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成立临时政府是辛亥年的最大事件，这一下子将南北纠缠不清的问题快刀斩了乱麻，南方的革命对象一下子变得可有可无，因为17个省份的独立和投票选举，不管怎么说已使清廷失去了合法性，现在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黎元洪、黄兴等人先前对袁世凯的承诺。假如袁世凯不接着做，南北僵持一段时间，或南方找准机会北伐，直捣黄龙；或清廷重新振作，利用剩下来的几个省份，找准机会南征。总而言之，清廷如果誓不和平退位，中国就将立马陷入南北对峙之中，袁世凯的价值就在这非常微妙的环节中。所以孙中山当选后尚未就职前，立即致电袁世凯进行解释，强调之所以在南方组织临时政府，主要是因为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构，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我孙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袁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所以我孙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天下。孙中山在这份电报结尾，呼吁袁世凯早定大计，以慰4万万人之渴望。孙中山所曲折表达的意思，就是要袁世凯遵守承诺，早日劝退清帝，那么我孙文还会遵守黎元洪、黄兴等人的承诺，将大总统交给你袁世凯。

南北之间的问题由此转换成了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的问题了，清廷已经没有什么发言权，用孙中山的话说，南北之间继续谈判，已非议和，只是一种善后安排，盖清廷必须完全服从民军，服从南京临时政府。

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只是一个过渡，“非袁莫属”是国内外公认的定论，不会因孙中山这个偶然因素而改变。而且说实话，孙中山非常可怜，他只是在这场被规范的戏剧中充当一个白脸的角色，他往后的功能主要是以强硬的姿态去逼清廷就范。换言之，他的这种强硬其实就是配合着袁世凯的红脸，让袁世凯继续在清廷那里充当好人、忠臣的角色，所以袁世凯在这场空前绝后的政治大变动中几乎没有什么道德上的亏欠，不论是他的政治同盟者、追随者，还是他的政治反对派，除了极个别的宗社党之外，几乎一致肯定了袁世凯，这是1911年中国大革命中最耐人寻味的一个情节。

孙中山1912年1月1日深夜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之后，复杂的问题趋于简单，就是孙中山、袁世凯和清廷这个三角关系，假如袁世凯如约逼退了清廷，那么孙中山就会如约将大总统让给袁世凯，而袁世凯怎样顺利而不受伤地逼退清廷，这就要靠政治智慧。

1月16日，袁世凯与内阁大臣联衔向朝廷上了一个密折，分析当前形势，建议朝廷尽快召集皇族会议，讨论究竟是否能够接受南方民军提出的共和方案，如果不能接受，那么应该怎么办。

在这份密折中，袁世凯详细回顾了南北议和的全过程，强调现在是海军尽叛，军饷无着，强邻虎视辽东，库伦不稳，人心涣散，继续僵持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袁世凯态度明朗，建议接受南方民军提出的优待皇室条件，这样不仅能保证皇室尊严和体面，也为大清国历来宣扬的爱民如子树立一个典范，提供一个证据。袁世凯说，我朝继承历代帝系，师法孔孟，以为百王之则，是民重君轻，圣贤业已垂法守。根据现在与南方民军谈妥的条件，民军表示他们会尊重历史，尊重皇室，尊重大清国的过去。现在南北战争已经僵持数月，东西友邦均因战祸而付出相当代价。列强现在还乐于调停，是因为他们看到南北纷争说到底只是一个政治制度的改变和改善，所以他们还能坚守中立不介入不干预，但是如果这种僵局不打破而持续下去，谁也没有办法保证列强不出手，因为他们毕竟在这里有着重大经济利益。到那时，列强和南方民军，都会将朝廷视为乱源，视为罪恶之首。感情既恶，谁又能保证朝廷未来还会享有什么样的优待条件，谁又有办法去约束去规范南方民军的行动呢？袁世凯说到这里不露声色警告道：读法兰西革命史，假如法王路易十六能够早点顺应舆情，接受妥协，何至于让其子孙后代一起受戮。现在南方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袁世凯给隆裕皇太后戴上了一顶高帽，端看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如何回应。

袁世凯的态度是诚恳的，所做的分析也是真诚的，隆裕皇太后听了之后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据说只能默默垂泪，不知如何是好。不过，皇太后答应按照袁世凯的建议尽早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大清国的未来和命运，她同时也请求袁世凯在这个时候无论如何不能撂挑子，不能放下他们孤儿寡母不管。隆裕皇太后把他们母子的未来和希望都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她相信只要袁世凯想办法，一定会让他们母子体面有尊严地存在。

根据袁世凯的建议，隆裕皇太后于1月17日召集宗室王公御前会议，讨论是否同意南方的共和，以及应该如何应对等问题。早已被南方革命党人深刻影响的庆亲王奕劻和贝勒溥伦在会议上主张朝廷主动退位，颁布共和，化被动为主动，一定会为朝廷为皇室赢得体面尊严和实在的利益。此后几天的会议争论激烈，但都拿不出实在的办法。

23日，署湖广总督段祺瑞致内阁军咨府陆军部电，报告前线军心不稳，请求朝廷就战和问题、君主还是民主问题尽快做出决策。军心不稳可能还不止湖北前线，于是朝廷在第二天（24日）发布一个通告，告诫全国军民不要轻信浮言，更不能转相煽惑，以维秩序。

秩序的混乱，京城的恐慌，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更严重的情形是，革命党人彭家珍竟然于25日堂而皇之潜至良弼寓所，以锄奸的名义将这个顽固的宗社党头目炸成重伤，两天后死亡。

彭家珍自杀性攻击引起京城一片混乱，宗社党的主要骨干听到这个消息后不寒而栗，纷纷作鸟兽散。至于那些皇亲国戚王公贵族更是闻风丧胆，纷纷出京，潜赴青岛、天津、大连等地。朝廷里留下的忠臣重臣越来越少。

大清王朝至此已经毫无办法了，但让朝廷主动考虑怎样结束朝政、怎样停止政治运行，也确实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因为历史上还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形，所以不管朝廷如何恐慌，其实都在等待着偶然的突发的致命一击。26日，大清国会办剿抚事宜第一军总统官段祺瑞率清军将领姜桂题、张勋、何宗莲、段芝贵、倪嗣冲、王占元、曹锟等46人联名致电内阁代奏，痛陈利害，恳请朝廷立定共和政体，以巩皇位而奠大局，明降谕旨，宣誓中外。这致命一击对于清廷来说虽然太过沉重，但实际上还真的让清廷解了套，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皇室的尊严体面和这些北洋将领所说的“巩皇位而奠大局”，毕竟以一种非常规的办法实现了君主立宪梦寐以求的理想——皇位永固，万世一系。假如废帝后来不是受到外界蛊惑从事复辟，相信“紫禁城的黄昏”可以一直那样美丽。

2月12日，隆裕皇太后忍痛连发三道诏书：一为清帝退位诏，二为公布优待条例诏，三是劝谕臣民诏。在这些文件中，皇太后表示：现在全国人民的心理多倾向于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因此朝廷不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所以根据国内外大势判断，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我和皇帝得以退处宽闲，悠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吗？

至此，袁世凯从清廷手里获得了法律上的授权，大清国的主权、领土，都因这个授权转至袁世凯全权组织的临时政府手里。

稍后，孙中山如约结束南京临时政府。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根据孙中山的提议，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从帝制到共和，从南京到北京，中国在那几个月跨过数千年，成为引领亚洲的先进国家。

本来，按照孙中山的设计，中华民国将参照美利坚合众国的制度，采用总统制。他认为，美国的总统制和三权分立虽然也不是尽善尽美，如监察权不独立，归属于议院，往往容易导致议院擅用此权，挟制行政机关，削弱总统权力，造成“议会专制”，除非有雄才大略总统如林肯、罗斯福者，否则很难达到行政独立之目的。但是，如果用五权分立改造美国的三权分立，既可以保障总统权力的实行，也可以分权限制个人的专权。孙中山说，五权分立把其中所包含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提出，作三个独立权来施行政治：行政设一执行政务的大总统，立法就是国会，司法就是裁判官，与弹劾、考试同样是一样独立的。很显然，在孙中山的制度构想中，既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居于社会主导地位，又要设法克服大权独揽、个人独裁的倾向。孙中山相信，中国具有丰沛的自然资源，如果再加以人为工夫，建设一个很完全、很有力的政府，发生极大力量运动全国，中国便可以和美国马上并驾齐驱。

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孙中山总统制权力结构设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合乎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然而在政治实践中，孙中山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有效运用和施展。同盟会领导人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筹建过程中就为未来政府的权力结构发生了严重分歧。孙中山主张总统制，不设总理；宋教仁主张采用内阁制，设总理。这种分歧在同盟会内部虽然没有实质性区别，因为二者都是一种近代政治组织形式。但这种分歧为后来权力的危机埋下了潜在因素，为此后权力结构争论以及各种解决权力危机的手段提供了空间。孙、宋争论的关键毕竟涉及由孙掌权还是由宋掌权的具体问题。如果采纳宋的内阁制，实际上就架空了孙中山。孙中山或许也是基于这种考虑，坚决反对内阁制。他认为，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后来，孙中山在黄兴等人的有力支持下，实现了总统制。

然而，问题就在这里。由于孙中山是同盟会众望所归的总统候选人，因而采纳了孙中山的总统制建议。但是，一旦孙中山不能继续总统之职怎么办？难道还要因人而异修订政体？后来的事实恰好如此发展，于是为20世纪中国开了一个极不好的先例：个人不受法律、制度制约，法律、制度则总是因人而异改来改去。

按照1912年1月2日颁布的《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临时大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务执行官，拥有统治全国、统率陆海军、宣战、媾和、缔结条约、制定官制、官规兼任免文武职员、设立临时中央审判所等一系列权力。就其权力而言，颇合乎孙中山强有力政府构想。不过遗憾的是，这种权力模式并没有存在多久，就因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出任大总统而做了根本修正。

孙中山主导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几乎是专门针对袁世凯而制定的，是想用制度的方式防止袁世凯溢出民主共和的轨道。实事求是地说，这部法律的用意是好的。

《临时约法》最亮点在于放弃总统制，改用内阁制，规定以国务员（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临时大总统既受参议院约束，又受国务员掣肘。

按照孙中山的说法，之所以用《临时约法》约束袁世凯，主要是担心旧官僚出身的袁世凯在旧势力包围下溢出常规，走向独裁。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规定也是对袁世凯的爱护。袁世凯不独裁，这些规定形同虚设；反之，如果独裁，这些规定就会自动启动。

对于《临时约法》对总统权力的限制，袁世凯起初并没有提出异议，因为他认为，既然采用内阁制，那么他只要有效控制内阁，就不仅不会权力丧失，而且可以增加自己的权力，建立强有力政府。因此他在大总统就职誓词中表示：

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暇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

不过，袁世凯或许没有料到，控制内阁也正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制定《临时约法》时所期望达到的目的。孙中山等认为，他们可以把政权从形式上让给袁世凯，但责任内阁的主脑即国务总理则应由同盟会会员来担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务员副署权对总统约束的有效性，否则依然难以保证袁世凯不走向个人独裁。孙中山等人的这些想法和袁世凯的制度期待形成鲜明冲突，双方一度相持不下。最后由赵凤昌一手托南北，从中调解，采双方兼顾：提名袁世凯心腹唐绍仪任内阁总理，但条件是，唐绍仪必须同时加入同盟会。

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暂时缓解了南北冲突，使权力结构一度平衡。但对唐绍仪个人来说，由于处于权力冲突夹缝间，内心不平衡自然难免。于是唐绍仪在任职仅3个月之后，便以“王芝祥事件”自动辞职。

所谓王芝祥事件，就是总理唐绍仪没有在大总统任命书上副署，袁世凯就直接任命王芝祥为宣慰使。这件事情在唐绍仪、袁世凯个人多年友谊关系上应该不算多大问题，但涉及制度架构，就不那么简单了。唐绍仪悄然离京，不辞而别。责任内阁第一次实践遂以失败告终，权力危机在共和后第一次出现。

如果说唐绍仪因“王芝祥事件”辞职带有某种偶然性，那么内阁与总统间权力之争则带有某种必然性。事实上，在1927年之前的“民国前半程”，内阁首脑像走马灯一样频繁更迭，这一方面说明宪政体制的成熟，说明政治、政策的分歧只会倒阁，并不会撼动国本。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权力架构上，在总统、总理，总统府、国务院之间的权力分配上，可能还有检讨的空间。

唐绍仪辞职后，袁世凯先后任命陆征祥、赵秉钧为总理。这两任总理事事顺从袁世凯，从不表示异议，无所事事，被称为“御用内阁”。至此，孙中山的以责任内阁与袁世凯分权、防止袁世凯走上独裁道路的设计近于破产。

好在《临时约法》仅是民国宪政的起点，事先规定在实行10个月后，由临时大总统召开国会，制定宪法，选举正式大总统。

面对这样一个契机，革命党人和袁世凯以及一切关注中国命运与前途的人，都应当冷静思索权力结构的合理模式，以期在民主共和前提下，真正解决权力危机，从而既能有效防止个人独裁，又能建立一个民主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使政府有能力从容推进民主化进程，有力量组织、推动社会经济繁荣与稳定发展。

无奈，在当时的特殊社会背景下，盲动的从众心理支配着一切，人们更多的不是从制度本身来思考改进措施，而依然局限于某些个别人的道德品格问题上。革命党人普遍认为，他们让权给袁世凯并没有错，只是袁世凯这个人极不可信。但鉴于在即将进行的国会选举中，袁世凯出任正式大总统已成定局，革命党人解决权力危机的基本思路，依然是怎样约束袁世凯的手脚，限制袁世凯的权力。

此时最为活跃的革命党领袖宋教仁主张先定宪法、后选总统，不能继续因人而异制定制度、更改制度。宋教仁指出，先定宪法、后举总统，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主张，因为在总统没有确定是谁的时候讨论制度，肯定要比知道总统是谁再去讨论制度更公正。宋教仁这个建议确实是希望中国能够产生一个真正的共和宪法，然后再根据这样的宪法产生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再问诸人。

在民国元年，制定宪法，选举总统，实行政党内阁，并不是宋教仁一个人的主张，而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社会的普遍共识。人们相信，只有政党政治才是导共和于“正轨”的必由之路，也才能真正解决权力危机问题。因此，在民国初年，各派政治势力纷纷筹组新的政党，组合新的政党，各个党派都希望将自己的政党弄成全国第一大党，然后通过有序竞争进入议会，然后再通过获得议会第一大党地位，获取组阁的机会。应该承认，这个思路是对的，也是民主共和政治最合理的方式。

宋教仁热心政治，是因为他的宪政立场，而不是革命激情。他认为，中华民国的民主政治其实就是宪政。而宪政的原则在竞争，只有政治上行合法竞争、和平竞争，而不是暴力革命，方才是宪政国家，宪政原则。基于这样的理由，宋教仁接受袁世凯的邀请，出任唐绍仪内阁农林总长。

内阁总长显然不是宋教仁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目标，他的政治理想或许正如章太炎所猜测的那样应该是内阁总理，而章太炎也确实认为宋教仁有总理之才，这样的判断相信宋教仁也一定听到过不少。别人的判断、恭维加上自己的认知，宋教仁找到一个机会就辞去了总长职务，专心致志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是一个职业政治家应该做的事。

民国政治在宋教仁看来就应该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的要点就是责任内阁，大党组阁，所以宋教仁在1912年7月退出政府之后，就将全部精力专注于政党建设，参照同盟会旧有架构，并以同盟会的名义，邀请各友党各小党合组一个大的国民党。参与宋教仁国民党的小党有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他们于1912年8月召开合并成立大会，宣布新国民党的成立，宣布推举孙中山为国民党理事长，国民党的实际主持人当然还是宋教仁。很显然，宋教仁希望继续利用孙中山的政治招牌去从事和平竞争的民主宪政。

筹组政党，参与议会选举，是民国元年的中国政治奇观，几百个政党在一夜之间仿佛奔涌而出，然后整合、合并，渐渐形成一些具有独立政见、具有相当知名度的大党。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就属于这样的性质，他的目标就是要在年底即将到来的国会议员选举中谋取议会多数，然后组阁。

宋教仁的想法没有丝毫错误，他对民主政治、宪政的忠诚与期待也非常令人佩服。在很长一段时间，宋教仁就像我们今天能够在西方民主国家和台湾地区选举中看到的政治人物那样，风尘仆仆东奔西走，纵横捭阖上下其手，以合法手段争取议会多数；也像一切民主起步时代的政治家一样操控选举，比如在湖南选区；也曾与反对者发生肢体冲突，而且不止一次。这些其实都是民主初潮时的正常现象，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步到位，成长为成熟的民主。宋教仁不论有多少不足或问题，都必须承认他仍然是中国民主初潮时代的弄潮人，是中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先驱者之一。

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让宋教仁的理想变成现实。当他对议会多数信心满满时，风尘仆仆到处发表演说争取选票时，却不幸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殉道者。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由上海前往北京。在上海车站准备登车时，3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的胸膛。次日凌晨，宋教仁不幸去世，年仅31岁，非常可惜。

宋教仁被枪杀，是民国初年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但谁是宋案的指使者，却在当年甚至后世成了问题。最主流的看法将宋教仁被杀归罪于袁世凯，以为是袁世凯的命令或者暗示，使宋教仁丧命。这个判断的前提是，宋教仁的竞选损害了袁世凯的利益。

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对的。第一，宋教仁所要竞选的议会多数，目标只是内阁总理，与袁世凯的大总统地位毫无关联，所以宋教仁在弥留之际依然致电袁世凯，将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第二，将宋案的责任推给袁世凯是非常表面的看法，根本不知道宋教仁与袁世凯之间的真实关系，不知道袁世凯是多么欣赏宋教仁的才华。

我们后来喜欢将宋教仁称为孙中山一样的革命家，以为他最早就是要革命，就是要推翻清廷。其实，这样的说法可能并不准确。因为在1894年之后的漫长历史进程中，革命并不是主流。无数青年热衷于政治，不过是希望国家好，希望国家能改革，能与东西洋先进国家一样。宋教仁等都是这样的人。

宋教仁生于1882年，是19世纪晚期典型的“八零后”。他们成长的年代，经过大挫折、大波折，他们品尝享受过“同光新政”的辉煌与骄傲。紧接着就是甲午战败、马关之耻，就是维新时代，就是义和团战争，就是新政改革。这就是宋教仁那代“八零后”的成长背景。

1902年，新政开始第二年，20岁的宋教仁前往武汉报考新式学堂。这表明他对传统士大夫的成长道路已经失去了兴趣，或者说科举制度已经意义不大，已经不再对宋教仁这代青年构成多大吸引力。

宋教仁在武汉如果不是遇到了黄兴、刘揆一、章士钊、陈天华等人，他或许应该在新学道路上前行。然而当他遇到这几个人之后，不期然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中国为什么会在1903年之后发生反清革命呢？清廷不是在1901年就宣布新政了吗？不是在政治体制、地方自治、新教育方面都有很多改革了吗？既然改革了，为什么还要革命呢？

这确实是一个悖论。改革本来是为了反制革命，改革本来就是被革命逼出来的。清廷虽说宣布新政了，实行改革了，先前因种种原因而对政治极端冷漠的知识人又重新复苏了，政治热情也在这个过程中再度激活了。然而正因为这样，在人们的视野已经打开，已经知道世界，知道东西洋立宪各国真实情形的时候，清廷已经宣布的改革政策当然无法满足革命者的诉求。所以在1903年，不仅宋教仁、黄兴等人闹革命，在上海的章炳麟、邹容也在鼓吹革命，鼓吹造反，鼓吹推翻清廷。先前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正在逐渐变成一个国家的觉醒。

按照清廷的方案，所谓新政其实只是一场行政体制的改革，只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的调整，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涉及统治权力的弱化或让渡。这是引起这批革命者不满的最大原因。而且，在新政改革发生前，大家经过1898年秋天“六君子”事件，经过1900年义和团战争，许多汉族知识分子对于满洲人极端失望，而新政给予的稍微宽松的政治空间，遂使这些人有可能将这种失望释放出来，转化为一场运动。

再从国际背景看，1900年义和团战争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沙俄趁机占领东三省迟迟不愿归还，也是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对清廷不满的理由。稍后，日本宣布为中国索要东三省主权而与俄国开战。更重要的是，东邻日本竟然以一个小岛国打败了大俄国。日本人少国小，为什么能在10年之内连败中俄两个大国，日本究竟凭什么这样牛气，中国为什么不行？日本人的胜利，深深震撼了“同文同种”的中国人。

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散布全球的中国反体制革命者相聚东京，他们先前或许期待过清廷“自改革”，但在日本成功模式的启发下，他们觉得中国要强盛，要雄起，就必须革命，继续指望那个不断令人失望的清廷已经没有用。这就是宋教仁这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背景。于是，宋教仁这批青年革命家组织成立同盟会，号召散布国内外的革命者联合起来、团结起来，摒弃偏见，一致对着清廷，对着满洲人。

不过，事情从来都具有两面性。清廷不改革、假改革激起了革命高潮，革命高潮反过来必然反制清廷，促使清廷走上改革，走上真改革。而且，革命高潮的形成得益于日俄战争，同样的道理，日俄战争也对清廷形成巨大刺激。清廷统治者先前的底牌是大俄国应该能够战胜小日本，果如此，清廷就可以缓解变革的压力。现在一切都反了，俄国失败了，俄国也开始革命了，沙皇也宣布改革了。俄国的情形同样深刻影响着中国。清廷终于感到了变革的压力，于1906年9月宣布预备立宪，发誓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重建国家体制，目标就是日本式的君主立宪。

清廷预备立宪改革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追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闹革命的人中，有许多人原本就不是坚定的革命者，他们之所以跟着起哄，跟着闹革命，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清廷不思进取、不愿变革，现在朝廷同意变革了，同意以日本为蓝本君主立宪，他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革命呢？于是，同盟会领导层中的相当一批人，诸如刘师培夫妇，诸如先前极端排满主义者章炳麟等，都在考虑以怎样一种方式放弃革命，回归体制，参与变革，或者即便不参与变革、不回归体制，也不必继续闹革命了，总应该给朝廷一个改革的机会。于是，中国革命仅仅辉煌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就从高潮到低潮。

在这个过程中，宋教仁的思想也有很大变化。宋教仁在日本研究的是法政，思考的都是宪政问题，他之所以在先前那样激进地参与革命，主要是因为他遇到了黄兴一批革命党人并做了好朋友，还因为清廷不改革。现在既然清廷开始宪政改革了，既然有了回归体制的机会，既然革命因预备立宪陷入低潮，宋教仁理所当然要考虑自己的前程，考虑自己能为国家做点什么贡献。这是人之常情。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革命者，没有只知造反不知妥协的革命党人。宋教仁这个转变很正常，一点都不让人奇怪。

1907年，宋教仁前往吉林进行政治活动，其本意就是到那里发动“马贼”起义。根据刘师培分析，“马贼”是宋教仁的背景与靠山，就像孙中山依靠华侨，黄兴依靠会党一样。至于宋教仁的动机及背景，也应该与徐锡麟、秋瑾及孙中山、黄兴相似，都是为了拯救革命，唤回人心。

到了吉林，宋教仁无意中发现了日本人的一个巨大阴谋，这使宋教仁的计划随之改变。留居在那儿的日本人正在通过历史重塑，试图将图们江以北、海兰江以南的中国延边领土说成是韩国固有领土。而韩国此时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由此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这块地方收入囊中。这块地方就是现在的延边自治州，包括延吉、汪清、和龙和珲春四县市。日本人、韩国人称这块地方为“间岛”。

针对日本人的阴谋，敏锐的宋教仁利用自己的国际法知识，通过对中日韩历史文献详细检索与考订，证明这块土地至少从唐中叶至明末，一直属于中国固有领土，不仅与朝鲜国家绝无关系，即便朝鲜居民也不曾在这个漫长时间段到这些地方居住过。

除国际法知识，宋教仁大量运用中日韩文献进行佐证，甚至使用了现代语言学方法。这是一部天才著作，但宋教仁并没有利用这部著作去批判清廷卖国。据说有日本人愿意高价收购，也有出版商愿意炒作，但都没有打动宋教仁。

宋教仁另有想法。他通过私人关系将这部后来命名为《间岛问题》的文稿送交中国驻日本公使李家驹，或者也曾希望李家驹将这部著作呈送当时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袁世凯是清廷当朝政治红人，其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力远远超过他的老师李鸿章和太老师曾国藩。

我们当然不能说宋教仁将这部书稿作为投奔袁世凯的“投名状”，但历史确实就这样蹊跷。李家驹看到宋教仁的这部书稿后感慨万千，想不到革命党人中还有这样有思想、有才华、有爱国情怀的青年人。李家驹迅即安排抄写两份送回国内，一部交给吉林边务督办陈昭常，一部送给外务部，转呈外务部尚书袁世凯。郑孝胥通过另外渠道也见过宋教仁这部天才著作，并在不同场合为这部书鼓掌喝彩。郑孝胥此时为立宪公会会长，不仅在中国知识界为大佬，而且此时接近体制，是与体制比较近的人。

袁世凯对宋教仁的研究格外欣赏，他除了利用宋教仁这些研究成果与日本人进行谈判、维护中国主权外，也托人郑重邀请宋教仁回来参与外务部工作。如能成行，袁世凯答应给宋教仁四品衔。这在当年绝对是进入了体制内的“高干”序列，由此可见袁世凯对宋教仁是怎样的欣赏。

宋教仁收到袁世凯的邀请后究竟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现在不太清楚了。只是根据宋教仁被刺去世后革命党人的回忆，宋教仁好像对袁世凯的邀请不屑一顾。徐血儿《宋渔父先生传略》说清廷欲请宋教仁任外交，“先生不为动”。于右任也说宋教仁对袁世凯的邀请没有回应。至于后来袁世凯通过驻日公使愿意支付两千酬金，也有人说被宋教仁拒绝。还有传闻说宋教仁面对这些诱惑，曾大义凛然表示自己费尽心血写作《间岛问题》，只是为中国争土地，而非为个人赚稿酬。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看法均出现在一个特殊背景下，即革命党因宋教仁被杀，正准备与袁世凯闹决裂，正准备开始“二次革命”，那么这些说法其实是相当可疑的。道理也很简单，假如宋教仁无意回归主流社会，无意像刘师培那样回国参与变革，参与立宪，那么为什么不能公开刻印此书？公开出版既有利于传播正确知识，也有利于中国政府对日谈判，更重要的，不是还可以顺带批判清廷卖国、清廷无能吗？

显然，宋教仁不是不想通过此书回归主流，只是自己的革命党领袖身份在回归主流时遇到了问题。即便清廷不介意他的过去，但革命党人很难容忍宋教仁走上这一步。就像刘师培夫妇一样，宋教仁真要踏上回归主流社会的路，很可能也就踏上了一条人生不归路。

宋教仁没有接受袁世凯的邀请回归主流，但宋教仁与袁世凯惺惺相惜、相互欣赏应该由此开始，这也为他们后来的合作种下了契机，尽管宋教仁暂时留在了革命阵营。

其实，革命者此时对于究竟什么是革命，什么是改良，并不是那么清楚，并非具有明确界限。即便理论上超强的梁启超，其实也是一会儿革命，一会儿改良，至于那些追随他的立宪党人、新军将领，以及一切关心中国未来政治前途的人，其实在这一点上都是比较模糊的。革命与改良，并不是非此即彼，绝对对立。只要遇到合适机会，革命与改良照样可以合一，可以相互接纳。这在宋教仁身上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

据记载，宋教仁没有像刘师培等人那样回归体制参与宪政，而是在体制外继续革命，但是革命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革命究竟能否成功，其实宋教仁和许多革命者一样，心中并没有谱。只是由于清廷在君主立宪最后时刻失误连连，反而使革命等到了机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湖北军政府成立。宋教仁受军政府邀请，第一时间来到武昌参与工作，受命主持起草《鄂州约法》，为军政府的存在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依据。《鄂州约法》对于湖北军政府乃至稍后独立的各省都具有根本法或借鉴意义。

从文本进行分析，《鄂州约法》并没有什么革命气息，通篇所体现的只是近代政治必须具备的“三权分立”原则，约法规定新政府以都督为行政中心，都督与议会、司法三权共同构成最高权力中心，行政权由都督及其任命的政务员行使，立法权属于议会，司法权归属于法司。很显然，宋教仁主导起草的《鄂州约法》与孙中山一直倡导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还有军政、训政及宪政三阶段革命理论毫无关系。这套立宪架构的法律体制，在本质上与清廷正在进行的君主立宪一脉相承。如果要说区别的话，《鄂州约法》只是剔除了君主，权力来源归属于人民，不再是君主立宪，而是人民立宪而已。很显然，宋教仁的这套思想并不是同盟会，甚至不是华兴会的政治主张，反而与袁世凯十多年来提倡、推动的君主立宪改革具有许多契合处，由此也就可预示宋教仁与袁世凯在未来具有合作的可能性。

后人大多夸大湖北军政府的革命性质，夸大宋教仁身上的革命性质。其实，就宋教仁个人而言，他确实在过去很多年参与革命，领导革命党人反对满洲人的斗争，但是宋教仁在骨子里只是一个宪政主义者，他多年来对西方近代宪政理论的研究和认知，都使他确信中国应该走上宪政的路。这是宋教仁与袁世凯心有灵犀的认识基础。

宋教仁之死肯定与袁世凯无关，当年比较独立判案的法院也不认为宋案与袁世凯有关。当然，宋教仁之死也不是最近几年一些朋友所说的是孙中山的暗示，是陈其美的事情。按照当年法院的判决，宋教仁之死追查到内阁总理赵秉钧，大体上是可信的。

然而在当时，孙中山一口咬定是袁世凯，并以此发动“二次革命”。于是，宋教仁之死成为民国政治史上的一大转折。它一方面预示着政党政治、责任内阁在民国初年彻底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另一方面预示着袁世凯试图通过旧手段去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挽救权力危机的基本思路并不合乎当时的中国国情，而且使他的真面目彻底暴露，不但失信于国民党人，同时也失信于国内舆论，使他个人的政治资源、政治信誉受到了极大的损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宋教仁案使袁世凯本可以辉煌灿烂的一生由此黯然失色，由此注定了他的悲剧性命运。

从孙中山到袁世凯，是民国初年的一个美丽传说。这个传说为中国人赢得了无数赞美和荣光，尤其是孙中山功成身退的高风亮节，将中国传统美德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照样可以有自己的华盛顿，中国人也并不都是争权夺利的政客。然而仅仅一年不到的时间，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枪杀，孙中山拍案而起，起兵讨袁。美丽传说立马灰飞烟灭。孙中山内心深处究竟是怎样想的，他在这场权力转移的游戏中是否有一种被欺骗、被侮辱的感觉？

孙中山为什么要“让位”，我们100年来似乎始终没有深究。其实，如果不能弄清孙中山究竟是怎样“上位”的，就很难说清孙中山为什么要“让位”。

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几乎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但他并没有急于回来，他大约相信他亲手发动的那些起义从来没有一个成功，而他不在现场的武昌，与革命党关联不大的新军，何以能够成功？即便成功又与他有什么关系呢？直到武昌起义之后南北胶着两个多月，也就是革命党趁机光复了上海，接近于完全控制东南大局的时候，孙中山方才于1911年12月25日打道回国，结束17年流亡生活，回到上海。此时距武昌起义爆发已过两个月零15天了。

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后，特别是上海光复后确实一直忙着筹建新政府，只是革命党过去17年中一直流亡海外，他们对国内政治发展缺少了解，又没有多少有用的人脉，所以革命党人要想成立新政府，不能不求助于立宪党人。而革命党人中的黄兴、宋教仁等，在这之前都与赵凤昌有过一些联系。所以等到孙中山12月25日回到上海，第二天“拜码头”拜访赵凤昌时，赵凤昌一句“开府建基”点破其中所有玄机与奥妙，此后不到一个星期，一个全新的“临时政府”就在南京宣布成立了。

赵凤昌的提示肯定深刻启发了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此后，孙中山多次前往惜阴堂求教，与赵凤昌及南北政界要员协商统一建国诸要政，特别是对怎样网罗英才、兼纳众流，怎样筹款化解财政的困境等，赵凤昌都有很好的建议。熊希龄、庄蕴宽、汤寿潜、张謇等，都是赵凤昌推荐的，而孙、黄、宋也就其他人选先期征询赵凤昌的意见。赵凤昌从立宪党人一变成为南方革命党仰仗的重要靠山，这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以及此后南北关系的突破，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其实，如果回想赵凤昌在孙中山抵达上海前一直帮助袁世凯、帮助南北和谈的事实，就知道赵凤昌高人高招，是要用南京临时政府打破南北谈判的僵局，赵凤昌不仅没有背叛疏远袁世凯，反而是在用孙中山为袁世凯化解危机、化解困境。道理非常简单，就在赵凤昌向孙中山做出“开府建基”建议的时候，对唐绍仪发给袁世凯的电报——要求清廷承认共和，要求以国民大会去公决未来国体和政体的建议犹如泥牛入海，朝廷用了差不多一个星期都没有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可见，这个僵局在已有的南北和谈框架内很难打破。而且，如果没有南京临时政府的过渡，而通过南北和谈直接将清廷的权力移交给袁世凯，那么袁世凯势必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尴尬的人物，成为乘人之危火中取栗的奸臣权臣，这是袁世凯所不乐为的，当然他的这批朋友也不会让他这样做。这毕竟会有道德上的亏欠。而现在如果用孙中山，用南京临时政府予以过渡，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天成。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南北和谈僵局确实很快被打破，特别是南京临时政府在行政方针上并没有宣传孙中山一直坚持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等，没有提及孙中山一直自诩为创造的三民主义，及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等三个阶段的说法。更重要的是，南京临时政府接受各方面建议，同意优待皇室，同意不再像革命年代那样攻击清代历史。这种种举措都为南京临时政府赢得了人心，特别是赢得了新军将领如段祺瑞的认同。段祺瑞或许没有把南京临时政府当作一支重要力量，但他在获得南京方面不再攻击清代历史的承诺后，也愿意有条件地与南京结成临时同盟。

根据赵凤昌等立宪党人的安排，南京临时政府之所以是“临时”的，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之所以是“临时”的，都表明他们只是期望用这个“临时”的机构、“临时”的人作为过渡，最终将权力转移给袁世凯。这是南京临时政府得以成立的前提，也是黄兴等革命领袖同意的，甚至可以说最早提出这个方案的就是黄兴和黎元洪。至于孙中山是否清楚这些不敢说，但他肯定知道“临时”的意义。因此，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迅即致电袁世凯进行解释，表示只要袁世凯劝退了清帝，那么他立即辞职下野，遵守承诺推举袁世凯继任大总统。

当然，我们现在也知道，在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期间，孙中山也曾想过将“临时”改为正式，他也曾为国际承认做过一些努力，只是列强坚守所谓中立，其实是期待一切都能和平过渡到袁世凯的新政府，所以孙中山的外交努力并没有成效。

至于在财政上，临时政府在赵凤昌等人建议下吸纳了相当一部分立宪党人，按理说这些立宪党人只要出力，别说养个人数不多的新政府，即便真的与清廷动刀动枪，抗争到底，也不是没有可能。只是这些立宪党人坚守承诺，只把南京临时政府看作“临时”的，一旦发现孙中山有意将“临时”改为正式，他们或者果断退出了新政府，或者从经济上扼住了新政府的命脉。孙中山后来遵守承诺向袁世凯转移权力，虽说维持住了信誉，但实际上也是被逼无奈，不得不遵守先前的承诺而已。

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打破了南北僵局，清帝退位，孙中山辞职，参议院选举袁世凯继任，这都是按照既定程序一步一步进行，并没有多少意外。只是100年后重新检讨这件事，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个让权、让位的美丽传说其实只是单方面的牺牲，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将权力让渡了，但南京临时政府在此后的民国法统中反而毫无地位。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好像从来不存在，甚至连民国前史都不是，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还有那个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在袁世凯等人眼里好像什么都不是，他们连虚与委蛇、虚情假意恭维几句的心情都没有。至于孙中山费尽心力巧妙设计的那个《临时约法》，更是被袁世凯等政治领袖视如敝屣。这到后来成为政争的口实，成为孙中山奋起抗争的内在动力。

孙中山不管心中有多少憋屈和别扭，但他确实遵守承诺在清帝退位后宣布辞职，推举袁世凯接替。但是袁世凯政府成立之后，在此后十几年的民国法统中，确实忽略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地位，好像南京临时政府只是中华民国成立前的一个可有可无的插曲，正式的中华民国就是从袁世凯宣布就职开始的。

民国前半期的政治这样处理有其自身的原因，因为孙中山和他的同志确实在过去十几年被迫流亡在外，不知道国内民主政治的发展情形，即便知道新政，知道预备立宪，由于政治斗争，由于戴着有色眼镜，因而也不能给予公平合理的评价，一概视为清廷的欺骗。站在革命党人的立场说，这种批判当然有其道理，但确实并不能概括晚清最后十年政治发展的真实情形与意义。

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发展从新政到立宪，其实走的就是一条精英政治的路线，这条路线虽然也要求提升民众的识字水平，要求对选区内的谘议局议员投票，但总体上说就是西方近代典型的民主政治架构，是精英的而非民众的。这一点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设想的全民政治、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毫无关系。至于革命后，按照孙中山的设想，还有一个比较长的军政时期，大约有军事管制的意思；之后方才进入训政，至于训政多久，也很难说；训政之后方才进入宪政，这是一个漫长过程。

孙中山的这些设想正确与否不必讨论，但是很显然这些设想与晚清以来的精英政治毫无相似之处。而袁世凯就是晚清精英政治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所以当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后，在大总统袁世凯的政治理念中，哪儿能够想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哪还能一步一步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中华民国在袁世凯时代直接进入了一个宪政时期，这或许可以说是袁世凯接续晚清民主政治变革在往前走，依然是一种没有君主的立宪政治。只是从尊重历史的层面说，南京临时政府在法统中没有地位，而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那些理论上的创造也不被采纳，甚至根本不被提及。孙中山后来一再强调“革命尚未成功”，或许在其内心深处就是从这个层面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民国成立了，可是他们为中华民国准备的理论及政治架构统统被弃如敝屣。这怎能不让孙中山感到憋屈和别扭？这大约是孙中山内心深处潜藏着的之所以发动二次革命的原因。

仅仅在理论上不被重视也就算了，如果中华民国在正式开张之后，能够善待孙中山这些革命元勋，比如袁世凯竭力劝说孙中山、黄兴不要放弃政治，大家应该一块干，比如在新成立的议会中为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留个位子，让他们在职业政治家的位置上发挥作用，后来的历史肯定就不一样了。然而，袁世凯这一批老道的政治家不知是真的粗心大意，还是从骨子里瞧不起孙中山这些党人，总而言之，袁世凯在中华民国正式开张后顺水推舟真的以为孙中山要去修铁路了，真的以为孙中山相信民权主义、民族主义完成了，剩下的只是民生主义一项了。

袁世凯的失误为民国初年的政治纷争留下了机会，这不仅是权力傲慢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袁世凯这批自视甚高的政治家没有将尊重历史、善待前人的原则贯彻到底的必然结果。袁世凯顺手牵羊利用了孙中山等革命家的伟大谦虚将他们排除在现实政治之外，结果在事实上为自己的新政权预置了一个敌对力量。一个年轻的共和国原本可以朝气蓬勃向上发展，然而为时不久就陷入持久的党争甚至战争。这是非常可惜的，但谁也没有办法。历史或许有自己的惯性，历史没有办法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