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现行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表明修宪者认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极为重要、关系国本，以至于必须成为整个“国家”治国的基本方略，非经宪法修改不得由政府机关（哪怕是代表多数民意的立法机关）所更改；胡锦涛2004年9月15日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50周年讲话中提出的、习近平2012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重申的“依法治国首先要（是）依宪治国”的命题，则似乎表明了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法治”内涵理解的进一步深化。然而，抛开“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浓厚的法律工具主义倾向不论，即使是将“依法治国”解读（甚至美化）为“法治”、“依宪治国”解读（甚至简化）为“宪政”或者更为价值中立的“宪治”时，对“依宪治国”命题的澄清依然有着理论和实践的价值，因为这一看似价值中立的陈述实质上被赋予了特殊的价值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