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政治格局开始重组，新生的中华民国无论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还是出于对人类整体利益负责任的态度，都应该很快表明自己的立场，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站在国际正义的一方。当时主张立即参战的张国淦和段祺瑞之间有段对话，大体上表明了中国参战可能会给中国带来的好处。张国淦说：

中国应当立即对德宣战，因为青岛问题，日本藉口英日同盟先我而为之，则我即难于应付，而且日后纠葛更多，最好能运动德国自动的交还青岛，日本自无所借口。如不行，则我即宣战，亦是与日英共同动作，不使在中国土地上，我守中立，彼来用兵。

对此，段祺瑞明确表示：

我是主张宣战，所以在此僻静处作些战事准备，奈一般军人都不赞成，德国曾提议交还青岛，为日本所遏，而日本又将援日英同盟，进攻青岛。

张国淦、段祺瑞主张参战，是希望从德国手中直接收回山东权益，特别是回收因1897年胶州湾事件而被德国强行租借的青岛，不希望日本以英日同盟为借口染指青岛。从后来的观点看，假如当时中国政府这样做了，就不会有“二十一条”，不会有外交屈辱，不会有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历史必将改写。

然而，此时的中国因“二次革命”陷入前所未有的政治分歧，大总统袁世凯疲于应付内外，竟于1914年8月6日宣布中立。袁世凯的用意是，中国外交是全方位的，各交战国均与中国缔约通商，和好无间。此次战事，于远东商务关系至巨，且因中国人民在各国境内居住经商，及置有财产者，素受各国保护，并享有各种权利。故中国欲维持远东之平和，与人民所享受之安宁幸福，对于此次欧洲各国战事，决意严守中立。

那时的中国确实与世界各主要国家通商友好，但是面对世界大战这样的重大事变，中国局外中立的应对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是一种外交自我孤立主义，这一政策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不屑为的，更不要说这场战争不仅与中国有直接关系，更有可能在中国的土地上上演。

类似的事情在近代中国已经发生过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其实就是这样的性质。清政府说日俄战争与中国无关，所以宣布中立，但结果不仅与中国有关，而且关系极大。这一次的世界大战，既然牵涉世界主要国家，这些主要国家既然在中国有巨大的商业利益，那么这件事就一定与中国有关，中国应该很智慧地选边站队。然而遗憾的是，新生的中华民国竟然继承了清政府这种消极自私的所谓“韬光养晦”式外交战略，竟然宣布不选边。

袁世凯的善意中立并没有赢得各国好感，尤其是日本更是不领中国的情。8月8日，日本政府决定对德宣战，以为乘此时机参战，驱逐德国在远东的势力，有助于日本在远东地位的确立。同日，日本军舰出现于青岛附近洋面。8月15日，日本对德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在9月15日前无条件将全部胶州湾租借地交付日本，即时撤走德国在中日两国海面的军舰，否则立即解除武装。日本政府表示，8月23日中午前，德国如果不能给予满意答复，日本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

对于日本的通牒，德国政府并不予以理会。于是日本于8月23日联合英国对德宣战。24日，日本政府要求中国政府参照1904年日俄战争先例，将山东省黄河以南划为日本对德“作战区域”，并撤退中国驻胶济铁路的驻军。中国政府趁机提出助英日攻青岛的建议，但遭到了日本拒绝，青岛遂由德国租借地转入日本人手里。这就是袁世凯中立政策的后果。

1915年1月18日傍晚，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利用个人友谊，绕开正常外交途径，与袁世凯举行私人会晤，郑重向袁提交了一份文件。这几页文件用印有兵舰和机关枪水印的纸张书写，隐约暗示日方意图及强硬姿态。这个文件，就是引发后来一系列重大政治变故的所谓“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最主要的目的当然是“确权”，让中国政府和袁世凯确认日本通过战争从德国人手里夺取的山东权益。假如日本人仅仅局限于山东权益，事情或许是另外一个样子，袁世凯或许没有办法不答应，毕竟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是日本人用军事力量打下来的。

然而日本人的失误在于太贪婪。日本人在这个“二十一条”中不仅要求袁世凯承认日本全面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而且要求由日本人控制满洲里、蒙古、山东、东南沿海和长江领域。这些显然远远超出了德国在中国的权益，也为袁世凯的拒绝留下了机会。

接受这些条件就等于让日本人在所有这些地区实行殖民统治，掌握整个中国的经济和行政控制权。它要求中国政府在政治、财政、军事事务方面聘用有影响的日本顾问；要求政府提供建造日本医院、教堂、学校的土地所有权；要求中国重要地区的警察要由中日两国共同组织和管理；要求中国所需的军火不得少于50%从日本购买，或在中国建立中日合办的兵工厂，等等。“二十一条”对中国人自尊心的伤害，实胜过任何真正的坚船利炮。如果这个条约实现了，中国也就全部沦亡在日本之手。

当日本公使将“二十一条”的原文递交给袁世凯的时候，要求中国方面“绝对保密，否则要负一切严重后果之责”。日本担心条约的内容透露出去，将更进一步加剧日本与其他列强之间的矛盾，引起第三国的干涉。为了能使袁世凯痛快地答应日本的要求，日本公使在递交“二十一条”时甚至暗示：“总统如接受此种要求……日本政府对袁总统亦能遇事相助。”“袁总统”将要遇到的困难，显然是指正在紧锣密鼓进行的帝制自为运动。因此在袁世凯看来，他对“二十一条”的承认，将有助于日本对其帝制复辟的支持。

但在谈判过程中，中国对“绝对保密”则有自己的想法。中国不仅不担心内容透露出去，而且由于弱国无外交的根本特征，反而期望将内容透露出去，以引起其他列强的干预，从而形成对中国有利的局面。因此，在此后长达4个月的谈判过程中，中国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异乎寻常的做法，将“二十一条”的性质和主要内容，一点一点地透露给了新闻界，以争取国际社会在道义上的同情和支持，换取国内民众和舆论界的理解、同情和声援。

正是由于袁世凯在谈判过程中异乎寻常地采取争取公众舆论支持的政策，遂使中国公众舆论第一次在政治混乱、落后、军阀统治的条件下，有了发言的机会。在谈判进行的过程中，全国许多地方群情激愤，人民表达愤慨心情的来信每天都像潮水一般地“涌入”总统府；29个省的都督向中央政府呼吁，不要向“二十一条”屈服；知识分子传达民族屈辱感的心声，全国上下处处可闻。几乎所有的中国报纸都表现出强烈的反日情绪。

人民的支持依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袁世凯的政治“底气”和抗争勇气。1915年5月7日下午3时，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除个别过于苛刻的条款有所修改外，要求中国不得再加修改地予以接受；“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在没有得到国会批准的时候竟然于5月9日下午1时接受了日本在最后通牒中所提出的所有要求。

“二十一条”确实是中华民国遇到的最大外交困境。面对这样的外交困境，正确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就事论事，不存在“由外交而内政”，也不可期待通过改变内部政治架构去应对外交危局。然而，杨度就在这个微妙的历史时刻这样想了，且这样做了。

1915年5月25日，中日“二十一条”及换文，由外交总长陆徵祥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北京签字并交换。就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杨度发表了著名的长篇政论文章《君宪救国论》，上篇详述君宪救国的理由，中篇分析中华民国总统制的缺点，下篇批评清末的假立宪和民国成立后的民主立宪。经过一番复杂的逻辑论证和事实陈述，杨度的结论是，中国如果不能就此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中国终归于亡国而后已。在杨度看来，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方才是中国未来的唯一出路。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杨度在这里呼唤重立君主，重建君主立宪体制，大约与后来的新权威主义相仿佛，就是要以一种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推动政治进步。

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言，杨度的这些分析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民主共和毕竟在中国只有三四年时间，而且这三四年里确实因为民主共和无法真正落实而带来很多困扰——二次革命、外交危机、周边分离主义危机都在威胁着这个年轻的共和国。这个时候，不仅杨度有这种想法，按照许多人的分析，即便后来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最有力量的梁启超，也并不认为中国的出路就在共和，只是他认为杨度和袁世凯选择的时机不对。甚至在先前极端激进的革命阵营中，比如章太炎，也不认为袁世凯不可以称帝，也不认为共和就是中国的唯一选项。章太炎在1913年面见袁世凯时就说过这样的意思：袁公称帝不是不可以，假如袁公能够振作精神发奋为雄，出兵踏平蒙古，让蒙古回归，那么不是袁公愿意还是不愿意当皇帝的问题，是人民期待袁公当皇帝。

很显然，民主共和即便在法国那样的国家都经过无数次反复，那么在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帝制传统的国家，出现一次或者几次反复应该是一种很正常的情形。所以当时不仅中国人有这样浓厚的帝制情结，即便来自民主共和国家的美国宪法专家古德诺，也在他的一篇研究报告中认为，最适宜中国目前情形的政治架构，还是君主立宪体制。

古德诺认为，民国建立以来之所以始终无法恢复秩序，重建和平，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宪法对总统权力约束太大，使大总统徒有虚名，不能有所作为，因而导致政局不稳。而政局稳定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几乎成了唯一诉求，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强固的中央政府，然后才有可能去实施各项政策。

古德诺在1915年接受中国政府委托，就中国未来政治架构进行宪法学的研究，他的结论是，现在正在实行的共和体制并不合乎中国国情，立宪体制下的君主制其实比共和制更为优良。古德诺的这个结论为杨度的“君宪救国论”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旁证。此外，日本宪法学者有贺长雄也有类似论文，都在证明君主制优于共和制。民国建立之后遇到了一次真正的体制威胁。

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而言，杨度以及古德诺、有贺长雄的研究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在最初阶段袁世凯也不愿冒妨碍学术自由的风险加以干涉。然而，杨度不知适可而止，他很快将这种尚在讨论中的不成熟方案转化为政治实践。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联名发起“筹安会”，向全国各省军民长官发出通电，呼吁就君主还是民主问题进行讨论。实际上，此时的杨度和筹安会已不再只是研究学理了，而是深度介入了现实政治，并对袁世凯产生了严重误导。袁世凯看了杨度的《君宪救国论》，以为很有深度，说到了点子上。及至古德诺、有贺长雄两文出，袁世凯更觉得共和病弊的根本解决只能是废除共和，重建一个君主立宪体制，让国家政治重回正轨。

袁世凯的理解或许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这个理解被利用了。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可能太想当皇太子了，他的那些贴身幕僚、随从们太怀念几年前大清帝国的威风了。于是，紧接着的帝制活动演变成了一场闹剧，梁士诒组织了各省国民请愿团，参政院也在这场逆流中随风而动，擅自决定以“国民代表大会”去决定国体，结果全国一窝蜂进行国体投票，全国“完全一致”同意改共和，立君宪，全体一致“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无比庄重的国体构建，就这样儿戏一样地完成了，而一辈子沉稳内敛的袁世凯竟然鬼迷心窍般地相信了这样的拥戴。

闹剧即将结束时，梁启超登高一呼，震惊了全国志士仁人；蔡锷云南首举义旗，宣布了洪宪王朝的死亡。袁世凯急火攻心，一命呜呼。

袁世凯去世，标志着一个英雄时代的结束。

自1894年开始的大变革时代至此也走过了一个完整的单元。1915年9月1日，也就是杨度发起成立筹安会的时候，参加过辛亥革命，也参加过二次革命的陈独秀实在忍不住了，他邀集几个安徽老乡集资创办《青年杂志》，一个全新时代由此揭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