避免地影响康、梁的政治态度，使他们觉得清廷“宣布国是定十五年实行新政”虽然不免显得漫长了些，但就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特征而言，这一改良主义的政治方案在他们看来显然更合乎“中国国情”。因此，他们对《民报》鼓吹的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的政治主张自然起而反对。

针对革命派的理论观点，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进行辩护，如《论中国今日万不可行共和制之理由》《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等。双方的论战随之正式开始，涉及两派在海外的20多家报刊。

根据1906年4月出版的《民报》第3号发表的《〈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的归纳，革命党人与保皇派之间的原则分歧主要体现在这样12个方面。

1.《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

2.《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

3.《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之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

4.《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故鼓吹教育与革命，以求达其目的；《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不知如何方副其希望；

5.《民报》主张政治革命，同时主张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主张政府开明专制，同时主张政治革命；

6.《民报》以为国民革命，自颠覆专制而观则为政治革命，自驱除异族而观则为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以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不能相容；

7.《民报》以为政治革命必须实力；《新民丛报》以为政治革命只须要求；

8.《民报》以为革命事业，专主实力不取要求；《新民丛报》以为要求不遂继以惩警；

9.《新民丛报》以为惩警之法在不纳税与暗杀；《民报》以为不纳税与暗杀，不过革命实力只一端，革命须有全副事业；

10.《新民丛报》诋毁革命而鼓吹虚无党；《民报》以为凡虚无党皆以革命为宗旨，非仅以刺客为事；

11.《民报》以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

12.《民报》鉴于世界前途，知社会问题必须解决，故提倡社会主义；《新民丛报》以为社会主义，不过煽动乞丐流民之具。

康、梁认为，从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来观察，共和政体不是中国目前可以立即采用的最佳方案，革命不是中国问题获得真正解决的最佳道路。一方面，历史的发展不可能躐等前进，中国目前只能由“开明专制以移于立宪”，然后由政府进行有“秩序”的改革，“拾级而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将来中国的政体是什么样子，而在目前最宜采用的“唯一正当之手段，唯一正当之武器”便只能是改良式的君主立宪制。这是中国未来与发展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政治上正当之要，实救国之唯一手段。然则中国之能救与否，唯视人民之能为要求、肯为要求与否以为断。当国民程度尚未达到共和革命水平的时候，而强行进行共和革命，便不可能得到良好的结果。

康、梁等所谓保皇派反对革命，反对共和，但并不反对改良君主专制，而是主张君主立宪。当日俄战争爆发后，他们更是随着战争的进展进行造势，以日俄战争的胜负向国人宣传专制必亡、立宪致强，重新开始新的政治活动，力求上接1898年维新运动的政治诉求，使中国在政治改革方面迈出新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