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过常宝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早期史传文体形态与原史文化研究》（批准号为 03BZW020），最终成果为专著《原史文化及其文献形态研究》。

本项研究认为在司马迁之前，存在着一个“原史”文化传统。上古时期，史官实际上是巫师中从事载录和文献保存的人员，是天命神意的见证者、阐释者，因而具有宗教背景。他们虽然在朝廷居官，但多为兄终弟及，父子相传，其职业行为和文化精神都依赖一个遥远的巫史传统，而独立于治统之外。东汉时期，非史官世家出身的班固被汉明帝任命为史官，遂使这一传统而宣告截止。而这一传统就是原史文化传统，它对上古史传文献形态以及文人话语权力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巫师阶层的职业化、专业化过程，导致了史官和甲骨卜辞等文献的出现。殷商和西周时期的史官主要负责祭祀过程的载录，起着见证天命的作用。史官也享有祷祝、主持祭祀及解释天命的权力，并随着历史的累积，而渐渐居于社会文化的核心地位，以致国家的“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这一时期出现的史官文献有两类：文字文献和图画文献。前者包括甲骨卜辞和一些宗教场合中的记言，后者主要是刻绘在铜鼎等器物上的各种物怪图像。它们是对天命、神异现象的指示或见证，因此只是一些片段、孤立的载录，但它们在神圣性、职业性背景下已经形成了特定的叙述程式。

周公摄政和制礼作乐，其目的是将巫职和行政事务分开，使巫史的职能偏向于宗教和精神生活，并通过训、诰等形式规范，影响着世俗生活。周公摄政的实践说明，巫史可以以其自身的宗教文化背景而和王政并驾齐驱。这是中国道统观念的源头和依据。周代史职的文献功能进一步加强，举凡仪式活动中的言辞都由史职撰写和载录。其中的诰、誓、命、诫等，为《尚书》的编纂奠定了基础。此外，出于占卜和制礼作乐的需要，巫史开始采集、编纂、传诵诗歌，从而又使得这些韵文成为重要的原史文献。自西周开始的谣占、易占，到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都显示了韵文文献本身的宗教色彩。

春秋时期存在着两种载录制度：“承告”和“传闻”。“承告”即诸侯国史官之间的正式通报，据此载录而形成的文献就是“典册”，后编定为《春秋》。“传闻”是史官对某事（通常是“承告”之事）的私下交流，据此载录而形成的文献就是“简牍”，《左传》等书即据此编成。《春秋》遵循着自甲骨卜辞以来的载录传统，所关心的是行为本身是否合礼，显示了传统宗教的禁忌思维，所以它不记录事实的过程，也不进行判断。但春秋史官却能借助年节时序、常事不书、隐讳等细微的变动，形成一种寓有褒贬态度的“春秋书法”，从而实现了自己的话语权力。《春秋》的基本叙事姿态是“呈现”，其叙事原则是“记异”和“异记”，它们依赖宗教背景发挥作用。除此而外，史官还通过“传闻”的形式，关注事实发展的原因和结果，发表自己的评判，直接干预社会政治。《左传》的叙事形态已由行为“呈现”转为对事实过程的“再现”，并刻意通过因果叙事而确立一种道德理性。当然，《左传》记载了大量的灾异事件、神秘事件，仍然显示了它的宗教背景。春秋时期的史传作品一方面为了强调史官话语权力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它们依恋甚至神化自己的传统，张大天命意识；另一方面，为了建设新的社会理性，他们又不得不淡化甚至反对天命意识，强调伦理、民本等进步思想。从《春秋》到《左传》、《国语》，既是一个文体的自然发展过程，又是文体分工协作的过程。

春秋时期，君子文化得以发展。君子文化的主体是贵族大夫，但这一文化人群并不依靠政治身份划分。君子通过某种途径知晓并尊重原史文献或礼仪知识，但更强调礼仪背后进步的文化精神。君子的标志是能够立言于世，而立言的标志则是对原史文献或史事的征引。君子文化与原史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原史文献由此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话语资源。春秋晚期，有相当一部分史官转为普通官员或无职的士。他们在社会上传播文献，促进了私学和学术的发展，为士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孔子继承并发扬了原史和君子的文化传统，在传播和阐发原史文献的同时，将“六艺”发展为社会伦理规范和人格精神境界，通过编纂《春秋》而揭举了原史文化中裁决天下的道义精神，并以师道传统代替了原史的职业传统。《论语》一书是孔子弟子仿照原史“语”类文献体例编纂而成的，因此仍然具有宗教文献的特点。孟子依据礼仪文教的贡献而将文王、周公和孔子编入一个统系之中，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从而为道统说奠定了基础。

战国时期史职衰微，但前代史官文献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此期辑纂成册的。值得注意的是《战国策》一书。此书是刘向据战国到西汉前期的多种文献编辑而成，是史书和子书混合而成的资料杂编。《战国策》着眼于现实和未来的谋划，关注事实的结果，表现出浓厚的功利主义倾向。相对于《春秋》叙事的“呈现”和《左传》叙事的“再现”，《战国策》表现为虚拟性的“表现”。它以预设情境、夸张和对比、营造心理优势等方法，作用于听者的感官。此时寓言的出现，与立言征引的传统有关，也与设象取喻的传统有关。它以经验性故事，为听者提供行动方案，表现为情境的营造、戏剧性以及片面绝对性等修辞性特征。

秦朝一统天下，原史文化也就随着焚书坑儒而走入到自己的低谷。儒家士人通过积极而艰难的努力，终于使得汉朝廷重新关注文献和礼仪，原史文化也被重新激活。汉武帝时，朝廷又重新设置了史官。经学是一场原史文献经典化、政治化的运动。公羊学家将《春秋》看做是社会意识形态最重要的出发点和理论根据，并竭力夸张“微言大义”的话语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史的文化功能。但是，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毕竟是一种政治哲学，它虽然强调原史经典的神圣权威，但却将原史所拥有的神权让渡给皇帝，剥夺了史官来自天命的话语权力。原史传统由此而全面衰落。

司马迁所撰《史记》是原史传统的回光返照。司马迁自父亲那里接受了史职，期望能再现孔子的“素王”大业。但在原史文化和大一统政治之间不可避免有着激烈冲突。司马迁以宫刑的代价，见证了“文史星历”文化权威的失落。在无比的悲愤之中，司马迁凭借着神圣的职业传统超越了帝王的权威，把文化建设的意愿转变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复仇行动。而如此冒犯皇家威严的《史记》能在汉武帝时期顺利撰成，则是皇权对这一悠久的原史传统的最后的妥协。司马迁对道德理性的失望，导致了他对个体命运的关注，这使得《史记》散发出浓烈的悲剧气氛。司马迁在前代史官文献的基础上，发明了五体结文的形式，以反映天人合一的观念。但司马迁的天人关系以人为中心，《史记》重在叙述人物个体的成长和命运。这是史著转变为传记的关键性因素。《史记》中的“太史公曰”承自“君子曰”，反映了司马迁对史官文化权威的依恋；“互见法”则来自传统史官的“隐讳”笔法，反映了司马迁在将史著由记事转为述人过程中的限制和突破。在《史记》撰写过程中，司马迁所提出的“发愤著述”观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著文批判的权利，不仅来自宗教和天命，也同样可以来自撰写者的个体精神。这就为后世文人继承和发扬原史的批判精神提供了理论依据。

《史记》以后，中国原史文化正式衰落。《汉书》是这一衰落的标志。班固出自史官传统之外，是朝廷的命官，所修史书只能表现皇帝的思想意识。自此，中国史著撰述就完全附属于以帝王治权为中心的政治理性，成了当世统治集团自我证明或资政的材料，早期史传作品所具有的文化创造或文化批判精神基本丧失。但中国早期史著的使命意识、创造精神、人生关怀等，通过“道统”和“发愤著述”这两个媒介，仍然在历史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扬雄、韩愈、朱熹、康有为等，皆以道统继承者自居，他们或批判朝政，或以投身于理论建设，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精神巨人。

本研究成果能够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中国史官文化的基本特征和文化功能，更好地认识文献的生成方式和社会意义，更准确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在具体的文本研究中，本成果强调从文化背景出发理解早期史著的文体特征、叙述或叙事方法，并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描述《尚书》、《诗经》、《春秋》、《左传》、《战国策》、《史记》等文献的逻辑关系，揭示出不同叙述方式和各阶段话语权力的对应关系。此外，本课题针对原史领域里很多具体而重要的文化现象和文献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绝地天通”、“周公摄政”、君子文化、“五百年必有王者兴”、“铸鼎像物”、“赋诗言志”、“春秋书法”、“语录体”、经传分立、立言和征引，等等。可以说，本课题已经初步构建出一个有着自己特点和理论方向的研究领域，能够在更深的层次上与后世文化研究、文学研究相衔接，并和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进行更有效地交流和借鉴，因此具有很重要的学术和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