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5月，著名的改良派人士张謇为立宪积极活动。他先是代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魏光焘撰写了一篇《拟请立宪奏稿》，随后又与另一维新派著名人士汤寿潜一起向张之洞面请立宪事。张之洞嘱他们去探听一下正受西太后重用的袁世凯的态度。与此同时，清政府驻法国公使孙宝琦向政务处上了一份请求清政府立宪的奏折，伏愿满朝文武思穷变通久之义，为提纲挈领之谋；吁恳慈禧太后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随后，云贵总督丁振铎、署两广总督岑春煊、贵州巡抚林绍年等封疆大吏也纷纷奏请清廷准予立宪。于是一时间立宪问题便自然在部分内外大臣中议论开来，成为中外舆论注视的焦点。

到了1905年，立宪的浪潮更加高涨。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倡百和，异口同声。“昔者维新二字，为中国士大夫之口头禅；今者立宪二字，又为正士大夫之口头禅。”人人以立宪相夸耀、相标榜。立宪成为国人尤其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最低限度的政治诉求。

基于这种情况，顽固的清廷也不能不有所反应。是年7月，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等联名上奏，请清廷宣布12年后实行宪政，并奏请清廷简派亲贵大臣分赴各国考察宪政。奏上不10天，清廷即发布谕旨，决定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五大臣于是年9月24日分赴英、法、日、比、美、德、意、奥等东西洋各国考察一切政治，以为清廷将来实行宪政做准备。后因吴樾在正阳门投掷炸弹，清廷又改派李盛铎、尚其亨顶替徐世昌、绍英二人，并改于是年12月11日正式启程。

经过长达半年多的考察，1906年夏秋之交，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先后回国复命，除了将他们的所见所闻向清廷报告外，同时也请清廷准备立宪，以为当日的中国只有走立宪的路，才能使清廷摆脱危机，皇位永固。载泽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分析当时的情形及清廷必须走立宪之路的道理时说，以今日之时势言之，立宪之利有最要者三端。

一曰皇位永固。立宪之国，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故于行政不负责任，由大臣代负之，即偶有行政失宜，或议会与之反对，或经议院弹劾，不过政府各大臣辞职，另立一新政府而已。故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大利一。

一曰外患渐轻。今日外人之侮我，虽由我国势之弱，亦由我政体之殊，故谓为专制，谓为半开化而不以同等之国相待。一旦改行宪政，则鄙我者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之政策为和平之邦交，大利二。

一曰内乱可弥。海滨洋界，会党纵横，甚者倡为革命之说，顾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则曰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尽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故从之众。今改行宪政，则世界所称公平之正理，文明之极轨，彼虽欲造言，而无词可借；欲倡乱，而人不肯从，无事缉拿，自然冰消瓦解，大利三。

载泽的这些分析虽说未免过于露骨，但确实是出自他对宪政政体的理解。在他心目中的宪政政体下，确实可以达到皇位永固的目的，而宪政国家为了凝聚人心，总是需要一个权力中心的象征，英国、日本以及当日的德国就是比较成功的例子。至于实行宪政可以消弭内乱，也是载泽的真心话。对于统治者来说，任何内乱都是一件可怕的事，但是消弭内乱的办法并不能一味地依赖于强力镇压，而在于疏导人民的情绪，化解人民心中的积怨。尤其重要的是，避免专制政体下出现的“官皆民贼，吏尽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的情况出现。

载泽的意见不可能被清廷最高统治层全部接受，但其分析的思路无疑是基于对清廷的忠诚，其可取之处也不难被清廷最高统治层所认可。1906年8月27～28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请王公大臣们就实行立宪的利弊得失发表意见。经过两天的讨论，诸王公大臣于29日上殿面奏，请清廷宣布实行宪政。

9月1日，清廷发布上谕，宣布“仿行立宪”的要旨，以为时处今日，唯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定，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显然，清廷从自身利益的考量，已基本认同立宪派的政治主张，但对于究竟何时正式实行立宪，则一时拿不定主意，以待再做准备之后，视情形而定。

按照既定原则，清廷在颁布上谕的第二天，即发布改革官制的上谕，着派载泽、世续、那桐、荣庆、铁良、戴鸿慈、袁世凯等负责编纂，并着除袁世凯之外的各总督派司道大员至京随同参议，由奕劻、瞿鸿禨、孙家鼐等总司核定。经过一个多月的编制、评议，中央及地方官制改革的方案陆续出台，从其实际情况看，其改革的基本思路还是以稳为主，渐进改革。

清廷渐进求稳的政治改革方案未尝没有道理。然而政治情势往往并不按政治家的主观设计而发展。当清廷认同政治改革的必须性而宣布“仿行立宪”的时候，它实际上在政治改革方面打开了一条通道，此后的政治发展虽然可能沿此通道而前进，但往往也可能越出其规范而发展。换言之，在绝对的立宪主义者看来，清廷稳妥的政治改革方案实际上是欺骗人民的缓兵之计，它的目的不是实行宪政体制，而是以空头支票的方式给人民以虚幻的希望。反对者抱怨道：“恭读”谕训，一则曰规制未备，民智未开；再则曰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他们对清廷的“仿行立宪”明显地表示失望。

在这种政治压力下，清廷于1908年8月27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核准宪政编查馆拟定的9年为期，逐年筹备宪政，期满召开国会。这一方面使宪政的执行有了一个比较具体的时限，另一方面也是对不断高涨的国会请愿活动的一种善意回应。无奈，政治改革的堤防一旦打开一个哪怕小小的决口，政治改革的大潮都将如洪水一样倾泄而下。立宪党人得寸进尺，对清廷9年立宪的承诺不甚满意，以为9年的道路委实过长。而在清廷看来，之所以同意9年为限，从当前的状况看，主要还是因为不断高涨的请愿活动有可能危及国内的政治稳定，有害于清廷的有效统治。双方的对峙不可避免。

事有出人意料之处。当清廷同意9年为立宪之期之后不数月，光绪皇帝及主持清廷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于1908年11月14日及15日相继去世，不足3岁的小皇帝溥仪继承了皇位，载沣以监国摄政王主持朝政。清廷的政治改革日程表便不能不因这一重大人事变动而变动。

载沣监国摄政后，即发布上谕，宣布清廷必将遵守已经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恪守9年预备的既成决定，认真准备，届时执行。应该说，载沣的政治宣示并非虚言，而且也是可行的。

然而在绝对的立宪主义者看来，慈禧太后、光绪帝相继去世，是中国政治变动的最佳时机，中国要么不立宪，要立宪就应该尽快实行。他们不断地向清廷施压，推动立宪的准备机构——各省谘议局的早日诞生，并竭尽全力地去策动各省谘议局的选举，力争在各省谘议局中占据相当的分量。终于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各省谘议局除新疆缓办外都于1909年10月宣告开会。

按照清廷的既定想法，各省谘议局的设立原本是为了缓解国内不断高涨的立宪压力，但事情的结果却是给清廷的统治增加了新的麻烦。由于各省谘议局是合法的议政场所，这些议员便有可能在谘议局内肆无忌惮地议论朝政，甚者通过谘议局的合法性向清廷施压，并逐步形成比较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后来由立宪派主导的收回路权、矿权运动，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思想的批判无法代替武器的批判。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对清廷的立宪承诺听而不闻，他们在批判改良主义立宪运动的同时，坚守既定立场，以旺盛的斗志组织一波接一波的武装起义，以期彻底推翻清王朝。

孙中山、黄兴等人早在组织同盟会之前的那些岁月里就反复组织过反清武装起义，但由于力量悬殊，都失败了。同盟会成立之后，他们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于1906年秋冬之间，和章太炎等人一起制定了包括《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国民军之条件》《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略地规则》《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等在内的《革命方略》，以作为各地革命党人组织武装起义的指导性文件和基本政策依据。

自同盟会成立至辛亥武昌起义爆发的这段时间里，根据《革命方略》由孙中山、黄兴或其他同盟会成员发动组织以及其他革命团体组织发动的规模比较大的武装起义见表1。

表1 革命团体发动的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

续表

在同盟会领导的众多武装起义中，最具有典型意义也是影响最大的当数1911年爆发在广东的黄花岗起义。

广东是孙中山的故乡，也是他联系最多、革命基础较好的地方之一。自从他投入革命活动始，他就对广东寄予很大的希望，一直期盼着能在广东爆发真正意义上的武装起义，并能由此完成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1910年10月，孙中山向黄兴提出在广州再次发动起义的想法，决意破釜沉舟。11月13日，孙中山、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同盟会的重要骨干在槟榔屿与南洋及国内东南各省的代表举行秘密会议，计划在起义军占领广州后，由黄兴率一军出湖南趋湖北，由赵声率一军出江西趋南京；长江流域各省由谭人凤、焦达峰等率兵响应，会师南京，即行北伐，一举夺取全国政权。

经过几个月紧张有效的准备，同盟会在广州设立的秘密据点已达38处，省城内外及各省革命力量也已联络就绪，经过认真筛选的800人“敢死队”也逐步到达香港集中。万事俱备，只待一声令下。

1911年4月8日，负责领导此次起义的“统筹部”在香港举行会议，预定于是月13日在广州举行起义，分兵十路袭取广州城，并决定由赵声、黄兴分别担任革命军正副总指挥。

然而事有出人意料者。就在广州起义统筹部召开会议的当天，同盟会会员温生才在广州单独行动，枪杀清政府署理广州将军孚琦；而运炸药的革命党人吴镜也不幸于这一日被捕。于是广州城的清军加紧戒严。原定的起义计划便无法执行。

4月23日，黄兴由香港潜入广州，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建立起义指挥部。27日（农历三月廿九）下午5点半，起义正式开始。以黄兴为首的敢死队120余人，猛攻总督府。经过一番激战，两广总督张鸣岐放弃督署而逃，黄兴等人冲入后放火焚烧了督署，然后冲杀出来时与卫队发生激烈的遭遇战，黄兴伤右手，断两指，且战且前，直到最后剩下一个人，才避入一家小店，改装出城。起义就这样又以失败而结束。

黄花岗起义为辛亥武昌起义之前最有影响的一次武装起义。“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成。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至武昌振臂一呼而天下皆应”，有力地促进了革命高潮的早日到来。

与革命势力高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清政府权力的式微。监国摄政王载沣由于天性懦弱，不足以成事，而袁世凯却权倾九鼎，遂引起清廷统治集团内部尤其是满洲贵族的高度恐慌。于是清廷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便日甚一日。

按照朝廷中一部分满洲贵族的本意，是想杀掉袁世凯以除后患，但他们又顾虑杀袁会引起北洋系反叛，进一步导致清廷统治危机。于是最理想的办法便是剥夺袁世凯的权力，使他无用武之地。而袁世凯此时也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真谛，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去世意味着自己失势，再加上此时外交失败，袁世凯也就借坡下驴，离职隐居。1909年1月9日，清廷发布上谕，宣布袁世凯因患足疾，难胜职任，着即开缺回籍养疴，剥夺了袁世凯的权力。

免除袁世凯之后，清廷的权力进一步集中在满洲贵族的手中。载沣代替小皇帝溥仪出任全国陆海军元帅，不久他的弟弟载洵出任筹办海军大臣，他的另一弟弟载涛及宗室贝勒毓朗为管理军谘处事务大臣，皇族已明显地控制了全国的军权。这还不算，在朝廷12个部的尚书加上外务部另置总理大臣、会办大臣的14人中，满洲贵族9人，蒙古贵族1人，其中皇族竟有7人之多。

清廷权力的高度集中趋势激起立宪派的反感。先前已成立的各省谘议局不断利用合法机会向清廷施压，要求从速进行政治变革。1909年11月，共16个省的谘议局代表云集北京，举行“请愿国会代表团谈话会”，策划组织国会请愿活动。翌年1月16日，“请愿国会代表团”向都察院递交请愿书，要求清廷期以一年之内，速开国会，以定根本大计。

对于这一次国会请愿活动，清廷决策层并没有给予善意的回应。十多天后，清廷的上谕断然拒绝了请愿代表的要求，坚持照原定9年的期限，循次筹备立宪事宜。

清廷的态度进一步激起立宪派的反感，他们在上谕发布后不久，迅即组织第二次请愿活动，并成立“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作为领导机关，京师设总部，各省设分会，又创办报纸进行鼓吹。到了1910年6月，遂有十余个政治团体向都察院递交了第二份要求清廷速开国会的请愿书。

立宪派的第二份请愿书同样没有得到清廷的善意回应，清廷依然在固守原先的承诺，坚持9年立宪的既定方案。清廷的做法固然有其道理，但其政治后果则是使原本与清廷密切合作的立宪党人大失所望，离心的倾向越来越严重。8月15日，请愿国会代表团召开评议会，议决两个月后再向清廷请愿。

10月，国会请愿书如约递达清廷，请愿书认真分析了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及国内危机，特别提出日俄可能分割东北的危险。“东三省有变，全局瓦解，宗社人民，将置何地？虽欲从容立宪，不可得矣！”清廷御用的资政院也向清廷最高统治层建议应该考虑这些“民意代表”的建议，从速开国会。各省督抚、巡抚、将军等也联名奏请清廷充分考虑民意，缩短立宪期限，即时设立内阁，明年召开国会。

面对这种政治压力，清廷最高决策层决定接受这些王公大臣的建议，遂于是年11月4日发出上谕，宣布预备立宪的期限由原定的9年缩短为5年，定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并明令规定此一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各省请愿代表等应立即返回原籍，各安其业，静候朝廷详定一切，次第施行。

应该说清廷的这一政治决策是对国内日益高涨的立宪思潮的善意回应，各政治团体如能深切体会清廷的政治用心，或许可使中国就此走上立宪的轨道。无奈，清廷的这一让步在某种程度上更激励了各立宪团体的政治激情。在清廷宣布这一决定之后一个月左右，东三省的代表又一次来到京师，再递请愿书，要求清廷明年召开国会，天津学界也在酝酿着新的政治行动，清廷面临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实际上处于一种两难的处境。

面对这种处境，清廷倒没有再犹豫。一方面，它坚决地拒绝了再一次缩短立宪年限的要求，另一方面，则加紧权力的集中与控制，将国家政治的主导权进一步集中在满洲贵族尤其是皇族的手中。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清廷借缩短立宪期限修订的筹备事宜，宣统三年应颁布内阁官制、设立内阁的机会，于1911年5月8日即宣统三年四月初十日建立了以皇族成员为基本构成的内阁，即史称的“皇族内阁”。在这个13人的内阁中，满洲贵族占9人，其中皇族7人。权力集中于皇室的倾向委实过于明显。

皇族内阁的名单一经宣布，立即引起举国哗然。原先对清廷寄予厚望的立宪党人除了失望，就是气愤。他们除了继续通过正常渠道向清廷表达他们的不满外，实际上已经开始与清廷离心离德，甚或有一部分人逐步转向支持革命，或变成了革命者。

清廷宣布的内阁名单让立宪党人在政治上极度失望，而皇族内阁成立第二天即公布了铁道干路国有化的愚蠢政策，宣布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这项政策就技术层面而言毫无问题，几年来民间资本对铁路工程的渗透确实潜伏着巨大的社会、金融风险。但是如果仅仅从投资这一层而言，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无疑是在以法律形式剥夺了先前数年各省民族资本的利益，是对数年来民族资本收回路权、矿权运动的反动。而中国民族资本是立宪党人的社会基础，这样一来，清廷实际上是将立宪党人推到了自己的政治对立面。

5月18日，清廷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首先劫夺了粤汉、川汉两大干线修筑的权利。20日，端方即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两干线在两湖境内的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600万英镑，年息5厘，以两湖厘金盐税作担保，四国银行享有两湖境内粤汉、川汉路的修筑权，以及该路在延长时继续投资的优先权。这就不仅极大地伤害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积极性，而且实际上是清廷为了借款而出卖国家利益。

对于清廷的这一举动，湘人率先反对，并在长江中游带头掀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群众性抵抗斗争，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强烈要求清廷收回成命，并一再宣称：“如不得请，将来或外人或督办到湘强事修筑，立即集全力抵抗，无论酿成如何巨案，在所不顾。”“有谁来用强迫手段压制我们，那时我们做百姓的，横直是一条死路，大家把这条性命，与他拼一场，在学堂的人，大家散学，做生意的人，大家闭市，湖南全省的粮饷，大家是不肯完的，看他把我们湖南的百姓怎么办法呢？”其坚决抵制的决心已跃然纸上。

继湖南之后，湖北各界在省谘议局的主导下也对铁路国有化的政策进行了抵制，甚者号召以此为契机进行“反清暴动”，一举推翻清王朝。

保路风潮的影响所及并不限于两湖地区，尤其四川在立宪党人的领导下其反对浪潮甚至比两湖地区还要激烈。1911年6月17日，成都各团体数千人发起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提出以“破约保路”为宗旨，并通知各州县成立保路同志分会。他们不仅提出反对举借外债和铁路国有，而且随着斗争的深入，逐步脱离立宪党人所划定的斗争范围，进一步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来与清廷相对抗。

群众的介入，使保路运动的发展增加了许多变数，立宪党人基本上失去对运动本身的控制力，自发的人民群众已不再听命于他们的指挥棒。于是在9月初，四川便爆发了在哥老会策动下的保路同志军的起义，数十万人揭竿而起，云集省城周边。

保路同志军在成都发动的起义危及清廷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清廷遂调两湖尤其是湖北地区的清军入川镇压，两湖地区特别是湖北的武昌遂又成为清廷统治最为薄弱的地方。

两湖地区一直是孙中山同盟会工作的重点地区。武昌的文学社、共进会与同盟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的领导人敏锐地注意到清廷在湖北的统治力量随着部分清军入川而削弱，于是9月14日，文学会、共进会的领导人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建立统一的指挥系统，协调行动，并决定派员赴上海邀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人来汉主持大计。24日，两会再次举行联席会议，经过周密的讨论，定于中秋节即10月6日举行起义，推举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并对各标、营、学堂的任务及进攻路线做了部署。各方面在会后都积极进行准备，只待时机进一步成熟。

到了中秋节那天，无奈黄兴未能来鄂，加上清军已有足够的准备，武昌起义的领导者并未敢按预定的日期发动起义，他们一方面在等待机会，另一方面仍在进行积极的准备。

事有出人意料者。10月9日，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幸引起爆炸，清廷出动大批宪警在武汉三镇进行严密搜查。积蓄多时的起义计划有可能在此次事件中化为泡影。蒋翊武、刘复基等人考虑到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举义，于是他们参照9月24日拟定的计划，决定即时发动起义。

10月10日晚8点半，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武昌起义终于爆发了。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武汉三镇基本上已控制在革命党人的手里。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新政府的成立已迫在眉睫。11日，武昌城里的战斗刚刚结束，以汤化龙为议长的湖北省谘议局就及时举行会议，讨论成立军政府以应时变的问题，他们比较倾向于拥戴在湖北军政各界颇有声望的黎元洪。

黎元洪起初并无意接受革命党人和立宪派的拥戴，他作为清廷官僚，在对形势的估计并不乐观的情况下，不愿意贸然行动。因此，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初发布的命令与文件，基本上与黎元洪个人无关，而是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用黎元洪的名义在进行工作，而黎元洪则被革命党人的士兵严加看守，并不曾做任何实际的事务。直至13日大局将定的情况下，黎元洪才明白表示倾向于革命。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即发布《布告全国电》《布告海内人士电》以及《致清政府电》等一系列重要文件，这些文件义正词严地声讨清政府的卖国罪行及残暴统治，号召全国军民揭竿而起，推翻清政府，以建立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上的共和政体。

在湖北军政府的号召下，湖北与全国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武汉东侧的黄州在革命党人的帮助下，于10月15日宣布反正，建立新的革命政权；武汉西侧的京山、汉川的革命党人也先后举义成功。紧接着，居武汉上游、扼川鄂咽喉的湖北重镇宜昌，于18日夜宣布脱离清政府，遂使武汉革命军解除了西顾之忧。在差不多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湖北省属各府州县已先后脱离清廷的统治，宣布反正，实现独立。

与湖北的形势差不多，全国各省在武昌起义的影响下，革命形势发展也很快。仅在10月，就有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等省宣布独立；11月上旬，上海、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福建和广东先后反正；11月底，四川宣告独立。在前后50天的时间里，共有14个省和上海一地脱离了清朝统治，清王朝所剩下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

上海、江苏的独立，不仅对清廷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对革命党人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胜利。南京是江南的政治中心，早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初，在上海的同盟会中部领导人宋教仁等即策划集中力量夺取这一重镇。他们派员到驻防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新军进行策反和联络工作，并制定攻取南京的军事方略。10月21日，在镇江组织攻取南京的总司令部，以期一举占领这一江南重镇。

23日，进攻南京的战役全面展开。革命军所属各部士气高昂，冒雨行进，城郊人民对革命军的到来也持热烈欢迎的态度，或为革命军领路，或替革命军运送各种军用物资，或为革命军送水送饭。经过连续几天的战斗，革命军顺利夺取南京周围的一些制高点，如乌龙山、幕府山等，开始在山上使用大炮向南京城里轰击。至12月1日，清军的守城部队已基本上龟缩到城里面去了，守城部队的指挥所也在革命军的炮火势力范围之内，后被击中起火，其负责将领张勋、张人俊、铁良等也只好于当夜弃城出逃，留在城内的清军残部于是不再抵抗，纷纷打起白旗向革命军投诚，并主动打开城门迎接革命军入城。

革命军攻占南京后，中国的政治形势进一步朝着有利于革命军方面发展。此时，中国同盟会已开始构想在南京建立全国性革命政权的问题。中国同盟会拟在革命成功之后建立统一的全国新政权的想法由来已久，其几年前发布的《军政府宣言》即已充分表达了他们的态度。但武昌起义毕竟来得太快，他们并没有很快地适应。武昌起义爆发之际，最负众望的孙中山尚在海外为中国革命筹款，黄兴、宋教仁等领袖人物也没有在武昌起义的第一线，且当武昌起义的组织者派员赴沪邀请他们来鄂主持大计时，他们也没能及时到鄂，这在某种程度上使革命党人在新政权的问题上连连失分。湖北军政府的建立以立宪党人为主，便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因此，他们对在南京建立新的全国性政权的渴望并不难理解。

孙中山在海外听到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后，立即放弃筹款事宜，星夜兼程赶回国内，12月21日抵香港，25日抵上海，开始筹建新政府。12月29日上午，17个省的50名代表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的选举，每省一票，孙中山以16票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夜11时，孙中山在南京总统府举行就职典礼，至此，中华民国正式建立，中国五千年的历史终于掀开了新的一页。

中华民国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推翻了皇帝统治，结束了中国帝制时代，而且在于开辟了未来，开启了中国的共和时代，并且为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环境和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成立是20世纪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重要转折。从此以后，中国更进一步地融入了世界大格局之中，并在这样的格局中被他国所影响，也影响到他国，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框架由此而基本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