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始于农村，相继而起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已经走过了二十多个年头。时至今日，一个综合经济实力远超过改革开放以前，政治经济体制不同于改革开放以前，社会自由空间远大于改革开放以前的城市社会的形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1308392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社会这些年来的变化，关心中国发展问题的人们或许会问：在经过近三十年的革命后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1308393又经历了近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制度的尝试后，1308394中国是如何走向曾经不以为然而且并不熟悉的市场经济制度的？进一步的问题是：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的权力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可预见的将来，正在创造着经济增长奇迹的中国将会如何控制自己的发展方向？这些攸关中国的国计与民生，也关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问题，近十几年来受到包括社会学家在内的许多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Walder，1986；Kornai，1989；Nee，1989；吴国光，1994；Bian，1994；林毅夫等，1995；斯蒂格利茨，1998；何清涟，1998；Lee，Ming Kwan，2000；Lee，Ching Kwan，2000）。

在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最为关键，也是最为困难的改革领域，应该说是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国的国有企业起源于1949年前革命根据地的红色经济模式，成型于1949年初对官僚资本企业的没收，发展于此后的前苏联援建、公私合营和国家投资。早在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年底，占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总值70%的官僚资本企业就已被收归国有；在工业部门中，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已达129.5万，占职工总数的40%多。到2000年年底，中国的国有企业已发展到几十万家，其中所容纳的城市就业人口达2亿多人。1308395面对成型已几十年的国企劳动体制，面对规模庞大的国企职工队伍，以提高效率为主旨的国企改革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改革，意味着利益格局的调整，包含着权力关系的变化。中国的国企改革，自然涉及国家、国企、职工三者之间利益关系的改变，涉及管理者与职工之间权力的消长、地位的变化。随着国企被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一步一步推向市场经济，中国的国有企业一直在经历着劳动控制模式的变革，国企职工的就业观念与劳动模式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一切变化的自然结果，就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国企内部秩序的逐渐形成。

由于中国的国有企业几乎是改革前中国城市社会的缩影，所以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质上就是对整个中国社会运作模式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市场转型进程中的国企内部秩序形态的变化，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社会秩序形态的映射。

有鉴于此，本研究试图从对国有企业的个案研究入手，通过考察市场化进程对中国国企制度的影响，审视中国国企的劳动控制所发生的变化；分析这些变化的外部与内部原因；探讨这些变化对国企秩序的当前以及长远影响。

在有关劳动控制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中，Burawoy（1979）通过深入的工厂调查，探讨了资本主义工厂中劳动控制的主要方式；Walder（1986）通过大量的访谈与文献研究，提出了改革前中国国企中存在“新传统主义”控制模式的断语。这两种理论的提出，拓宽了近二十年来工业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但是，迄今为止，对于市场转型期社会主义国企的劳动控制问题，仍然缺少有分量的深入研究。这就给其后的研究者留下了这样的问题：市场转型期中国国企的劳动控制与资本主义工厂的劳动控制有何异同？改革前后的中国国企在劳动控制方面有何变化？国企中的劳动控制与中国社会的变革有何制度性关联？于是，承续以往的工厂制度研究，探讨新近的国企秩序走向，成为中国工业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研究受到Burawoy对资本主义工厂中制造认同的理论分析及Walder对社会主义工厂中依附关系的深入分析的启发，关注这一现实的理论问题：在市场化改革客观上导致国企职工地位下降、权力弱化、福利受损的情况下，许多职工为何会转变观念，顺应国企劳动控制的市场化、威权化趋势？或者换另一个角度来看，国企的管理者采取了什么样的劳动控制手段，实现了职工对于国企新秩序的接受？

本研究的主旨不在于同Burawoy的劳动过程理论进行全面对话，而是试图借助他及若干学者的相关观点，通过对市场转型期中国国企劳动控制问题的剖析，来透视这一时期的国企秩序。因为在笔者看来，劳动控制不仅是市场转型期中国国企秩序的直接成因，而且其本身也是国企秩序的一个核心成分。

以一种带结构—功能分析色彩的视角，剖析市场转型期中国国企的劳动控制，进而解读国企秩序的形成及走向，就是本研究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