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文化研究从“何为”阶段进入“何如”阶段，一种新的共识显影于中国文化研究共同体之中，即文化研究只能作为跨学科、反学科或者后学科的一种研究范式、一种策略而存在，抑或说非学科化乃文化研究的唯一出路。虽然反对文化研究学科化的种种理由看似不无道理甚至难以反驳，但我们必须首先思考的是，在学科体制壁垒日益森严的当下，游走在学科之间的文化研究何以生存？学科化必然导致文化研究踏上末途之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