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和市场的关系是一个连续的压力区间，它从承担风险并获得参与市场的好处，延伸到为生存而保留非市场的生存基础（艾利思，2006：6）。

商品化的第一个方面是为了市场的生产。李村农民为了市场而生产的现象逐渐增多。近代河南农业结构调整和商品化发展主要是由外国掠夺农产品和原料引起的，而商品品种的兴衰及价格的变化等都受到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贾贵浩，2005：39）。在市场化背景下，商品性思维及变化的市场行情影响到农村生产类型的变化。本章将对李村的农业生产中发生的生产转型进行研究，并探讨转型背后的动力及带来的影响。

生产队时期，李村的生产结构相对单一。这与上级政策讲究“以粮为纲”紧密相关，林果业的发展不被重视，同时由于粮食短缺，饥饿成为农民的记忆。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获得了使用一小块集体所有土地的权利，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种植与种植何种类型。在80年代早期到90年代初期，李村主要的种植模式依然是传统的以户为基础的生存性耕作。随后，农民和市场的关系日趋紧密，农业种植逐渐转化为以市场交换为目的。干预性和自主性要素的交织作用构成了当今中国农村发展的主旋律。改革开放后，面向市场的现代化进程激活了孕育在农村的自主性的变迁因素，并进一步诱发形成了新的自主性变迁因素，从而强化了农村的自主性变迁的力量（李小云，2010）。李村的种植结构变迁同样反映了干预性和自主性要素的交织。

自上而下的市场化改革使得商品化思维渗入农村，农业生产笼罩在商品化的背景下，在打工更赚钱的情况下，农民用收入高低和市场行情来衡量种植某种作物及从事某种生产行为的价值。农民逐渐转向商品性的农业种植行为是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Zhang and Donaldson，2010）。基于货币压力，农民崇尚“货币伦理”，追求货币最大化（邓大才，2006）。“货币伦理”指的是一切行为和动机都围绕货币展开，这是由于社会化小农时期，农民生产、生活和交往中的每个环节和步骤中的服务和物品都需要经过现金购买。李村农民的农业生产活动可分为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安苗，2011）。本章也将分别考察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在市场化背景下发生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