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邹华先生主编的《北京审美文化史》，提出北京地区古代审美文化发展“三边构架”和“三点轮动”的研究成果，作者提到，这是他们吸收了包括考古学在内的学术界最新成果提出来的。在这里，我仅从考古学方面对《北京审美文化史》这一具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谈一点感受。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考古学提出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这一理论的精华，在于揭示出中国各地古文化既各有自身的发展序列、特点，发展水平又大致同步，并在相互频繁交流中向一起汇聚，成为中华文化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原动力和主要导向。其中以彩陶、尖底瓶——鬲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以粟作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中原文化区，以鼎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东南沿海及南方文化区，以筒形陶罐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以采集、渔猎为主要经济活动的东北文化区这三个大区从史前到秦统一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历史作用最大，这三大区的文化交汇也最为频繁。

《北京审美文化史》提出，北京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是这三大文化区交汇的中心和重心，从考古学上看，是有所依据的。这尤其表现在距今五千年前后这一阶段。这一时期，北京地区分布有属于东北文化区的红山文化和与红山文化有关的史前文化，此后的昌平雪山一期文化具有被称为后红山文化的小河沿文化特征。与北京地区同属永定河流域的桑干河上流则有蔚县三关遗址群和阳原县姜家梁墓地的有关发现。三关遗址群出有较多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花卉纹彩陶和小口尖底瓶，但该遗址群也出有少量“之”字形的箆点纹等燕山以北地区红山文化的代表性纹饰，特别是四十里坡遗址出土的一件饰龙鳞纹的垂腹罐，更是红山文化的典型器物和典型花纹。阳原县姜家梁墓地位于著名的泥河湾盆地，埋葬盛行仰身屈肢葬式，挖土洞墓穴，随葬器物有折腹盆、豆和双耳小口壶，有彩绘陶，葬式、墓葬结构和共出器物，都与北京昌平雪山一期同属小河沿文化。小河沿文化曾受到来自东南沿海地区史前文化的强烈影响，出现了具山东大汶口文化因素的镂孔豆和高领壶以及项环和臂环等装饰品代表的习俗，又有由燕山南北地区南下的趋势。

这样，根据以上北京及邻近地区的考古实证，可以描绘出距今五千年前后中华大地南北之间和东西之间的两幅文化交汇图。南北之间的交汇图为：源于关中盆地的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成熟玫瑰花形图案彩陶盆为主要特征的庙底沟类型，与源于辽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龙形（包括鳞纹）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红山后类型，这两个出自母体文化而比其他支系有更强生命力的优生支系，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到更广、更远的扩散面。它们终于在永定河流域及其支流的桑干河流域相遇，然后在辽西大凌河上游重合，产生了以龙纹和花结合的图案彩陶和“坛庙冢”三位一体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化群体。东西交汇图为：山东以泰山为中心分布的大汶口文化先向西挺进中原，出现以东方发达的鼎、豆、壶类替代仰韶文化彩陶器的趋势，接着又沿渤海湾向北方延伸，在燕山以北继红山文化之后生成了小河沿文化，小河沿文化向南推进的势头甚至超过红山文化，不仅有燕山南麓的北京雪山一期和河北阳原姜家梁等同类文化遗存，而且向南跨入华北平原南部和山西汾水流域。被学者普遍视为尧都的山西省襄汾陶寺遗址，就包含了不少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因素。

在这两幅文化交汇图中，前述三大文化区的诸考古学文化如燕山南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东南沿海的大汶口文化，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先后扮演了交汇的主要角色，而北京地区所在的永定河及其上游的桑干河流域先是南北交汇的对接点，接着又是受东方强烈影响的小河沿文化由东到北再向南移动的重要通道。

这两幅文化交汇图极为重要，因为这使我们联想到文献记载五帝时代诸主要人物的活动轨迹，这就是《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与炎帝、蚩尤的涿鹿阪泉大战。多位古史专家将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相结合，考证黄帝部族来自北方，炎帝部族来自中原，蚩尤部族来自东方。其实，古史传说所记战事多是文化交汇的一种形式，从而所记黄帝与炎帝之间的战争，可以理解为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南北交汇的反映，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则最可能与东方大汶口文化和小河沿文化之间的交汇有关。这两次战争所在地的“阪泉之战”与“涿鹿之战”，又是包括北京地区在内的永定河及其上游桑干河流域作为三大文化区交汇地带的真实写照。表明在这一维系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重大事件发生和演变过程中，北京及邻近地区是一个重要舞台。

《北京审美文化史》则从审美文化的角度对考古与古史传说结合的这一成果加以深化，以为这三大族团向北京地区的集中，实际上就是三大文化在北京地区的交汇；就审美文化而言，也就是山野玫瑰、太阳飞鸟和石玉群龙为标志的三大文化的审美取向、审美底蕴和潜质在这里的碰撞与融合。

山野玫瑰是中原仰韶文化彩陶的主体图案，太阳飞鸟一般被视为东方的主要崇拜物，而石玉群龙则是燕山南北地区红山文化的文化创新。联系到这三大区考古文化特征和经济类型的差异及相互密切关系，展现出距今五千年前后是一个各区域诸考古文化以个性得以充分发展为主又频繁交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化不断组合与重组的时代，最终导致由四周向中原汇聚走向最初文化共同体的过程。

然而，当时各区域诸考古文化之间从经济基础到文化传统是如此不同，文化多元性的发展导向，却不是各自分道扬镳，而是在发展个性的同时向一起聚集，不同区域文化首先实现了文化上的认同，正是这一“认同的中国”，为中国历史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对于影响中华文化和文明起源与发展全局的一次重大历史抉择，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创始人苏秉琦先生在中华文明起源讨论中提出了“汇聚—突变—传递”的观点。他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最终学术目标是“从考古遗迹、遗物中寻找在历史上长期起着积极作用的诸因素，是如何从星星之火扩为燎原之势，从涓涓细流汇成大江长河这个解开中国文化传统的千古之谜”，是揭示“文明火花的迸发、传递，最后连成一片，最终成为炫人眼目的熊熊烈焰”的历史进程。距今五千年前后在文化交汇中异常活跃的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间花与龙的结合，作为中国古代礼制重要载体的“鼎豆壶”源于东方并为中原所接受，作为文化交汇迸发出的文明火花，都是在中国历史上长期起着积极作用的代表性文化性因素。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从考古材料揭示的与民族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的这些文化因素，不是物质生产方面的，而都与精神领域有关，凸显出中国文化与文明起源发展有着自己的道路和自身的特点，即视精神文化重于物质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由此看来，北京地区作为三大区文化交汇点并以此为背景形成的古代审美文化“三边构架”和“三点轮功”，其蕴藏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在中华文化传统传递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还都有待作更深入地挖掘和评估。

（原载《北京日报》，2013年11月18日第2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