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面对欧风西雨的冲击，中国儒家学者以“继往圣之绝学”自命，为化解儒学开展中的困境而上下求索，绞尽脑汁，提出了风格各异的儒学开展方向主张。这些主张本身即是儒学现代开展之形式，也为寻找更合理有效的儒学开展方向提供了重要启示。这些启示是：在开展儒学新方向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儒学与西学、儒学多极化走向与儒学基本走向、儒学的学术立场与意识形态助力三种关系。

19世纪中后期，当儒学正承受着内发性解体危机的时候1494886，西方思潮的到来不仅加速了这一解体的步伐，而且其与儒家思想的异质性，主导着这一解体的方向和性质。而以儒家自命或以儒学为依归的思想家们，思考、谋划儒学的出路便成了他们无法回避且必须担当的思想使命。正是在这样一种无奈的背景下，许多关于儒学开展方向的论说或主张，纷纷亮相于百年来的思想舞台。如下所辑，应该属于较有代表性，富于启发性，同时也是值得进一步推敲、完善的主张。

贺麟是中国现代儒学史上最早明确提出“儒学新的开展方向”的学者。贺麟认为，中国的问题，本质上是文化的问题，是儒学的问题，所以，儒学开展新方向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那么，儒学开展的方向又在哪里呢？贺麟说，儒学本来包括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炼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冶性灵，美化生活。所以儒学思想新开展的方向应该是：第一，必须以西洋的哲学发挥儒家的理学。儒家理学为中国正宗的哲学，亦应以西洋的正宗哲学发挥中国的正宗哲学。因为东西圣贤，心同理同，只要加以会合融通，就能产生发扬民族精神的新哲学，从而使儒家的哲学内容更为丰富，体系更为严谨，条理更为清楚，不仅可以作为道德可能的理论基础，而且可以奠定科学的可能的理论基础，此乃新儒家思想发展所必须遵循的途径。第二，必须吸收基督教的精华以充实儒家的礼教。基督教的精诚信仰，坚贞不二、博爱慈悲、服务人类、襟怀广大、超脱尘世之精神，有助于强有力的新儒学的产生。第三，必须领略西洋的艺术以发扬儒家的诗教，即以西洋的艺术发展出新儒家的新诗教、新乐教、新艺术。因此，新儒家思想的展开，大约将循着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的途径迈进。此就文化学术方面言之。就生活修养方面而言，新儒家思想的目的在于使每个中国人都具有典型的中国人气味，都能代表一点纯粹的中国文化，希望每个人都具有一点儒者气象。1494887在这里，贺麟将理学、礼教和诗教视为儒学的基本内容，而且将这个基本内容确定为儒学开出新方向的起点。但其又认为，儒学自身是不能开出新方向的，只有与西学的哲学、基督教、艺术“结婚”，才能使理学在内容上更丰富，在体系上更完整，在条理上更清楚；才能使礼教得到充实，使儒学获得新生；才能使儒家的诗教转变为新诗教、新乐学、新艺术。在贺麟看来，开展儒学新方向仅仅停留在思想文化层面是不够的，在生活层面也有开展新方向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使每个人都要有一点儒者气象，都要有典型的中国人的气味。

曾在20世纪20年代的“科学玄学论战”中大出风头的张君劢，对儒学的现代命运也给予了极大关注，他为儒学新开展提示的路径是：首先是博学，而所谓博学就是指由书籍而得来的知识，及通达人情物理；其次是审问，而所谓审问就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其三是慎思，而所谓慎思就是多用脑力，想得比别人周到，使自己思路有条理，并使之立于不败之地；其四是明辨，而所谓明辨就是辨明各种思想学说、名辞、概念的相异之意义，及辨明是非善恶；其五是笃行，而所谓笃行就是由知到行，知之必行，践笃履实。但张君劢同时指出，由于时代的变迁，对此五者应重新认识，扩大应用，以求能在物理、逻辑、形上、政治、法律等各方面解释儒学；这样，儒学才能真正复兴。1494888“博学”既然是“从书本中获得知识和通达人情物理”，那么它作为儒学开展的方向就是扩增、丰富儒学知识内容。“审问”既然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那么它作为儒学开展的方向就是以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为儒学致思的源头和动力。“慎思”既然是“想得周到并使自己的思路有条理”，那么它作为儒学开展的方向就是要在逻辑和思维方式上保证儒学严谨和畅通。“明辨”既然是“辨明学说、名辞、概念相异之意义及辨明是非善恶”，那么它作为儒学开展的方向，就是要使儒学在不同学说之间存异取同、去粗取精，并在价值上坚持“护善”的立场。“笃行”既然是“由知到行、践笃履实”，那么它作为儒学开展的方向，就是要将儒学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诉诸生活、诉诸实践；而以研究儒学为职志的学者则要身体力行。可见，张君劢所提出的儒学开展方向，包括知识的扩增、问题的发现、思维的规范、是非的把握和价值的践行等方面，是一种多向性诉求。值得注意的是，张君劢特别强调了时代变迁给儒学的开展所来的新情况，就是要在物理、逻辑、哲学、政治、法律五个方面赋予“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以新的解释，新的内涵。

牟宗三指出，儒家第三期之发扬，必须予以特殊之决定。此特殊之决定，概而言之有二义：一、以往之儒学，乃纯以道德形式而表现，今则复须其转进至以国家形式而表现；二、以往之道德形式与天下观念相应和，今则复需一形式以与国家观念相应和。唯有此特殊之认识与决定，乃能尽创建国之责任。政制既创，国家既建，然后政治之现代化可期。政治之现代化可期，而后社会经济方面可充实而生动，而风俗文物亦可与其根本之文化相应而为本末一贯之表现。所以，充实（儒学）之道，只有依赖西方文化之特质补吾之短者，于此也有二义：一、在学术上名数之学之足以贯彻终始，而为极高极低之媒介，正吾人之所缺，亦正西方之所长。儒学在以往有极高之境地，而无足一贯彻之者，正因名数之学不立。故能上升而不能下贯，能侔于天而不能侔于人；二、在现实历史社会上，国家政制之建立，亦正与名数之学之地位与作用相类比，此亦为中国之所缺，西方之所长。国家政制不能建立，高明之道即不能客观实现于历史。高明之道只表现为道德形式，亦如普世之宗教，只有个人精神与绝对精神。人人可以天地精神相往来，而不能有客观精神作集团之表现。1494889在牟宗三看来，传统儒学的表现形式是纯道德的，而纯道德形式的儒学是难有实际的表现的；作为道德形式的儒学又是与天下观念相应的，而“天下”观念与现代国家观念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要建立与国家相应的儒学形式。也就是说，传统儒学应以适应现代国家而进行调整，而完成这种调整必须做两件事：一是在学术上，引入名数之学；二是在现实社会上，建立国家政制。这样，儒学一方面借助“国家形式”以落实其高明之道；另一方面借助“名数之学”，使儒学从个人精神、绝对精神转为有“集团之表现”的客观精神。如此，儒学才能获得新生，才有光明的未来。

作为牟宗三先生著名弟子的蔡仁厚先生，对儒学开展的方向做了更具体的探索。他认为儒学当代开展的精神方向有三：一是重开生命的学问。所谓重开生命的学问，就是开显生活的原理，决定生命的途径。生活的原理就是将人当人看，而不是当物看。生命的途径就是遵循生命原理决定出来的道德实践的轨辙和人生努力的方向，具体表现为成就德性人格和成就家国天下。二是完成民主建国。民主建国是二千年来儒家“由内圣通外王”的理想。中国的现代化正是以民主建国为骨干，而科学的发展以及经济等的建设，亦同样需要民主政治的轨道，才能获得坚实稳定的基础。三是转出知识之学。知识之学在中国古代虽有表现，但名家墨辩并不能视为逻辑，而且没有顺承名家墨辩发展出逻辑学传统；数学也有较高水平，但也没有发展出数学传统；精微巧妙的科学技术也相当发达，但欠缺纯学理的探索。所以必须在中国文化中透显出知性主体，以真正转出知识之学。1494890蔡仁厚所提出的儒学开展方向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安身立命方向，二是政制建设方向，三是科学知识方向。而这三方面与儒学的关系是互为存在前提的：生命的学问既是儒学的本色，也是儒学得以延承的基础；民主政治既是儒学理念的落实，也是儒学发展的重要条件；科学知识既是儒学的现代意义成为可能的一个基础，也是完善儒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需要。

余英时先生几乎在所有场合都声明自己不是新儒家，但从他对儒学命运关切之笃之真看，归为儒家学者应不是一件让他尴尬的事情。余英时认为，在历史上，儒家思想之所以成为主流，在于它的建制化。而儒学的“建制”自明清以降便走向解体，至晚清则基本上不复存在，所以儒学的现代出路恰恰在于“日用常行”领域，在于日常人生化，因为只有这样，儒家就可以避免建制而重新产生的精神价值方面的影响力。而且，儒家必须对自身的智慧落实有所交代，也必须面对现代社会所提出的问题。1494891在余英时看来，儒学不再可能建制化，所以儒学的出路只有在“建制”外去寻找。到“建制”外去寻找的结果就是日常生活化。而且儒学由主流走向大众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所以，如果希望儒学未来还有所用，那么就应该考虑它的形式，何种路径是儒学继续走下去的希望，而情绪化、不实事求是地弘扬儒学，是没有效果的。与余英时主张极为相近的是香港学者霍韬晦先生。霍先生认为，第三代新儒学如果真的要突破前人，有自己的建树，他们的工作便不能以学院自限，或单从事观念层面的建构，而要走出学院，走向社会，走向生活，寻求体检，从生命和时代的存在感受中发掘资源，这样将会有更大的生存空间，对历史文化有更大的贡献。儒学的智慧，就是以知识来指导行动，以行动来成长生命，进而体会生命自身的要求。1494892如果说余英时、霍韬晦两先生的儒学生活化主张还是一种逻辑论证的话，那么龚鹏程先生就是一种事实的说明。龚鹏程先生指出，儒家之学本来是上下一贯的，故孔子论仁，辄在视听言动合礼处说。但后世儒家越来越强调形而上谓之道部分，忽略了视听言动、衣食住行等形而下谓之器的部分。孟子所谓大体、小体之别，并不是教人只修大体而歧视小体（养形），养形也很重要。明清以降，社会上出现的反礼教、反道学的言论，也是由于后世儒者不能在生活上体现礼乐之美。因此，现今应将“生命的儒学”转向“生活的儒学”。儒家政治哲学重在政，政者，正也，讲的是君风主化教养百姓，以使其安居乐俗。1494893在龚鹏程的视域中，生活儒学的应该性可由两方面说明：第一，儒学的本来结构就是上下一贯的，就是说，儒学既有形而上的部分，也有形而下的部分；既有“道”的部分，也有“器”的部分；既有精神部分，也有生活部分。第二，由儒学发展历史看，明清以降，之所以出现反道学、反礼教的言论，正说明儒学关注生活、走向生活之必要。

杜维明先生对儒学发展前景做过专门的讨论，他认为儒学要想获得新发展，至少要做好这几方面的事情：第一，需要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因为许多研究儒学的人，对世俗俚语和儒学精义都分不清，而把儒学精义与“乡愿”混为一谈，是很难发展儒学的。第二，努力摆脱政治枷锁和狭隘的实用观点，站在较高的思想水平，以比较广泛的文化视野来探究儒学传统价值取向是儒学能否进一步发展的先决条件。儒学研究必须从不探求价值、不深扣哲理、不研究宗教的传统汉学的实证和实用主义里解脱出来，和西方的社会学家、哲学家、神学家和比较宗教学家进行长期而全面的对话。严格地说，儒学能否对今天国际思潮中提出的大问题有创建性的反应是决定其能否在欧美学术界做出贡献的重大因素。第三，儒学要有进一步的发展，必须接受西化的考验。但我们既然想以不卑不亢的气度走向世界，并且以兼容并包的心胸让世界走向我们，就不得不做一番掘井及泉的工夫，让儒家传统的源头活水涌到自觉的层面。只有通过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批判，儒学才有创新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1494894杜维明的这段表述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换言之，这些话主要是针对当时中国大陆的学界状况而言的。历经了“文化大革命”浩劫的中国大陆学术界对儒学理解、把握的水平确实存在很大问题，而因政治干扰对儒学产生的误解、歪曲更是让人担忧，长期的自我封闭也使儒学与世界其他主要学术流派、学术思潮的距离越来越远，所以，杜维明先生十分中肯地提出，儒学要在中国大陆获得新开展，就应该提高知识分子群体的理论水平，就应该摆脱政治对儒学研究的干扰，就应该努力走向世界，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特别是要与先进的西方学术进行对话，而且儒学应有所创见，提出其他学术思潮所缺乏的东西。概而言之，杜维明在这里主要就儒学当代开展的基本条件、前提做了较完整的说明，以西学为坐标展开对儒学价值的开采显然是杜维明所设想的儒学开展方向。

郑家栋近年一直致力于儒学开展方向问题的探索。在郑家栋看来，当代儒学发展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儒学与生活的关系，或者说如何重建儒学与实际的生活世界的联系问题。当代儒学必须真正面对已经大大改变了的社会历史环境，面对当下生活中诸种矛盾和问题，在与种种现代思潮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积极谋求自我调整、转化和充实，并进而寻求切入实际生活的现实途径。儒学必须切实面对现实生活和时代发展中的诸种矛盾和问题，来谋求提升、转化和发展之道。1494895而且，儒学的生命力或许并不在于一般地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在于基于某种人性、人道、人文的立场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进行某种理想性的批判。正是此种思想与历史之间的张力为儒家提供了存活和发挥作用的空间。1494895

蒋庆认为，政治儒学应成为当代儒学发展的一个方向，这是因为，政治儒学是儒学本有的传统，但以往人们注意的、用心的是心性儒学。而政治儒学的基本内容是：关注社会的完善和谐；关注当下变化着的活生生的历史存在；重视社会的政治实践；由经验角度看人性，生之谓性，性本非善，善乃后起；用制度批判人性和政治；有明确的政治理想，可以开出外王。儒学通过对政治的参与、关注、批判、建构而拓展自我生存、发展的空间。因此，政治儒学应成为当代儒学发展的方向。1494897应该说，关注并阐述儒学的政治特征是颇有创见的，而且将儒学的开展方向落实到对政治的干预也是极富胆识的，重视社会生活实践，强调制度的作用，从性恶的角度去考虑人。然而，就当今的情势言，儒学通过政治使自己得到传播和实现价值的可能性极小，因为当今的政治与儒学的价值存在诸多不协调的地方，而儒学的价值往往是对现存政治修正或否定，探讨儒学与政治的最佳合作模式可能也是当今儒学开展的重要前提之一。

可见，从20世纪上半叶至今的近百年时间里，“儒学开展方向”一直是困扰现代儒学研究者的一个重大课题。他们的求索不仅是儒学发展的真实而卓越表现，也为儒学确定怎样的开展方向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智慧。

其一，儒学开展的三大路径：①坚持从儒学传统出发。贺麟将儒学的理学、礼教和诗教视为儒学开展的始点；张君劢把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作为儒学开展的基点；牟宗三认为儒家的“高明之道”应是儒学开展的前提；蔡仁厚所要开出的“生命学问”“民主建国”和“科学知识”，都是以传统儒学为原点，所谓“反本以开新”；龚鹏程则认为儒学本来就关心“小体”，关心感性生活，对形下之器也十分倾心，认为儒学的生活形态是儒学本有之义；蒋庆提倡政治儒学，而所谓政治儒学也是传统儒学本有的内容。②西学是儒学得以开出新方向的必要前提。在风格各异的主张中，几乎没有一种主张不提到西学对开展儒学新方向价值的。贺麟要求以西方的哲学发挥儒家的理学，以基督教精神发挥儒家礼教的精神，以西方的艺术发挥儒家的诗教；张君劢所提出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分别包括了物理、逻辑、哲学、政治和法律，皆为西学之内容；杜维明则强调与西方哲学家、政治家、神学家、比较宗教学家的对话，是儒学新开展的必要条件；在牟宗三看来，儒学如要开展出新的方向，就必须引入西方的名数之学，而且要仿照西方建立国家政制。概而言之，以儒学为基点的主张，也都强调引入西学，只有接纳、吸收、消化西学，以西学为发掘、陶炼儒学的机器，才能真正开出儒学的新方向。③主张与生活结合，反对书院儒学。贺麟认为，儒学必须体现为生活修养，要表现出儒学味、中国味；余英时明确提出儒学的现代出路就是在于它的日常生活化；霍韬晦主张儒学的生命在于走出书斋、走出学院，走向生活；龚鹏程则申明儒学应该坚持其本有的生活儒学方向，儒学也只有表现为对生活的落实，才能显其生命力；蒋庆则看好儒学在政治生活中的前景，紧信儒学必将在政治生活中有所作为，儒学的价值可以通过对政治生活的影响而发挥出来；在郑家栋看来，儒学必须通过对生活的问题、矛盾的解决来体现自身价值，并由此开出新路。

其二，儒学开展的四大模式。将上述观点加以总结，其所显示的儒学开展方向模式主要有四种。一是政治儒学模式，以牟宗三、徐复观、蔡仁厚、蒋庆为代表。在牟宗三看来，儒学传播的主要路径在政治，而儒学的理想也是使政治接纳并吸收儒学，以达到改善政治的目的，所以儒学要积极参与到政治中去。建立现代政制使儒学价值得以实现、得以对象化，从而使现代政治具有儒学价值特征。蔡仁厚继承了牟宗三关于“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主张，认为开出民主政治是儒学基本方向和使命。蒋庆则明确提出了“政治儒学”主张，在他看来，传统儒学就是政治学说，儒学的中心任务是政治；而就当今看，儒学应更积极、更适时地为中国现代政治服务。二是哲学儒学模式，以牟宗三、杜维明、郑家栋为代表。牟宗三以康德哲学诠释儒学，在提升儒学的形而上学品格，在促使儒学在逻辑、范畴、概念的现代性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儒学只是在牟宗三那里才具有了真正的现代哲学形式。杜维明也强调儒学必须与西学对话，而对话的前提之一就是对理论水平、文化视野和儒学概念、范畴的改造。郑家栋主张提升儒学的批评品质，认为儒学应在不断反思自我与社会历史的张力过程中，彰显出自身的批判力，在审判、否定现状中寻找自己的生成和发展空间。这显然是对儒学的一种哲学要求。三是生活儒学模式，以余英时、霍韬晦、龚鹏程为代表。余英时明确主张，儒学的出路就在日用庸常化；儒学不再可能存在于建制中，儒学只有走向生活，才能兑现自己对生活的承诺。霍韬晦认为，儒学如果要摆脱困境，必须从书院走出去，必须走向生活。龚鹏程认为生活儒学才是儒学的真精神所在，历史上，儒学就是以丰富物质生活、建设文化生活和提升精神生活为目的的。四是知识儒学模式，以贺麟、张君劢为代表。贺麟所提出的儒学开展方向包括三方面内容，即理学、礼教和诗教。而西方的哲学知识体系、基督教知识体系和西方的艺术知识体系，是丰富儒家的理学、礼教和诗教的基本内容，也是儒学所追求的方向。张君劢则将儒学开展的方向规划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个方面，与之相应的是物理学、逻辑学、哲学、政治学、法学五个学科；也就是说，在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五个命题中，加入物理学知识、逻辑学知识、哲学知识、政治学知识和法学知识，儒学即会显出新的气象。

其三，儒学新开展应注意的问题。开拓儒学新的发展方向并使儒学的思想、精神得以薪火相传，应该是当代中国儒学研究者的共同愿望。但如何开拓出儒学新方向，则因人的才性、角色和价值取向的不同而各显其异。然而，考诸以往有关开展儒学新方向的各种论说，如下几个问题或许是必须认真考量的。第一，儒学与西学的关系。诚如前述，百年来几乎所有讨论儒学开展方向的著述，都不约而同地预设了一个原则：以儒学（某种）内容为开起的始点，以西学为开起的前提。就前者言，即所谓反本、守常，所谓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所谓理学、礼教、诗学等；就后者言，即所谓哲学、基督教、文学艺术，所谓民主、科学，所谓政治、法律等。这也就是严复、梁启超、蔡元培等思想家所强调的“西学是开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价值之机器”的主张。然而，近百年来，西学在为儒学开出新方向上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呢？是使儒学得到了丰富发展？还是使儒学面目全非而远离了自我？好像所听到的、所了解的不全是好消息，甚至是坏消息更多。比如，儒学的本有话语丧失了，儒学的自我价值丧失了，儒学的原始立场丧失了，等等。就是说，在西学关照下所开出的儒学“新方向”，已经出现了与我们开出儒学新方向初衷相悖的现象。西学对儒学进行了全方位的渗透，过多地将“自己的内容”强加给儒学，使儒学一方面离自身愈来愈远，另一面又被误读和肢解。而这种现象当然不是西学的责任，而是我们这些“引狼入室”的人的责任。因此，如果我们要真正为儒学开出真正的新方向，就有必要对以往开展儒学新方向的工作进行检讨。而这些问题或许是值得我思考的：西学的角色究竟应定在一个什么层面上？西学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有助于儒学的新进展，而不仅仅是停留在观念层面搭建框架并进行没有实际意义的指认？

第二，儒学的多极化走向与儒学基本走向的关系。儒学开展方向呈多极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儒学本身的发展也应有多角度的走向；但必须指出的是，不管那种走向，都必须是有益于儒学开展的新方向，有益于儒学基本思想的延承和发展，有益于儒学价值的实现。这样，就有必要对其不同的开展方向给予规定，不能因为多极化而彼此背道而驰，不能因为多极化而互不理睬，不能因为多极化而各怀打算，不能因为多极化而消解儒学的生命。所以，儒学发展的多极化决不意味着“儒分为八”，决不意味着儒学的分崩离析，而应是儒学最具生命力的表现。就是说，儒学的发展方向可能是多向度的，但应有一个基本方向，其他方向是这一个方向的补充。我们主张的儒学基本方向是生活化方向。不管哲学儒学、生命儒学，还是知识儒学、政治儒学，都是在自己的那个视角为儒学开出新的方向做贡献，或者说为生活儒学做贡献。

第三，学术儒学立场与意识形态助力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儒学确实因借助政治资源而使自己获得不少好处，如儒家的礼制、儒家的伦理道德、儒家的价值观念等，在历代朝廷的鼓励或强压下，经过长期的教化熏陶，已成为中国的人习惯和基本的精神。当今开展儒学新方向，也欢迎政策政治的帮忙，但决不像传统社会中那样，与政治同流合污，甚至成为政治的帮手，儒学必须坚持学术儒学的立场。所谓学术儒学的立场，就是要儒学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坚持话语的自我性；就是要儒学代表社会的良心，关怀众生的利益；就是要儒学彰显其批判功能，提升社会品质。也只有这样，儒学才能亲近民众，才能为广大民众接受，才能有真正的感召力，才能不被投机者所利用。所以，我们主张，儒学应该成为知识分子的武器，在更新儒学的同时也改变自己，进而改变社会。总之，在儒学开展方向上，应坚持儒学的学术品格，而不应奢望借助意识形态的推动而获得发展。儒学在历史上被利用、被歪曲，甚至有儒者将儒学政治化，这是对儒学的践踏，也曾给儒学的发展带来极大损害。所以，学术儒学的立场必须在儒学开展新方向上坚持。

《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